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貶赴潮州取道何方

  : 李　菁

　　元和十四年正月，韓愈因上【論佛骨表】觸怒唐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即刻出京赴潮。從長安到遠在數千里之外的嶺南，走哪條路對當時的韓愈來說最為妥當？我們根據其『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商顏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次鄧州界】）、『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過南陽】）、『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題楚昭王廟】）、『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瀧吏】）等詩句所述，可知韓愈選擇的是商山路。具體而言，是出長安後向東南行，走西京至藍田間驛道，復轉藍田、武關驛道；再向東南入鄧州，南下過襄州；經荊州渡江，南下過岳、潭、衡、郴等州，然後越嶺至韶州，最後由廣州東行，抵達潮州。從京城至嶺南，一路上涉江渡湖翻嶺過海，倍極艱辛，因此，選擇一條合適的路線至為關鍵。里程是否相對少，路面是否平靖，以及一些主觀因素如路途是否熟悉、沿途是否可能有友人接待等等都是應當儘量考慮到的因素。那麼，在當時嚴詔急譴之下的韓愈，為什麼會選擇商山湖湘路作為他的赴潮路線呢？
　　唐朝水陸交通發達，驛館制度也比較完善，大約每30里設一驛站，全國水陸驛計1639所。驛道、驛館雖專為官中信息之傳遞而設，百姓亦可依以遄行。時交通之便達有資料可證，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載：開元中，『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所以，從京城南下嶺南，在如此便利的交通條件下，可供選擇的路線就大方向而言至少有兩條：
　　其一，取兩都間驛道。出長安而東，沿渭水，出潼關，由陝州而東，離開黃河，偏南行至洛陽，再經運河南下。長安洛陽之間的兩都驛道在唐朝乃全國第一重要驛道，成熟、完善而且路坦易行。該驛道沿途有驛館約30個，行宮約19個，來往於兩京之間的唐代帝王、百官、舉子、商人和遊客頻繁穿梭的身影常可見於此途。兩都間驛程，計約835里（本文所記各地之間的驛程里數，均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其二，取藍田至武關驛道即通常所謂商山路。先由長安東南行，溯灞水東側，至京畿道東南隅之藍田縣。過藍田關後，東行數里，穿越京兆府與商州分界線之秦嶺。此段路途先緩後險，行走較為艱難。爾後便進入商州境內的丹江上流，再沿此道前行，經商州，出武關，至鄧州而南行。這條從長安至漢水江畔的襄陽，呈西北、東南走向的交通路線因主要通過商山山區而被稱為商山路。
　　這兩條路線是長安至淮南、江南、山南、嶺南的必由之路。而要前往潮州，這兩條主線又可分出幾條支線來。如取兩都驛道東至洛陽後，可以先南下汝州，再折向西南至山南東道的鄧州，然後取荊襄、湖湘南下；另外，也可以從洛陽東經通濟渠至汴州，沿汴河自東南而下，入淮後順淮水轉至邗溝，在揚州渡江，再沿江南河抵杭州，然後折而西南，經歙州或衢州西至饒州，從洪州南下，取虔州大庾嶺路至嶺南。相較而言，這兩條支線中，自洛陽轉經荊襄南下似乎不太有必要，因為這條路線除了比藍武商山道平坦易行外，並無更大優勢；而從洛陽經通濟渠、邗溝、江南河南下嶺南，倒不失為一種更好的選擇。在各段河床都暢通而且周邊未發生兵亂的前提下，取道運河北上南下出入兩都在唐代是相當普遍的。
　　隋唐運河最主要的河段是流經河南道的汴河，又名通濟渠，修建疏通於隋煬帝時期。唐受隋利，大力發展汴河航運，使之不僅成為溝通富庶的東南地區和兩京的經濟要道，更因其航行的便利和安全，吸引着來自巴蜀、江淮或閩中甚至嶺南、安南的商、客船，不計遠近，經由此道。在唐人詩文及傳奇作品中，諸如『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王建【汴路即事】）以及『汴水月明東下疾』（許渾【送王總下第歸丹陽】）等文人取道汴河的例子俯拾即是。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云：『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指唐）實受其利焉。』所指亦即唐代汴河交通之盛況。
