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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 蕭條異代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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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丘 發表於 2012-5-7 20: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劉緒義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之一。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K齋。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因稱船山先生。明亡,王夫之在衡山舉義兵阻擊清軍。戰敗後退至廣東肇慶,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行人。因面責兵部尚書王化澄『徇私植黨』,差一點身陷大獄,死於非命,就到桂林依附擁立永曆的瞿式耜。當瞿氏殉難之後,船山知事有不逮,就決心隱遁。先後輾轉湘西、郴、永、漣、邵間,竄身瑤洞,棲伏林谷,隨地托跡,潛心學術,刻苦研究,勤懇著述,歷四十年『守發以終』,其愛國氣節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於天文、曆法、數學、地理等領域均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在哲學上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讀四書大全說】卷十);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又用『蘊生化』說明『氣』變化日新的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也又『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他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周易外傳】卷五),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行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以知為行』和禪學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觀點。政治上反對豪強地主,主張『以夫計賦役,而不更求之地』,『輕自耕之賦,而佃耕者倍之』。善詩文,工詞曲,論詩多獨到之見。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其中【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張子正蒙注】、【思問錄內外篇】、【黃書】、【噩夢】等,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
  這些為人熟知的東西我們就不詳說了,這裏要說的是一個長期以來為人們所難以理解的謎。
  眾所周知,凡讀過杜詩的人,誰不為詩人對國事的關心,對人民的摯愛而動容呢?王夫之卻是一個例外。其例外之處何在?
  其一,王夫之是第一個譏批杜甫詩品人格之人。王船山批杜可以說是遍及杜詩。如在評杜甫【漫成】一詩時說:
  杜又有一種門麵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裝名理名腔殼,如「致君堯舜上,力(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闕處。或加以不虞之譽,則紫之奪朱,其來久矣。【七月】、【東山】、【大明】、【小毖】,何嘗如此哉!(【唐詩評選】卷三,【船山全書】第十四冊)
  直指杜甫的詩是為了裝門面、盈局面。又說:
  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於血勇。丈夫白刃臨頭時且須如此,何況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
  一件衣服穿十年,一個月才吃九頓飯,這樣窮愁潦倒的人怎麼可能來行忠孝呢?繼而他還對杜甫憂國憂民之情提出了懷疑,如他在評【詩經•竹竿】時借題發揮,說:
  【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詩廣傳】卷一,【船山全書】第三冊)
  在船山看來,杜甫之憂其實是表面功夫,憂之在眉就是假憂。
  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歷來被人稱為杜甫『平生第一快詩』,格調之快,心情之快溢於紙上。王夫之卻認為:『杜有「劍外忽傳收冀北(當為薊)」諸篇,大耍此一法門,聲容酷肖,哀樂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唐詩評選】卷四)在船山看來,正是他大耍『憂之以眉』的法門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證。
  總之,在老先生眼裏,杜甫是一個滿紙虛聲,空話連篇,只知呼窮叫苦,不知憂國憂民的心術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
  除此而外,還在評初唐王績【野望】時罵杜甫『誨淫誨盜』:
  『大都讀杜詩詩學杜者皆有此病,(不紹古響),是以學究、幕客案頭,胸中皆有杜詩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饅頭饊子也。杜於歌行自是散聖、庵主家風,不登宗乘,於他本色處揀別可知。(【古詩評選】卷一)。』
  其次,他是第一個提出『李優杜劣論』的人。
  第一個提出『李優杜劣論』的,【漁隱業話】指是元稹,元稹先杜而後李,引得韓愈不快,作『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來回應,提醒大家要對李杜並重。此後,唐有白居易、宋有葛立方,則明確黜李揚杜;宋有楊億、明有楊慎,則黜杜揚李,元明兩代,基本上是李白的風頭要遠遠超過杜甫。
  到清代,由於乾隆帝撰【唐宋詩醇】,並在自序中說:
  有唐詩人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為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至今奉為矩E,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之太白,亦千古一人也。
  又云: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縱恣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沉鬱,其言深切着明,往往窮極筆勢,盡情事之曲折而止。
  最後乾隆總論李杜云: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禍亂之萌,成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縱慨嘆,以致其忠愛之心,其根於性情,篤於君上者,按之固無不同也。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朝之精華,掃五代之柔靡,詞華炳蔚,照耀百世,而人又何以異哉?
