來源: 國學文化 六書推類而用之，其義最精。昏，本爲日之昏，心目之昏猶日之昏也，或加心與目焉，嫁取者必以昏時，故因謂之婚，或加以女焉。熏，本爲煙火之熏，日之將入，其色亦然，故謂之熏，【楚辭】猶作╂熏黃，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謂之熏，或加糸與衣焉；飲酒者酒氣酣而上行，亦謂熏，或加酉焉。夫豈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學者昧於本義，故言婚者不知其爲昏時，言日曛者不知其爲熏黃，言╂熏帛者，不知其爲赤黑。它如厲疾之厲，別作癘，則無以知其爲凶厲之鬼，夢厭之厭別作魘，則無以知其由於氣之厭塞，邕且之邕別作癰，則無以知其由於氣之邕悖揮欄柚永別作┭雜廓，則無以知其聲猶水之衍永，璀粲之粲別作璨，則無以知其色猶米之精粲。惟【國語】、【史記】、【漢書】傳寫者希，故古字猶有不改者，後人類聚爲【班馬字類】、【漢韻】等書，不過以資奇字，初未得其要領也。所謂多學而識之，非貫之道也。
戴侗所舉例字有『曛、醺、癘、魘、癰、璨』等13字。他認爲，學者們之所以昧於它們的本義，在於不明白它們的根本所在，不明了它們的產生及分化過程。這些字的根就是它們的聲符，即『昏、熏、厲、厭、邕、永、粲』等字，最初只有這7個字，它們一身擔負了相關的幾種意義，後來才增加了意義偏旁――形符，分化出新的諧聲字，這是部分諧聲字分化的一般情況。學者們明白了這一點，考求諧聲字意義時就應從諧聲聲符入手，推求它們的根，進而把握它們的確切意義。不明了這一點就會『昧於本義』。戴侗的研究從某種程度上把握住了『右文』表義的本質(註：王寧先生用『詞源意義是同源詞在滋生過程中由詞根(或稱語根)帶給同族詞或由源詞直接帶給派生詞的構詞理據』一句話給『右文』表義的本質特徵作了科學的理論概括。參王寧【詞源意義與詞彙意義論析】一文，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
綜合【六書通釋】及正文中的論述，【六書故】所做的推闡有以下三種系列：
1.本義分化系列
如上所舉【通釋】中『昏、熏、厲』等七例均屬此列。其他如：
張炅記校弓拖弦也。張之滿曰張，去聲。……張帷幕亦曰張。……後人加巾作帳。肌肉掌鷚嘣徽擰！…別作脹。水張盛亦曰張，別作漲。(卷29)
2.『正義奪於借義』系列
這一組字的分化很有意思。正義(本義)被借義所奪，另造諧聲字以表示正義。如雲與雲。『雲，地氣上騰爲雲也，古文……從上，象雲氣上騰。……雲借爲雲曰之雲，雲爲借義所奪，故加雨爲雲。』(卷2)。雲本象雲狀，借爲雲曰之雲，久借不歸，成了雲曰專用字，於是另造『雲』字代替『雲』的本義。(今天簡化後『雲彩』又恢復用『雲』)。
3.書傳義及假借義分化系列
戴侗在無法考求分化系列字根的本來意義時就從書傳用例歸納其意義，用書傳義系聯同聲符而意義相關的一組諧聲字。如卷29『童』，本義未達，書傳義爲兒童。由此而有『僮、瞳、┡Ｍ』等。
戴侗看出了諧聲字後起，而意義起於右文，即聲符。從文字分化看，諧聲字的職能最初是由聲符一個承擔的，後來才增加各種偏旁(形符)，孳乳分化出一組新的諧聲字，它們各自分擔聲符原來所承擔的各個義項(這一點從古文字發生學的角度看，符合漢字發展的事實。)初文和分化字聲符(即分化字字根)的相一致，體現了初文(字根)和分化字的族屬關係，它們之間有明顯的先後繼承和孳乳相生、繁衍的淵源關係。即在新的諧聲字中，初文(字根)作了它的聲符，也就把它原來的意義、聲音一同帶入諧聲分化字內，這樣諧聲字就有了初文的某種意義，它們之間而且聲音相同或相近。同聲符的字往往聲音相近，意義相通，根本的原因在於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字根』。後來的『音近義通』的學說就『是以同根詞爲前提的』，『在同族詞中，派生詞的音和義是從其語根的早已約定俗成而結合在一起的音和義發展而來的，因此帶有了歷史的可以追索的必然性。』[2]64
與『右文說』相比，【六書故】的『六書推類而用之』的長處是什麼呢?『右文說』所謂的『右文』，指的是諧聲字的聲符。王子韶的作法主要是比較許多聲符相同、形符相異的字，因而能看出這些字的共同意義。這種作法從方法上講是可取的，但結論卻不一定完全可靠。因爲諧聲字產生的時代、地域不同，加上聲音表義的多元性，即同一語音形式可以表示幾個互不相關的意義。『右文說』的最大弊病在於認爲聲符表義是必然的，凡從某聲必有某義，實踐中難免牽強附會，或結論與諧聲所表詞義不符。有清以及近代學者運用『右文』研究詞義都難免犯這樣的錯誤。在『右文』上要下『凡』、『皆』這樣的全稱肯定判斷，應建立在分析全部同一聲符的諧聲字基礎之上，建立在文獻根據上，否則是以偏概全。戴侗『六書推類而用之』雖也從右文入手，但與一般所謂的『右文說』有所不同，也與王觀國的『字母』說有所不同，其高於『字母』說之處在於，戴侗清楚這些形聲字的歷時分化過程，他看出了形聲字後起，其形符偏旁爲後加，而其義則起於右文，故他能從諧聲字產生的歷史過程中分析諧聲字的意義，找到了這些字的根，以字根貫通同聲符的同族字[3]。戴侗的研究爲『右文說』科學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對我們今天推尋漢字同族字字根，系聯同源字，研究同族字的關係有借鑑意義。
三、右文說的總結與轉型