　　但是，汴河線也存在致命的問題，一是河床常淤塞不通，需要不斷地及時地疏治；二是容易被兵家控制，或因兵亂而被阻，尤其在唐中後期藩鎮割據情勢嚴峻之時。如穆宗長慶二年，汴州發生兵亂，汴路阻遏不通，而白居易偏在此時受命為杭州刺史。因此，他只好緣藍溪，出藍田關，取襄州路赴任，所謂『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說的就是由兩都驛道→運河線改走藍武驛道→荊襄線了。另外，即使沒有這兩方面的問題，運河線在經由汴河、邗溝、江南河抵達江南東道的杭州後，轉而西向，經由歙州或衢州至饒州，再取道洪州，經吉州，從虔州過大庾嶺至嶺南，繞了個大圈，里程比藍武荊襄線長得多，路途之遙，近8000里。因此，兩都驛道→運河線雖有汴河、邗溝、江南河之便，卻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佳選擇。當然，如果時間允許而遊興又濃的話，走這條線的行人還是不少的。如元和三年十月，李翱被嶺南節度使楊於陵闢為從事，次年正月自洛陽南行赴任，走的大致就是這條線。其【來南錄】一文詳細記載了沿路經行情況：『（四年正月）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乙巳，次汴州。……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乙酉，次宋州。……丙辰，次泗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辛未，濟大江至潤州。……壬午，至蘇州。……戊子，至杭州。……辛丑，至衢州。（四月）庚寅，至信州。……辛丑，至洪州。……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辛未，上大庾嶺。……六月乙亥朔，至韶州。……癸未，至廣州。』他一路上遊山玩水，好不盡興，然而路途遙遠，費時苦多，從正月庚子（二十四日）至六月癸未（初九），花了足足四個半月時間。除了在各景點遊覽停留及與友人歡會占用的時間之外，花費在途中的就有三個多月。就官、商、僧、道、舉子等各色旅人而言，一般情況下，時間這般寬鬆能夠如此悠閒的，雖然不止李翱一人，但恐怕也不會太多。而從長安出發，走八千里路南下潮州，至少對於當時戴罪之身沒有閒暇捨近求遠的韓愈來說，完全是不可能的。
　　從長安出發，如果走商山路，從藍田至武關驛道即商山路向東南而下，情形又將如何呢？商山路在唐代是京城連接東南、西南廣大地區的主要陸路交通幹線，在全國的交通地位僅次於兩都間驛道，是全國的第二驛道，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曾明確規定：『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荊南為次路驛。』（【唐會要】卷六一）而中唐以後，沿汴河線去東南的水陸交通常為兵亂所阻，商山路地位因此更加突顯，前舉白居易赴杭州不得已改道即是一例。所謂『商山驛路幾經過』（韓琮【題商山店】）、『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王貞白【商山】），足見這條路在當時的熱鬧和重要性：唐代舉子蟻趨京城求取功名者，常經此途；公私行旅去江淮、黔中、嶺南者利其捷便，也多選此道。
　　經商山路繼續向東南行，進入鄧州；再由鄧州南下襄州後，這條線也可分做兩條支線。一是由襄州南下江陵，渡過長江後至岳州，然後取道江南西道之湖南全境，溯湘水而上，向南先後經過潭、衡、郴三州，進入嶺南；再由韶州南下廣州，從廣州東抵潮州。這條線不妨謂之湖湘郴州路。第二條支線是由襄州向東，經隨、安、沔三州，渡江至鄂州，再順江東下至江州，然後取道江南西道之江西全境，溯贛水而上，向南先後經過洪、吉、虔三州，再翻過大庾嶺至潮州。這條線可謂之襄鄂虔州路，其後半段與兩都驛道→運河線→嶺南後半段完全重合。兩條支線都兼有水陸驛路，從行走險易程度看，都不免逆水而上的艱難；從里程方面考慮，湖湘郴州路約為5810里，襄鄂虔州路約為5625里，距離相差也不是太大。所以，大致可以據此推測，一般情況下南下嶺南選擇這兩條支線的可能性都比較大。
　　

　　那麼，對於韓愈來說，既然兩都驛道→運河線不太可能在考慮範圍內，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兩線又將如何取捨呢？是年韓愈離京赴潮，乃以左降官身份負譴罪而被逐。按唐令規定，左降官被貶之後要限時發遣，不得在京耽擱或在沿途州縣逗留。如玄宗天寶五載，因為左降官『在路多作逗留，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而加大了對他們的打擊力度，責令『自今以後，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赴任』（【唐會要】卷四一），以至於『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通鑑】卷二一五）。『馳驛發遣』、『馳驛赴任』等字眼此後屢見於史冊，如德宗建中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楊炎貶崖州司馬，『仍馳驛發遣』（【貶楊炎崖州司馬詔】）；永貞革新失敗後，王傘⑼跏邐姆直鴇槐嵛開州司馬和渝州司戶參軍，『並馳驛發遣』（【貶王煽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制】）；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所在馳驛發遣』（【舊唐書・宣宗紀】）等等。當然，『馳驛發遣』、日馳十驛（一般行旅速度約為日行兩到三驛）乃是對罪情嚴重的左降官而言，韓愈因上表急諫迎佛骨而觸怒憲宗以致被貶，罪非惡逆，罪情比之楊炎、王傘⑼跏邐牡熱爍輕，因此雖被限時急遣，所謂『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但行速可能無須『日馳十驛』。
