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史上的 『多元交匯』

  來源: 中國國學網

1993年成都舉行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術討論會上，我在提交的論文中把中國古代農業的特點概括為三點：一、農業技術的主流是精耕細作；二、以種植業為中心、農牧結合、綜合經營的廣大農區與以游牧為主的廣大牧區同時並存和相互補充；三、各地區各民族農業發展的不平衡。[1]當時我是想突出以往農業只講農區（主要是先進地區）農業的局限，比較全面地反映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我國古代農業的發展。在這以後，我繼續思考這個問題。我感到光講發展不平衡是不夠的，事實上，我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我國古代農業是在這些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匯中向前發展的。1990年夏，我在與一位日本學者交談中提出『中國古代農業是一個多元交匯的體系』，『多元交匯和精耕細作構成中國古代農業的基本特點』。近年來，我以此作為研究和撰寫中國農業史的指導原則之一。我認為這對正確認識我國古代農業發生發展的機制和規律是頗為重要的。現把有關想法寫出來，希望引起討論。
一、起源的多源和發展的多元
以往人們把黃河流域視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認為我國農業首先發生在黃河流域，然後逐步傳播到其他地方。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已從根本上推翻了這種觀點。七十年代在浙江餘姚河姆渡發現了距今近七千年的豐富的稻作遺存，完全可以和同時代黃河流域的粟作文化相媲美，而文化面貌卻有明顯的差異。這一驚人發現無可辯駁地證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農業文化的搖籃。又從現有材料看，華南地區農業發生也相當早。這裏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洞穴遺址中，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往往直接疊壓在舊石器文化層上，時代則可以追溯到距今近萬年甚至一萬年以上，其經濟生活雖然仍然以採獵為主，但不少地方已經出現了農業的因素。如適於墾闢耕地的磨光石斧，點種棒上的『重石』，與定居農業相聯繫的制陶，人工飼養的豬等等。從當地的生態環境和有關民族志的材料看，這裏的農業很可能是從種植薯芋等塊根塊莖類作物開始的。
遠古時代不同作物種植區農業有各自獨立的起源，這是比較明顯的，但同一作物種植區內農業文化的源頭恐怕也不止一個。農業起源和作物起源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當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某種內在要求的時候，當地居民就會從採獵生活逐步轉變為農業生活，而他們種植的作物，可能是獨立馴化的，也可能是引進的。因此，同一作物區內也可能有不同的農業源頭。從考古發掘情況看，截至八十年代中，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已發現七千餘處，分佈在從塞北到嶺南、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的廣闊地域上。考古學家把數量眾多、內涵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區分為不同的區系類型，各家劃分方法雖有差異，但無不承認各地區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發生發展的過程，形成區別於其他地區的不可替代的特點，他們不是出自某一中心文化的傳播，而是從本地區舊石器文化中發展而來的。[2]我們知道，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基本特徵之一是農業的發明，新石器時代文化不同區系的獨立形成和發展，反映了這些不同地區的農業起源應該是相對獨立的。例如，長江中游和下游存在不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系統，兩地都種稻，長江下游發現了距今七千年的稻作遺存，長江中游也發現了距今九千年的稻作遺存（湖南澧縣彭頭山）；但又各有不同特點，長江下游種的是i稻和p稻的混合體，從耜耕發展為犁耕，長江中游種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p稻，主要使用石鋤一類生產工具。有人分別稱之為『耜耕稻作農業』和『鋤耕稻作農業』，它們起源和發展的相對獨立性是明顯的。在黃河流域，則存在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前仰韶―仰韶文化系統和以山東為中心的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統，兩者之間相隔着廣漠的湖沼窪地。雖然農業面貌相似，均種植粟黍，但亦各有特點。北部遼燕地區的前紅山―紅山文化系統也屬粟作農業區，但自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其文化發展在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常處於前導地位，很難想像其農業是由於接受中原某地農業的傳播而形成的，以上三文化區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逐步形成，其農業的形成和發展雖相互影響，但也應是相對獨立的。
總之，我國農業不是從單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圍輻射，而是在若干地區同時或先後發生的。在這種多中心起源的基礎上，我國農業在其發展過程中，基於如此自然條件和社會傳統的差異，經過分化與重組，逐漸形成不同的農業類型。這些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團形成的基礎。中國古代農業是由這些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不同類型農業融匯而成，並在它們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發展的。這種現象，我們稱之為『多元交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