清代以及近代是『右文說』的理論總結以及轉型階段。明末清初黃生【字詁】、【義府】有許多地方是有關右文的，如【字詁・紛詎┓幟癃衤分棼】云：『物分則亂，故諸字從分者皆有亂義。紛，絲亂也；冢雨雪之亂也；┓幟癃，鳥聚而亂也；衤分，衣亂也；棼棼，亂貌也。』黃氏已注意從聲音貫通語詞，如【義府・朐忍】云：『蚯蚓即朐忍之轉音。』後來清代錢大昕、錢塘、錢坫、桂馥、姚文田、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阮元、黃承吉、朱駿聲、王筠、陳澧等都有關於『右文』求義的論述。如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屢言『凡從×之字皆有××之義』，段氏援用『右文』材料達68條[4]94。如【說文解字注・齒部】段注曰：『凡從「奇」之字多訓「偏」。』清時朱駿聲【小學識余・形聲多兼會意之字】歸納出了30多條『右文』材料，如『凡從卓聲多有高大意』、『凡從斯聲多有散意』等。黃承吉是清代『右文』研究中的又一大家，黃氏是一位高舉『右文』大旗的學者，其【夢陔堂文集・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代表了他關於『右文說』的基本主張。黃氏的學說基本上承繼段玉裁、朱駿聲，但比他們走得更遠，他明確指出：『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這一全稱肯定判斷過於絕對，但黃氏關於聲符與形符綱目關係的論述卻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凡字之以某爲聲者，皆原起於右旁之聲義以制字，是爲諸字所起之綱；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則即爲由綱之聲義而爲某事某物之目；綱同而目異，目異而綱實同。』持相同看法的學者還有陳澧，其在【說文聲表・自序】中說：『聲肖乎意，故形聲之字，其意即在所諧之聲；數字同諧一聲，則數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離其宗也。』
清代學者研究『右文』而又能超越『右文』，能擺脫形體的拘牽而探討音義關係，正如王念孫在【廣雅疏證・序】中所說：『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從字源轉向詞源，這是『右文』研究上的轉型，這一傾向與歷史上的『音轉說』相結合而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音近義通』的詞義探求理論。近代以來對『右文』以及漢語詞源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做出過開拓性研究的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黃季剛先生的【文字聲韻訓詁筆記】。對歷來『右文說』問題做出過集大成研究的是近代學者沈兼士先生。他的【右文說在訓詁學史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文是『右文說』研究中帶有總結性的一篇經典文獻。他對『右文說』的歷史作了回顧總結，並在此基礎上歸納出了『右文說』的基本理論思路。如右文分化的一般公式：其一、借音分化(聲符非語根，乃借音字，另有本字)，其二、本義分化式(聲符即語根)。用這兩個公式分析右文，把無系統的右文資料統率在一個系統之中，條理井然。從對『右文』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關於今後訓詁研究、漢語語根探討的設想，爲在『右文說』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中國訓詁學、語言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楊樹達先生在『右文』的探討、同源詞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楊先生認爲研究語源必須以形聲字作對象，他總結出『形聲字中聲旁往往有義』的觀點。楊先生的主要觀點見於【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積微居小學述林】、【積微居甲文說】等著述。當代學者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張舜徽先生的【導讀】與【約注】、王寧先生的【訓詁學原理】以及系列漢語詞源研究論文、劉又辛先生的【『右文說』說】與【訓詁學新論】，才逐步把『右文說』引上了科學化的道路，爲漢語詞源學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 作者：黨懷興)
[參考文獻]
[1]徐莉莉.【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聲符替代字研究[M]∥語言文字學刊.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
[2]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3]黨懷興.聲轉――漢語音轉問題的關鍵[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6).
[4]沈兼士.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M]∥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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