　　儘管如此，敕令嚴急，作為戴罪之身的韓愈自當匆忙上路以求速達。『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倉皇之下，他選擇了藍田至武關驛道，這條路雖然崎嶇難走，但卻比東出潼關取道洛陽、運河更為近捷省時。儘管對於必須匆赴貶所的韓愈來說，選擇了商山路，就必須在『時天晦大雪，淚目苦朦瞀。峻途拖長冰，直上若懸溜』的飛雪苦寒的嚴冬時節，翻越『初從藍田入，顧眄勞頸』的高山（【南山詩】），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兩線之間，韓愈為什麼取前而舍後呢？竊以為，韓愈選擇前者，可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基於前文分析，韓愈趕往貶所，無須『日馳十驛』、日夜兼程，而是『乘驛赴任』（如韓愈有詩題為【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也就是計程而行，一路上勤趕路、少逗留即可。他出發半個月後，經過襄州宜城時尚能偷得些許閒暇游楚昭王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又，其赴潮途中曾作詩【瀧吏】云『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在韶州樂昌縣，據【元和郡縣圖志】所載推算，樂昌縣西北取郴州路至長安約3545里。如果從長安到樂昌費時六旬，那麼，韓愈的行速平均應在每天60里左右，即日行二至三驛。這也說明，當時韓愈赴潮是匆而不迫的，因此，儘管湖湘郴州路比襄鄂虔州路略為遠些，他仍有理由選擇前者。
　　其二，貞元十九年冬，韓愈曾因上天旱人飢狀為幸臣所讒而貶赴位於江南西道的連州陽山。從其時所作的【湘中】、【祭河南張員外文】以及後來的憶作【憶昨行和張十一】等詩中所透露的信息可知，當時他就是從長安東南行，出藍武驛道、由荊襄溯湘水而上、渡湖經嶺而至連州陽山的；且其後遇赦移江陵法曹參軍以及半年後重返京城時，韓愈又再次沿這條路線北上。可以想象，重走這條曾經往返、已經較為熟悉的舊路，對於仕途人生再次受挫的韓愈來說，心理上多少是個安慰。
　　其三，唐代貶逐東南或西南邊遠地區的左降官，多選商山一途；須南下嶺南者，亦多溯湘水而上。如劉禹錫、柳宗元二人，一生兩被貶遷，據尚永亮先生考證，永貞元年，二人一赴朗州、一往永州，皆經由藍武驛道；十年後，他們由貶所返都，又再次經行商山路至灞上（【柳宗元劉禹錫兩被貶遷三度經行路途考】，【唐代文學研究】第七輯）。除劉柳二人之外，終唐一代，曾在這條路上留下足跡的使臣或遷客實不可一二數。僅以初盛唐數人為例：武則天長安三年九月，張說配流嶺南欽州，有詩【代書寄吉十一】云：『一雁雪上飛，值我衡陽道。』又，徐浩【張九齡神道碑】中有句：『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提拂，厚為禮敬。』稱張說曾過嶺經韶，見到張九齡的文章，甚為器重。由是知張說赴欽州，乃經行衡陽、韶州等地。中宗神龍元年，沈縉誄ち髦藎途中有詩【神龍初廢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蘇耽山】，知其南行道出郴州；兩年後，他遇赦北歸，復經韶、郴、潭等州，有【自昌樂溯流至白石嶺下行入郴州】、【哭蘇眉州崔司業二公】（詩中有句『長沙遇太守，問舊幾人全』）等作是據。中宗神龍二年夏秋之際，宋之問在瀧州貶所遇赦北歸，亦曾取道湘水，有詩【自湘源至潭州衡山縣】為證；睿宗景雲元年六月，他二次被貶，自越州長史任流欽州。他從越州北渡松江，溯長江而西至荊州後，南行經過潭州，曾遊覽嶽麓山道林寺，並作詩題壁；又有【晚泊湘江】、【自衡陽至韶州謁能禪師】、【游韶州廣界寺】等詩，將其赴欽州路線清晰勾畫。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張九齡罷職南歸韶州故里，道中有詩【將至岳陽有懷趙二】：『湘岸多深林，青冥結晝陰。』知其此行取道湖湘；開元七年正月，張九齡奉使廣州，有詩【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表明他在南歸故里兩年之後，再次踏上藍武驛道赴嶺南；同年秋，他從廣州使回，循故道北返，有詩【使還都湘東作】為證。
　　職此，既然商山湖湘線乃唐時自京城赴嶺南最主要的路線，初唐以降各朝都有官員、使臣一度或數度往返於此途，韓愈還有什麼必要舍此而他求呢？所以，雖然元和末年憲宗平討藩鎮取得了暫時性勝利，運河線一度得以平靖，韓愈仍然選擇了商山湖湘路，遠赴潮州。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