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工匠發明了紙

  來源: 光明網

紙的發明對人類的文化傳播、思想進步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紙發明於何時，又是由誰發明的？近60年來，我國學界一直存有爭論。2007年末，有關紙的發明又有兩則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的報道：一是河南博物院近10年的展覽，『四大發明』只展出了三項，而將造紙術排除在外；一是11月由美國【時代】周刊公佈的人類『有史以來最佳發明家』排名，蔡倫被認為是發明造紙術的中國古代科學家而上榜，排在第四位。 今天，我們本着不把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不把學術爭辯演變為意氣之爭，提倡客觀、嚴謹之學風的原則，刊發兩篇觀點完全不同的文章，以期引領讀者對紙的發明問題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造紙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在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厥功甚偉，舉世公認。但造紙術何時發明於中國，則是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近六十年來，大體有兩種不同觀點。其一認為東漢（25～220）宦官蔡倫（63～121）於公元105年發明了紙，主要依據文獻記載。應當說在考古學新發現以前，此說千年來頗為流行。其二認為蔡倫之前西漢（前206～公元25）已有紙，主要依據現代考古發現，因而是西漢工匠發明了紙。這是從1933年考古學家黃文弼（1893～1966）在新疆羅布淖爾漢烽燧遺址出土西漢麻紙（前49）並提出西漢造紙說承襲下來的觀點（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第168頁，北平研究院歷史所1948）。1949年以來，兩種觀點開始交鋒，各抒己見。除羅布淖爾紙之外，考古學家還於1957～1979年在不同地點發掘出了幾批西漢麻紙（見表一）。出土的西漢紙比過去多了，且經科學工作者化驗，西漢造紙說已有足夠證據反駁蔡倫造紙說。
蔡倫造紙說雖流行較廣，但在過去好幾個朝代被學者多次置疑過，20世紀以來又為多次考古發現所否定，並非『歷史定論』。
眾所周知，創造歷史的動力來自勞動人民，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但承認人民群眾的歷史首創作用與承認卓越人物的個人作用並不對立。同樣，承認蔡倫的個人作用也不應以否定西漢勞動人民創造性勞動成果為代價。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往往有這樣的情形：為科學和技術開拓新道路的，有時並不是科學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學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實踐家、工作革新者』（【列寧文選】，卷一）。造紙術就屬於這種情形。
1981年，外交部、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協報國務院批准，在加拿大、美國舉辦『中國古代傳統技術展覽』，以圖片、模型、複製品及現場演示為主，紙史部分就是以西漢造紙說來佈展的。1983年由外交部和國家科委所屬機構用英文編寫而在美國出版的展覽圖冊中說明，傳統說法是東漢宦官蔡倫於105年發明紙，但在蔡倫以前的西漢『已有更早的造紙嘗試』，並列舉1933年發掘的羅布淖爾紙和新中國成立後新出土的灞橋紙、金關紙和中顏紙。根據外交部、國家科委領導的指示，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還為此書寫了前言。他在【前言】中寫道：
『中國古代和中古時期的科技成就顯然不比其他文明區的成就少，在某些方面中國站在文明世界的前列，然而並未被記錄下來，實際上所有的中國書都由貶低勞動人民的官僚學者寫成，甚至在敘述技術成就時記載得過於簡略，且常常含有錯誤。因此考古發掘提供的資料，包括有關中國古代科技史的原始資料，通常比文獻記載更可信和更詳細。近30年(1953～1983)有關中國古代科技史的很多成功的研究，與同時期新的考古發掘緊密結合，從這些發現中所獲得的資料為研究中國科技史提供了可信的論據，並促進了在冶金、陶瓷、紡織、建築和造紙這些領域的研究。』（Xia Nai.Foreword，China:7000 years of discovery，San Francisco，1983）。
夏先生還明確提到了用出土西漢紙研究紙史，比單靠文獻記載更加可信並能取得成功。
