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词“以诗为词”说

  : 房日晰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词人。其词品第之高，风格之多样，为历代学人所称道。毛晋评其词曰：“杨用修云：‘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予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放翁词跋》）今人薛励若评曰：“其词亦兼具雄快、圆活、清逸数长。”（《宋词通论》）所论均极中肯綮。我以为陆游词多似诗。前人所谓“东坡词诗”（谢章铤《双邻词钞序》）、“苏以诗为词”（徐君野《古今词统》参评语），将其论苏轼词的这些评语，移来评陆游的词，也是极恰切的。
　　
　　一
　　
　　“以诗为词”，是北宋学人对苏轼词的一种较普遍的认知。“《世语》言：……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后山诗话》）。“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王直方诗话》）。这是他的门人晁补之、张耒对其词的评价，这种评价苏轼也是默认的。可见，苏轼“词似诗”当时就得到较普遍的认同。然对其历史功过与审美评价，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立的意见。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向子酒边词序》）
　　陈师道站在尊体的立场，以非本色否定苏轼词；胡寅则以苏轼“以诗为词”形成新的超逸旷放风格来肯定苏轼词。观点的严重对立，说明对“以诗为词”价值观的重大分歧。
　　“以诗为词”从原初意义上说，是站在尊体的立场上对词人冲破旧的作词规范的贬抑，言他们不是以词的笔法填词，而是以诗的笔法写词，因而使词变了调子，走了样子，从而失去了它应有的艺术本色，变成了诗的格调。事实上，苏轼“以诗为词”，是对词的狭隘题材的解放，是对词的表现功能的开拓，是对词境的大力拓展，给当时内容狭窄柔软乏力的软绵绵的词风，注入了诸多新的血液，使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艺术表现力增强，艺术风格焕然一新，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词的活力。这种对词的革新，在词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我们可以说，苏轼对词的革新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行动，使词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北宋词坛。也毋庸讳言，“以诗为词”对词的艺术个性有所削弱、消减，对唐五代宋初词的体格特征有所异化，是词向诗的特征的某种程度的回归。然它终竟代表了词的一种发展的新趋向。与他同时的黄庭坚、晁补之、李之仪、贺铸等人，其词都有某种程度的诗化倾向，是他词体革新的同盟军。其后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以诗为词”得到了继续与承传。到了陆游所处的时代，“以诗为词”已成为词的主调了。陆游则在“以诗为词”的合唱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陆游对词的认知与创作，在思想深处是颇有矛盾的。他认为词不登大雅之堂，不能与“言志”的诗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非常喜欢填词，并乐此不疲。他在《长短句序》中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从理性上说，他站在士大夫立场上，仍以词为小道，并对早年“汩于世俗”作词而“悔之”。这种观点是相当陈旧的，在当时就是落后的，是对词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贬抑与否定；但从感性上讲，他非常喜欢作词，虽然对自己曾经作词“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虽说“绝笔已数年”，实则后来仍写了许多词；虽曰编辑词集是为了“以志吾过”，实则爱而不舍，不能丢弃。这种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还反映在他对词的评价上。他对前人的词作或词集，做过一些题跋，其矛盾思想在这些题跋中，得到集中而突出的反映。他在《跋〈花间集〉》时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彭孙y云：“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金粟词话》）《花间集》多系西蜀词作，在晚唐五代时期，四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反映市民情绪与统治阶级享乐思想的词，得到空前的发展。陆游对《花间集》作者的责难，既与晚唐五代西蜀的社会不符，又反映出他的文学观念的正统，以“言志”的诗衡量言情的词，因此对《花间集》的词人只写艳情而不顾国计民生极为反感，但他对前人的一些词作，则极为欣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飞卿《南歌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渭南文集》）又说：“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渭南文集》）。他谈的是温飞卿与苏轼的词，但最后却说“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可见，他对词与诗的体格是不大分辨的，甚至可以说词法与诗法是一致的，没有区别的。正因为如此，他在评陈师道词时说：“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辞（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渭南文集》）诗词异体，作法自别，一位作者擅长此而不擅长彼，这是常见的现象，有什么奇怪？陆游对陈师道工诗而不工词不大理解，说明他对诗词之体格微妙区分是不大了然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对诗词作法不分的观点，反映在他写词上，不是自觉地遵守体格，而是自发地填词。那么，他对词的本色、特征，不是那么精到和谙熟，于是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诗人之笔填词，出现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二
　　
