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數字形式之寓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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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8之寓意

八覽結構可用『8×8』來表示。對於這一數字形式之寓意，有關看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認為八覽之八，喻指八方。如徐復觀稱『八覽雲者，乃極八方之觀覽』[22]；楊希枚認為八覽『象地數』，隱寓『八極、八表、八林類的宇宙觀思想』[23]。其二、認為八覽取法八卦之數。洪家義、呂藝、蔡艷等持此見[24]。呂藝進而稱：『「八'這個數字自八卦始創之日，就與人事關連』，『八覽以八與八組合而「中審之人'』[25]。
八覽總篇數共八八六十四（今佚一篇），與【周易】六十四卦之數合。【易】筮盛行於兩周，西周彝器上或刻有表示筮占結果的數字組合，【左傳】中有不少用【易】占卜的故事和對占筮結果的解說，即是明證。孔子之後，【易】為儒家六藝之一，研習轉精，而【易】作為宗周舊籍，在非儒家的戰國學者那裏，也是很受重視的。呂不韋及其門下賓客，對【易】及其數字系統應該很熟悉。【呂氏春秋】中有三處直接引用【易】經經文[26]，因而他們在確定八覽八八六十四這一數字形式時，不會想不到【易】的八八六十四卦，或許也有一點與之比附的意圖。八卦相重，可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27]。八覽篇數結構如此安排，大約也有極物之變化的用意。
不過，在古代中國，神秘數字『8』更普遍、根本的寓意，是隱指向四面八方展延之『地』[28]。【管子・五行】稱『地理以八制』。在【易】傳中，『8』為地之極數。古人在談論地之極廣極遠以至杳冥不可考的遠方時，率用『八』這一固定格式。如【淮南子・墜形訓】曰：『九州之外，乃有八……八之外，而有八……八之外，乃有八極』。其他如『八荒』、『八冥』、『八漠』、『八虛』等詞，都表現了八與地的關係。『8』為地數這一象徵意義，渾涵包容，其他與『8』有關的象徵、習語，都是植根於這一根本觀念之上或受到此觀念的滲透、影響[29]。呂藝文中引用過的【漢書・律曆志】中一段文字，正可以說明這一點：『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30]。
『8』喻指『地』，在古人的觀念裏，天道圜，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31]，故本為『地』之象徵的『8』，又引申出了臣道、治術之寓意。【尚書・洪範】稱治理國家有『八政』[32]。而在【周禮】中，『8』寓指具體的治術這一點尤為突出：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呂氏春秋・八覽】縱論統治之術而以『八』為序，其內容與【周禮・太宰】之『八法』、『八則』、『八柄』、『八統』頗可相通，兩相對照，似能說明八覽偏重臣道、推究治術之用意。【管子・幼官】有一句話，『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正可為八覽之註腳。
本文前面在討論八覽的內容與結構時已經指出，八覽首篇【有始】有總攝八覽，甚至統貫全書之意義。【有始】文中遍說九野、九州、九山、九塞、九藪、九風、六川等地象，看似難以理解，但若從『8』為地數，八覽表地這個角度來看，就豁然開通了，【有始】遍說地象，正體現着八覽極八方之觀覽，隱寓治術萬端之命意。
四、6×6之寓意

『12』與『8』兩個數字，雖引申出多重象徵，但在戰國之世都有一個基本的內核，一象天道，一為地數，數字『5』涵義稍雜，但在戰國後期主要喻指五行，其寓意也相對明確。比較起來，在戰國秦漢之時，數字『6』蘊義最為複雜。
『6』的神秘性大約有兩個來源：
其一，『6』最根本的寓意當是用來表示天地四方，即六合。這應是隨着古代中國人宇宙空間意識的成形而出現的。【荀子・儒效】曰：『宇中六指謂之極』。【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在戰國時期，學者常利用『6』的這一寓意構造新詞，以便能更形象地傳達出宇宙空間廣大峻深無涯無際之意。如【莊子・應帝王】稱天地四方為『六極』：『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楚辭・遠遊】則稱之為『六漠』：『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
