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用语变迁感言

  来源: 随笔

历史不仅是给今人读的，也是给后人读的。多年来读史，总感觉一些用语不够规范，有些仅仅当今中国大陆居民读得懂，大陆以外的中外人士及后人未必读得懂，如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至少要查辞典。这些不规范用语大体上有两类：
一类是概念模糊的用语：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生活的一元化，一些政治用语被广泛使用到各种场合，从新闻、学术到日常生活皆有之，最终形成今天国人皆知其所指，却又不够规范的局面。最常见的有“党”、“党史”、“建国”等等。
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众多大小政党，如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青年党、民社党……等等，不胜枚举，至今中国大陆除执政的共产党外，还有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但由于中共是执政党，“党”、“党史”、“党章”、“党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委”、“党支部”等，人人皆知为指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习惯。我曾向某些民主党派成员询问，比较一致的答复是，这个“党”字必定指中共，而非其本党，“党史”也不是指其本党的历史。我也曾问过外国人，是否知道在中国“Party”指什么？有不少以为是指朋友聚会，而非CP或CCP。
再如“建国”，大家习惯上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此前为“建国前”或“解放前”的“旧社会”、“旧中国”，此后为“建国后”或“解放后”的“新社会”、“新中国”。
但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建国”，仅二十世纪就有两次，一次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另一次就是本共和国。对台胞说“建国”，他们可能以为是指中山先生创建的民国。至于“解放”、“新社会”“新中国”之类，皆属政治用语或新闻名词，更不是规范的学术用语。“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的概念，现代史、近代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近些年又出现了“当代史”一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现代史也会变成近代史，有些名词就不一定适用了。
我想，规范的用语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成立后），1949年以前（或以后）……
另一类是名不副实应加引号的用语：1949年以后搞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政治运动，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反右”和“文革”。根据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反右”留了个小尾巴，但承认“扩大化”，“文化大革命”则被彻底否定。当前的媒体文字中，这两个名词多被打上引号，盖因其名不副实。
据统计“反右”中99%以上的“右派份子”都打错了，还剩下5000多人，据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的说法，是仍在“继续甄别” 中。“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是对人类文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动。对这两个名词加引号，是很有必要的。
但由于当时的主政者指鹿为马，仍留下两个概念颠倒的名词沿用至今，一为“右派”，一为“左派” ――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产”。
保守谓之“右”，激进谓之“左”，最早是以法国大革命时立宪会议的议席为分野的，如今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概念。但在中国大陆，这两个名词的使用正好相反，如果说某人比较“左”，往往是指他观念守旧不够开放，反之亦然。要改变这种“钦定俗成“的概念，殆匪易事，所以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也加上引号。
以上只是读史中的断想，关于这类概念模糊与名词歧义的现象，可能还有很多，望读者共同为之正名。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近现代史的研究，率以中共党史为蓝本。但中共党史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应有别于其他门类。如果一切近现代史（如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抗日战争史、中国党派史等）的写作皆祖述中共党史，则历史研究不可能前进。
史学研究要不要党性，是由治史者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但历史研究首先要求实事求是，却是没有例外的。以往很多在中共党史中作为定论的东西，现在都有变化：例如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西路军是否执行了“逃跑主义路线”、国民党是否“消极抗战”等等，等等，都是根据史实逐步廓清的。这说明实事求是也有一个过程，但最终是要凭事实说话。
或有人问，你说的都是些国人尽知的常识，何苦为外人忧，为后人忧？
非也，我实为当今史学忧，为今之国人忧。如今是一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若自说自话地编写历史，仅国人肚里知，外人看不懂，后人学不明，何以名之为学问？
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秉笔直书，是为史德，有志者其力行之。曲学阿世，望风希旨，为尊者讳，可称史蠹，有识者当共弃之。
2005年5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2005年《随笔》杂志第四期
作者：章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