在1987年『紀念蔡倫發明造紙術1882周年大會』之後，又新出土了放馬灘紙和懸泉紙。當時輕工部的王菊華、李玉華二人說紙上所繪『不是地圖』。1990年，在北京故宮文華殿舉辦了『中國文物精品展』。新出土的紙列入其中展出時，王菊華、李玉華帶顯微鏡要求現場觀察展品，確認為『絲織品殘片』（王菊華等，【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第46～75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但經中國古地圖專家曹婉如等對實物鑑定，確認為西漢紙質地圖（曹婉如等，【中國古代地圖集】，第一冊，圖19，說明1，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經我與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胡玉熹教授檢驗，確認為麻紙。但輕工部紙史委員會副主任陳啟新僅從照片就斷定：『這不是紙繪地圖』，『而是墊在棺蓋與棺木間的附有黑線的綿絮』〔陳啟新，西漢有紙報道科學證據不足，【紙史研究】，1989（6），第2～15頁〕。考古學家何雙全的回答是：『紙就是紙，稍具知識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放馬灘紙不是絲織品。那不是紙又是什麼？……』
這裏首先要把紙的定義搞清。所謂紙，指植物纖維原料經機械（切斷、舂搗）及化學（鹼液蒸煮）處理，再製漿、抄造、乾燥後形成有一定強度的片狀纖維製品，供包裝、書寫、印刷等用。古紙質量有高下之別，但均可用於包裝、書寫，不管有無字跡。其微觀特徵是纖維純而分散、作異向交織，纖維較短且有帚化現象。1964～1965年，我們檢驗時確認灞橋紙具有紙的特徵，原料為大麻，間有少量苧麻，雖帚化程度較低，仍可定為麻紙〔潘吉星，關於造紙術的起源，【文物】，1973（9）：第45～51頁)；潘吉星，談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化學通報】，1974（5）：第45～47頁〕。其他造紙工作者化驗後也得出同樣結論〔劉仁慶、胡玉熹，我國古紙的初步研究，【文物】，1976（5）：第74～79頁；劉仁慶，【造紙與紙張】，第10～13頁，科學出版社1977版；姚世嘉執筆，是誰發明了造紙法，【歷史研究】，1976（5）：第76～81頁〕。唯獨王菊華、李玉華1979～1980年檢驗後聲稱：絕大多數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不少纖維束橫過整個紙面，長者達70mm』，同向排列多，『無分絲帚化現象』，不能以紙定論，是『亂麻、線頭等纖維堆積物』，在銅鏡下積壓成片〔王菊華、李玉華，從幾種漢紙的分析鑑定兼論蔡倫的歷史功績，【文物】，1980（1）：第80～84頁；考古新發現不能否定蔡倫造紙，【光明日報】，1979-11-16〕。1980年，同屬輕工部系統的蘇州造紙廠工程師許鳴岐獨立測得灞橋紙纖維長大部分0.3～1.4mm，纖維平均寬18μ，有壓潰、帚化及異向交織情況，因而灞橋紙是紙，而非『纖維堆積物』，一堆亂麻也不能被銅鏡壓成幾層薄片（厚0.1mm以下）〔許鳴岐，考古發現否定了蔡倫造紙，【光明日報】，1980-12-03；對三次出土的古紙的驗證，【科技史文集】，1989(15)：第23～30頁；【中國古代造紙術起源史研究】，第1～8頁，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版〕。
為鄭重而實事求是地認識西漢紙，1981年，我與其他造紙工作者和植物學家對灞橋紙、金關紙、中顏紙和馬圈灣紙作了全面分析化驗（見表二），得出與許工程師同樣的結論，即灞橋紙是紙。王菊華、李玉華二人說該紙纖維束最長者達70mm是不可信的，文物部門不可能將整張紙給她們化驗。她們又在纖維『折邊』上作文章，說別人看到帚化是纖維『自然腐潰』的結果〔王菊華、李玉華，再論『「灞橋紙」不是紙』，【紙史研究】，1985（1）：第31～34頁〕，但與紙同時在鏡下放的麻布纖維為何沒有腐潰？日本造紙專家增田勝彥博士認為，關於灞橋紙中國學者有不同意見，『有的學者認為它是粗糙的麻紙……另有的學者主張是麻纖維的堆積物……我認為灞橋紙是紙……理由是，觀察此紙顯微照片時，指責它不是紙的人認為多數纖維（或纖維束）是長的、按平行方向排列。但我們可以斷定，整體的纖維是雜亂排列的，其中一部纖維有明顯的被切斷的痕跡，而纖維被打潰的地方也是可以觀察到的。』『反之，樓蘭文書紙確實是用於書寫的紙，觀察其顯微照片，也可看到沒有打潰的纖維和原封不動的麻線的纖維。在比灞橋紙晚三百年的紙上還保留着不是紙的部位，可見早期紙加工程度低，因此觀察到似乎不是紙的部位，乃是當然的事。』（增田勝彥，灞橋紙の化驗結果にvすゐ討論，【樓蘭文書紙と紙の歷史】，3.東京，1988；潘吉星氏への手紙，1988.12.8）至於金關紙、中顏紙和馬圈灣紙，許鳴岐和我的檢驗都證明是可用於書寫的更好的紙〔許鳴岐，考古發現否定了蔡倫造紙，【光明日報】，1980-12-03；對三次出土的古紙的驗證，【科技史文集】，1989（15）：第23～30頁；【中國古代造紙術起源史研究】，第1～8頁，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版〕，放馬灘紙和懸泉紙有字跡，不必再化驗了。而王菊華、李玉華二人認為金關紙白度40度，帚化纖維達30％～40%，中顏紙與金關紙同，但卻貶為『紙的雛形』。馬圈灣紙白度20～45度，纖維有帚化，打漿度40°SR，有簾紋，顯然是紙，卻斷代為東漢以後。她們鑑定放馬灘紙為『絲織物殘片』，懸泉紙考古斷代有誤（王菊華等，【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第46～75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版）。
綜上所述，考古實踐已經否定了蔡倫發明紙的錯誤記載這一所謂『歷史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