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仕優』『學優』的辨析

  來源: 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2004年7月14日A4版的『光明論壇』刊出了一篇題為【仕而優則學】的文章，其中涉及到【論語・子張】中關於『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話。這是孔子的學生子夏說的，本來是【論語】這部書中很富哲理性的名言。但是，自從上世紀60年代判定後一句是在宣傳『讀書作官』之後，『優』就被曲解為『好』，『仕 』這個詞也被解釋為『作官』的意思，直到今天還沒有改變。上述所提【仕而優則學】的作者，立意闡述都很好，但恰恰是受了這種說法的影響，取了前一句，而對後一句則表示了『不敢恭維』。
應當說，從訓詁學的角度看，古漢語中的『優』和『仕』，在今天的現代漢語中，都有多種義項，至於哪一種切合【論語】這兩句話的真正意思，還是可以商榷的。
『優』，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好』，或者『優秀』。這一點早在金代學者王若虛那裡就已經講清楚了。這位先生在關於【論語辨惑】中說到『仕優』『學優』兩句時，就寫道：『舊說以「仕優為優閒有餘力，學優為德進優長」，豈有一字二義，不若皆訓為有餘力也。』至於『仕』，當然有『任職』的意思。但『任職』並不等於『作官』。宋代的邢m大概是第一個把『仕』和『官』扯到一塊兒理解的人。在為【論語】註疏時，他認為這裡的『仕』，即所謂『言人仕官』。於是，後人有編詞典者，就據此把『任職』和『作官』弄到一個義項里。其實，嚴格說起來，邢m所說的『言人仕官』四個字並沒有說清『仕』到底是個什麼意思。後人藉以解釋子夏的這兩句話，當然更難免概念混淆，步入曲解的境地了。
據有關資料顯示，『仕』這個詞，除了『任職』之外，至少還有兩個義項：一是通『事』，『做事』的『事』；二是通『士』，『士農工商』的『士』。【詩經・小雅・四月》裡有幾句寫道：『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這是一首做工者的哀怨詩，說的是『滔滔的江漢之水，南國的眾河都向它匯合，怎麼我這樣竭盡勞苦地做事，人家眼裡還沒有我呢？』鄭玄在為【詩經】作箋時，就指出：『仕，事也』。孔穎達則同樣疏道：『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此外，在談到【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中關於『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的詩句時，【毛詩故訓傳】也認為這『仕』即是『事』的意思。
『仕』，還通『士』。王充的【論衡】述及【孟子・公孫丑下】中關於『有仕在此，而子悅之』的語句時，認為其中的『仕』，即『士』。此外，【舊唐書・崔融傳》裡也有『仕農工商，四人有業』的說法。這裡的『仕』與『農工商』放在一起，正所謂古代的『四民』。
那麼，到底應當如何理解【論語】中的這兩句話呢？在朱熹的【四書集注】中，朱熹寫道：『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意思是說，『仕與學』，所做的不同，但理相同，『仕而學』，是為了不斷豐富做事所需要的知識；『學而仕』，是為了檢驗所學的知識是否合於做事，根本扯不到『作官』不『作官』的問題。
明代鄧林在【四書補註備旨】這部書中，對朱熹的上述觀點進行了深入闡發，說道：『仕，是行其理於世』，沒有講它有『作官』之義。『學，即究其仕之理』，指的是研究『行其理於世』的學問。用我們今天的話說，講的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鄧林指出：『子夏論仕與學者，當各知其所重也。曰：當仕之時，則仕為重，必致君澤民。待職業（請注意：這裡說的是「職業」，而並非「作官」――引者注）閒暇而優乎有餘力焉，則用其功於學，以稽乎典籍之間，其學也非妨乎仕，而適以資乎仕矣；當學之時，以學為重，必修德明道，待涵養純熟而優乎有餘力焉，則推學於事，以見諸行事之實，其仕也非妨吾學，而適以驗吾學矣。有仕與學之責者，豈可不知所重哉！』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根本不是講『官作好了就學習，學習好了就作官』，也不是講『作官有了空兒就學習，學習有了空兒就作官』，而是教導人們：工作也好，學習也罷，要各有所重。工作的人要以工作為重，一旦『職業閒暇』而有餘力時，就要繼續學習，以豐富工作所需的知識；讀書的人要以學習為重，一旦『涵養純熟』而有餘力時，就要參加實踐，以檢驗所學的知識是否合乎實際需要。這，才是【論語】『仕優』『學優』這兩句名言的真正含義。　　
作者：張巨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