  乾隆的出發點是李杜不分軒輊,因而,後世就以『詩不可以論劣』為李杜優劣論作結。
  其實,此前不管是黜李揚杜還是黜杜揚李,抑或是李杜並駕論者,多從詩的才情和思想作結,而獨獨王船山,第一次明確提出李優杜劣,則是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出發的。
  李獨用本色,則為「金陵送別」一流詩,然自是合作。杜本色極致,唯此【七歌】一類而已,此外如夔府詩,則尤入俗丑。杜歌行但以古童謠及無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蘭詩】與俗筆贗作蔡琰【胡茄詞】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處。高者為散聖,孤者為庵僧,卑者為野狐。
  後人稱杜陵為詩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開元天寶本紀在內。俗子非出像則不省,幾俗賣陳壽【三國志】以雇說書人打匾鼓,夸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唐詩評選】)
  在這裏,王船山也從本色入手評議李杜,但他認為杜甫真正稱得上本色的,只有【七歌】。至於其他類詩,孤、卑參雜。
  他譏杜詩【石壕吏】是『於史有餘,於詩不足』。認為譽杜詩為詩史者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閔者』(【古詩評選】卷四),指斥杜陵『三別』是『灰頹,不足問津風雅』,堆砌事實,缺少氣骨,乖離風雅之旨。
  在評【千秋節有感】時說:『杜於排律極為漫爛,使才使氣,大損神理;庸目所驚,正以為是杜至處。』
  在評【後出塞】之一『獻凱日繼踵』時說其『直刺而無照耀,為訟為詛而已』,『杜陵敗筆有「李(李鼎)死歧陽,來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種詩,為宋人漫罵之祖,實是風雅一厄。道廣難周,無寧自愛』。
  那麼,王船山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貶杜批杜呢?為什麼他要逆無數杜甫的擁躉們的喜好,把杜甫從詩品到人品全盤否定呢?這幾乎成了眾多研究杜甫和王夫之的學者們鬱積在心的一個謎。
  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解開這個謎。
  說起來,王船山對杜甫是情有獨鐘的。王船山貶杜批杜並非隨興所為,從上文列舉的例子來看,他是熟讀杜詩並為杜詩作了厚厚的評點的。可以說,他與這位相隔900餘年的前輩詩人杜甫是由愛生恨,愛恨到了難以融解的地步。這裏只需舉一個例子:
  杜甫有一首題為【月】的詩: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境,風簾自上鈎。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杜甫對於『月出』來說是非常敏感的,他的詩裏曾反覆出現月的意象,每一次寫月都感受到一種新生般的體驗。這首詩,蘇東坡曾給予高度的讚美:『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可見此詩的不凡。
  
 樓主| 南丘 發表於 2012-5-7 20:00 | 顯示全部樓層
  反清復明失敗後藏身衡陽的王夫之,寫下了【讀文中子】二首,其中第二首云:
  天下皆憂得不憂?梧桐暗認一痕秋。
  歷歷四更山吐月,悠悠殘夜水明樓。
  大家看,這不是異代詩人千秋印心麼?王夫之在詩中完全襲用了杜詩,把那句被東坡先生譽之為古今絕唱的兩句直接引入詩中。這難道不能說明王船山對杜詩的喜愛麼?
  既然如此,船山為什麼又要以近乎誅心似的攻擊杜甫呢?在我看來,原因有二。第一,憂國在眉與憂國在心。船山攻杜,與船山的哲學思想有關。船山攻擊杜甫的人格,源於船山躬行實踐,強調知行統一的哲學主張。應該說,杜甫所處的是安史之亂的混亂時局,而船山所處的則是明亡清興這一民族生死存亡之轉折關頭,二者有很多的相近性,但船山所處的時局有過之而無不及。船山以為,在安史之亂那樣的時代,杜甫既然作為一個有着滿腔報國熱忱的詩人,就不能只說不做,而應該化為實際行動,去拯救盛唐文明免遭毀滅。而杜甫恰恰只是把他的那種愛國熱情化入詩中,故而船山判定杜甫是一個虛聲滿紙,空話連篇,只知呼窮叫苦,不知憂國憂民的人,他的憂國是憂在眉上而未憂在心頭。僅僅把滿腔憂憤灑於紙上,這樣的憂國誰不會呢?船山先生自己則恰恰是一個知行合一者。事實上,也只有像船山先生經歷過那樣的時勢、那樣的痛苦的人,方才懂得憂國在眉與憂國在心的區別,這也就是常人無法理解船山先生批杜的根本原因。
  第二,崇尚風雅與別有寄託。船山攻杜詩則與船山的文字思想與政治主張有關。船山譏評杜詩,認為李白優於杜甫,源於他文學思想主張特別是他的風雅觀。船山一貫以為,『三國以降,風雅幾於墜地』。因而,船山推崇秦漢而貶抑唐宋,他的文學思想是典型的厚古薄今的。他崇尚本色,而對杜甫詩中那種過於沉鬱的風格非常不滿。這一點與後世的毛澤東的看法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船山的政治思想主張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也就是他的褒貶不摻雜個人私人感情,而是着眼於天下。因此,他與杜甫,雖然在愛國情感上感同身受,但他更強調知行合一,要把愛國情感轉化成具體實踐。可以說,船山是在借評杜攻杜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張。這也是導致他對杜甫幾近誅心式的攻擊的一個原因。
  因此,結合上述兩大原因,我們不難理解船山對杜甫的責難實是異代蕭條不同時。事實上,正是有了王夫之,湖湘文化中那種浸透千年的悲情才得以爆發,衝決於紙上,外化為知行合一。從此開始,肇啟了湖湘士子經世致用的嶄新風氣。在王船山的身體力行和教化下,湖湘文化中那鬱積多年的悲情開始慢慢地消融於洞庭煙波之中。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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