其二、六爻。【易】一卦六爻，六爻按排列順序分別象徵天地人的說法不知起於何時，但肯定是在『6』象『六合』這一意識薰染之下出現的。在戰國時期，這種說法無疑已經成為普遍的觀念。【易・繫辭下】稱：『【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易】之彖、象釋卦象、占吉凶，極重視爻位的變化。
在戰國秦漢之際人們的觀念世界裏，『6』同時還是固定的統治秩序之象徵，與『人道』密切相連。【管子・五行】稱『人道以六制』。【新書】中有一篇【六術】，極言人之活動與『6』的神奇關係：『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流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修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依『6』為制，似乎成了調理人道秩序的方便法門。『6』的這一寓意在古代中國的影響，並不比『六合』『六爻』稍遜。中央行政機構依六設置，在古代中國成了一種定數和傳統，如周之六卿、唐以後之六部、唐地方衙門之『六曹』、宋地方衙門之『六案』[33]。
『人道六制』觀念不知起於何時。上文談到『6』的神秘性有兩個來源，一是寓指天地四方六方位的六合，一是兼三才而兩之的六爻。無論是哪個來源，都隱含着『6』有貫通天地人的神秘特性，這大概就為『人道六制』的觀念打下了基礎。我們看到，無論是【周禮】中的六卿，還是後代的六部尚書，其執掌多與天地四方附會，而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名目（四時與四方很早便已確立了一一對應的關係）。因而，『人道六制』之出現，恐怕與古代中國的天君同道觀念密不可分，它體現出早期統治者將自己打扮為宇宙王的意圖。雖然後來社會複雜化，政事漸繁，用這種簡單的模擬已不足以應付政事，但帝王為六合之主，設官有天地四方之制的觀念一直沿襲了下來。儘管後世所稱的六官，其職掌與天地四方的關係，僅剩下一些經驗性的比附，但這種超穩定的職官結構，顯示了早期傳統的牢固性。
【呂氏春秋・六論】採用『6×6』形式之寓意，大約正是利用了數字『6』的多重寓意，既象六合，又寓『人道六制』之意。六論內容廣泛，而篇首【開春】首先泛言物之相應，顯然有究極六合之理的意味。再就六論立論的角度來看，較之十二紀、八覽，顯然偏重於人（士）的視角。首篇【開春】統貫六論，而舉善說之事，與【序意】篇所言『人曰信，信唯聽』之意若合符節；六論以【士容論】作結，其側重人（士）的角度更彰顯無遺。整個六論的編排次第與各論之要點，似能符合上引【新書・六術】所說的『德』之『六理』：【開春論】言『道』；【慎行論】論士之『行』，『行』即『德』；【貴直論】涉及到士之『性』，因為【呂氏春秋】是將『直』視為士之『性』；【不苟論】中如【博志】篇，談到如何做到『神』；【似順論】辨析是非物理，自然切合『明』義；【士容論】所論，可以視為士之『命』，即士之命定、本分。因為【新書・六術】並未說明『德』之『六理』各有何具體表現，此處所言，僅屬推測，不敢說六論的編排必有此意。不過可以明確的是：六論對『人』的討論，是主要以『士』為對象，論『人』即是論『士』。
一些學者認為六論在【呂氏春秋】三大組成部分中代表着『下驗之地』的方面，其根據有二：一是【漢書・律曆志】稱『6』為『地之中數』[34]，一是六論末四篇談農業，寓指『地』。如洪家義稱：『六論每論六篇，是符合地之中數的』，『六論以【上農】四篇殿後，明顯是與地利相應的』[35]。呂藝認為六論是法地，關鍵在於最末四篇農學文字，因為農與地相關。他摘取【漢書・律曆志】語，力言『6』可配地[36]。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漢書・律曆志】中的數字系統，是兩漢時人用樂律之數和【易】傳之數對各種數量關係進行整合的結果，它對數字神秘性的理解，與戰國秦漢之際人的想法已有了很大距離，單憑【漢書・律曆志】的說法，不足以說明【呂氏春秋】的數字形式。這一點尤應引起論者注意。本文稍後還將討論這個問題。至於以為【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談農業而寓『地』之意，其說更不足為據。黃偉龍便指出：『至於六論皆為地之說，尤為難信，洪家義所謂「地者底也'，故把【上農】四篇放在【呂氏春秋】之末，實【上農】諸篇為農業知識而非地理知識，【呂氏春秋】中地理知識，主要在【有始】一篇，何以不把【有始】放在六論？』[37]黃說甚是。較之農與地，農與人的關係更密切。農是民的職業、身份，【呂氏春秋】中的『民』，顯然是指農民，十二紀紀首中的『民事』，都指農事，而【上農】一篇極力陳說務民於農可利國化俗，已點明了編入此四篇的意圖，而這應該正是【呂氏春秋】的編者將此四篇連同【士容】、【務大】兩篇統一稱為【士容論】的原因。六論喻人，這一點殆無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