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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科技日报 其次，《农器图谱》在写法上采用了先事后诗的方法，每一种农器都附有一首可若干首诗，以前这些诗作往往被当成王祯的创作，甚至有人认为王祯“诗学胜于农学”。实际上，《农器图谱》中的诗正是秉承了前人的一贯做法，且大都可能出自前人之手。何以见得？一则是先事后诗，是宋人的一种写作方法，宋人陈景沂的《全芳备祖》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二则是《农器谱》的出笼就与这种写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农器谱》系补《禾谱》之缺而作，苏轼在“秧马歌”中述之甚详。苏轼在写秧马歌时，除了引述经典之外，还陈述自己见到的事实，并器物的结构和原理，还附上一首诗歌。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曾之谨补写了《农器谱》一书，写法上自然也受到了苏轼写作秧马的影响。“薅鼓”一节就非常明显。王祯《农器图谱》中的农器大多也是采用这种写法，而这种写法最初便是源于《禾谱》，源于东坡为《禾谱》所题，并附于《禾谱》之末的“秧马歌”。明末徐光启曾经批评王祯的诗学胜于农学，殊不知王祯的诗学是对宋人的仿效。如果硬要将王祯诗和宋人诗作比较，则会发现王祯所写作的一些项目，如田制，所附的诗，篇幅较长，有时甚至长过正文。这也许就是王祯被讥讽为“诗学胜于农学”的原因。
真正能将《农器谱》和《农器图谱》区别开来的并不是写法，而是其中的某些用语。从用语来看，曾氏为江西人，在湖南做官，两地方言都称稻为“禾”，《禾谱》实即“稻谱”。犹如北方人称粟为谷一般，北方农书中的“种谷”，实即种粟。现存《禾谱》佚文中提到一品种稻品种“黄c禾”，而同一品种在王祯《农器图谱》新添的“田制门”中则称为“黄c稻”；[6]“钱D门”中的耘荡、薅马，以及“蓑笠门”中的臂篝，“蒉门”中的筛谷拐、掼稻箪等是几种典型的稻田中耕农器，但书中在介绍这两种农具时，都以“禾”字表示“稻”字，因此，它们可能都是原曾氏《农器谱》的内容。倘若如此，耘荡出现的时间就不是王祯所在的元代，而是曾之谨生活的南宋。又从“艾门”中多用“禾”字这一事实来看，艾门可能基本上保留了原来曾书中的内容，且补充的地方也不多。典型的还有“杷[门”中的“禾担”，禾担并非普通的扁担，而是一种负禾与薪的专用扁担。主要用于稻禾在收割捆绑之后，从田间挑到谷场。禾担的形制、用途和名称，至今还保留在江西吉安一带的农事和方言之中。种种迹象表明，曾氏《农器谱》中虽然没有专列“杷[”一门，但王祯《农器图谱》“杷[门”中的许多农器却可能系来自曾氏《农器谱》。
还有一点可以用来考察《农器图谱》的某些内容可能出自曾氏《农器谱》的线索是作者在写作时所流露出来的时代感。曾和王分属宋代和元代。曾氏在写作《农器谱》时，引用当代人的诗歌，因时间较近，没有时代感，因此在人前面并不加朝代，而直呼其名，且多用敬词，这就如同今人在写作时，提到古人时直乎其名，名前还加上朝代，如宋代王安石，沉括之类，而提到今人则要加上“某先生”、“某同志”、“某教授”之类，以示尊敬。如“耒耜门”中，称苏轼为“苏文忠公”，而没有加上“昔”或“宋”的字样，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农器图谱》的“耒耜门”可能有因袭《农器谱》的地方，或者说，是从原书中直接移植过来的。王祯在提到前代的史实时，往往要加上“昔”或“宋”这样的字眼，如可以肯定是王祯《农器图谱》中新增类目“田制门”中的“沙田”一节中提到，“昔司马温公言，今阙政，水利居其一。”又说“宋乾道年间，梁俊彦请税沙田，以助军饷。既施行矣，时相叶J奏曰……”，这与王祯在写作时间上的距离是吻合的，反过来也证明这两段文字系王祯新写；又如可以肯定为王祯新添的《蚕缫门》中，王祯写道，“昔梅圣俞有蚕具、茧馆诗，今不揆，续为之赋曰”。梅圣俞与王安石同时，他们之间有许多唱和之诗，可是在《蚕缫门》以外的《农器图谱》的其它“门”中，如“蓑笠门”、“蒉门” 等在引用了王安石诗时，却称为“王荆公”，而不称安石或介甫，更不加上“昔”字，证明这地方《农器图谱》沿袭了《农器谱》。
能否肯定上述篇名相同的内容都是来自曾之谨《农器谱》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王祯在《农器图谱》中虽然保留了曾之谨《农器谱》原来的篇目，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并重新加以编排。这从书中引述了《农器谱》成书之后问世的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如，“耙”一节引了《种莳直说》一书，由于宋代公私书目中都没有《种莳直说》一书的着录，所以一般认为该书成书元初（灭金后并宋前，1234――1279），而《农器谱》则早在1201年以前即已成书。同样的情况还有“耧锄”一节，本节中除引用了《种莳直说》之外，还引用了《韩氏直说》，而《韩氏直说》也是蒙古灭金并宋之前出现的一本农书。文中用语也能反映北方农书的特点，如称禾谷类作物的为“谷”，植株为“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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