　　陆游词似诗情境者甚多，大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词中杂有诗句，一首词往往为诸多诗句与词句共同构建，形成诗句与词句混杂的词体。词中杂有诗句的情况，在陆游词集中，几乎是俯拾即是。譬如：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鱼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这是两首《鹧鸪天》词。《鹧鸪天》词牌本来是由七律演变而成的，它仍有诗的某些特点和烙印，显现着由诗转换词的某些痕迹。而这两首《鹧鸪天》词，简直就都是七律中三个联句，太像诗了。这些句子如果不是从陆游词集中抄出，而是从某个类书中找出的佚句，那么，与其将它们定为残词，宁可定为残诗。因为它们的语言、意象、气势、格调都是诗的。由此可见，这两首词的主体是由诗构建起来的。因此，它们的形式是词，用了词调，符合词的韵律，而其精神实质却是诗，是“以诗为词”的例证。
　　在陆游词中，参杂的诗句很多，简直不胜枚举：
　　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
　　天若有情终欲问，忍教霜点相思鬓。（《蝶恋花・离小益作》）
　　忙日苦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浣溪沙・和无咎韵》）
　　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鹧鸪天・葭萌驿作》）
　　一句丁宁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蝶恋花・禹庙兰亭今古路》）
　　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临江仙・离果州作》）
　　一般来说，词句软，诗句硬；词句多用比兴，诗句多用赋笔。以上诸例，均为赋句，且有着诗的刚健语气与情调，这都证明在放翁词中，含有较重的诗的特点。换句话说，他的词的建筑材料与构成部件，多是诗的而非词的。因此，他的某些词的整体，也显示出某些诗的特征，读起来有颇为深厚的诗的情味。
　　其二，就词的语言表现而言，陆游词的语言多是诗的，而非词的。
　　

　　诗主要用赋笔，参以比兴；词则以比兴为主而参以赋笔。诗词虽然都用赋比兴，但其重心则是不同的。因此，就语言风格而言，诗显而词隐；诗主旨明朗，词情调含蓄；诗感情直率，词感情多委婉之致。陆游虽然也写过一些优美的婉约词，但大部分词则超旷豪迈，其情思旷放，感情直露。尽管词人在哀叹“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但其爱国之志不能伸展而处处碰壁的不幸遭遇，并未形成感情郁结的悲郁之情以寓之于词，写出如辛弃疾词那样曲致抑宕感人至深的沉郁悲凉的词篇，却将心中的郁闷与不快，以旷放的笔调写出，显得有些质直。如《木兰花・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身如西渡头云，愁抵瞿塘关上草。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笈凶淼埂＝癯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上阕是对流落巴山，壮志未遂，岁月白白流失的哀叹，有着较浓的不满情绪；最后却说：“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言外之意，大家都彼此彼此，而不是我一人的不幸。从深化主题来说，可以说展示了时代的悲剧；然从个人感情说，却因旷达而淡化了。他的许多词都是感情旷放而意尽词中的。在写法上，大都是从头到尾的叙述，将意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没有比兴，没有象征，没有曲折，也无波澜，结构显得有些平直。这样的词，岂能有含蓄蕴藉之致？
　　其三，其词多诗境而非词境。词，虽然是广义的诗，但词境与诗境却是不同的。王国维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如上所论，陆游往往以诗笔写词，其词多为诗境而非词境。现以两首《生查子》为例：
　　还山荷主恩，聊试扶犁手。新结小茅茨，恰占清江口。风尘不化衣，邻曲常持酒。那似宦游时，折尽长亭柳。
　　
　　梁空燕委巢，院静鸠催雨。香润上朝衣，客少闲谈麈。鬓边千缕丝，不是吴蚕吐。孤梦泛潇湘，月落闻柔舻。
　　这两首词，词人写其超尘出世之思，是隐逸诗的情调和境界。诗意浓郁，极富诗的意趣，而缺乏“要眇宜修”之致。因此，是诗的意境，而非词的意境。在形式构建上是“境阔”之诗，而非“言长”之词。它如果未标词调，也会被人误以为是诗人写隐逸之思的两首五言诗。
　　这种饱含诗的意境的词，在陆游词集中是较多的。如“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眼底荣华元是梦，身后声名不自知。营营端为谁。幸有旗亭沽酒，何妨茧纸题诗。幽谷云萝朝采药，静院轩窗夕对棋，不归真个痴。”“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料峭余寒犹力，廉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与君同醉醒。”在这两首《破阵子》词中，词人写其看破红尘醉隐渔樵之乐，词句蕴含哲理之思，多似人生格言。且有诗的直率明朗，缺乏词的委婉含蓄。余如《桃园忆故人》（一弹指浮生过）、《鹧鸪天・送叶梦锡》、《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等，都显现着词的情调和境界。
　　从以上三方面看，陆游的词，在艺术表现上，多是“以诗为词”的。它逐渐疏离了词的本色并向诗靠拢。在对词的特色的消减或异化中，他的词倒近似“长短不葺之诗”了。
　　
　　三
　　
　　“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陆游胸怀恢复祖国之志，一生迄未实现。拳拳爱国之心，屡见诸诗篇。临终还向儿子特意叮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爱国之诚挚执着，令人感动。虽然他一生很不得志，然因其性格旷达，胸中很少有郁结苦闷之思，难言之隐。他的词多直抒胸臆之作，当其感情勃发时，信笔直书，淋漓酣畅，明白如话，极少旨寓文外的情景。其词雄豪旷放，时含议论，有很重的文辞风貌。如此等等，按照词的严格律度与审美的标准衡量，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非词化倾向。诗有诗品，词有词格，这是不言而喻的。沈义父云：“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同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如只直咏花卉，而不著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乐府指迷》）所谓“词家体例”要“著些艳语”，这是说词的语言宜用燕语莺声、娇艳滴呖的柔软语。朱彝尊云：“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曝书亭集》）是谓词辞微而旨远，能寄托情思。善言词者，要以《离骚》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之义而释词。陆游的词，无论从语言情调说，抑或从寄托情思说，都不免疏离词的品格而近似诗。前人论其词谓“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放翁词提要》）。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同上）也自然是令人心悦诚服的结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陆游《鹊桥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