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

  来源: 中国历史网

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耙―耱技术体系的形成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具的种类增多，《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就有２０多种，其中除犁、锹（锸）、锄、耩、镰等原有农具之外，新增的有铁齿漏楱、耢、挞、陆轴、木斫、耧、窍瓠、锋、铁齿耙、鲁斫、手拌斫、批契等。
　　窍瓠是一种新的播种农具。窍瓠就是点葫芦。《齐民要术・种葱》说：“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继腰曳之。”就是指用耧开沟后，用窍瓠播种。
　　锋是一种畜力牵引的中耕农具，在禾苗稍高时使用，如种谷子，“苗高一尺，锋之”，种大豆，要“锋、耩各一”。锋有浅耕保墒的作用，还可以用于浅耕灭茬。
　　挞是播后覆种镇压工具。据《齐民要术》所载，挞系“用科木缚如扫帚，复加扁阔，上以土物压之，亦要轻重随宜，曳以打地。”用于耧种之后，覆种平沟，使表层土壤塌实，以利提墒全苗。
　　新增农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畜力拉耙的出现。汉代虽有竹木耙和铁齿耙，但均属人力耙的范畴。畜力拉耙的明确记载，始见于《齐民要术》，即所谓“铁齿漏楱”，而比《齐民要术》更早两个世纪以上的嘉峪关魏晋壁画中，即有畜力拉耙的形象。嘉峪关壁画中的畜力拉耙是长条形的钉齿耙，有两牛牵引的，也有一牛牵引的。《齐民要术》中所提到的“铁齿漏楱”，据《王祯农书》说，则是人字耙。耙用于耕之后，可以使翻起的土垡变得细碎疏松，并可以去掉草木根茬。
　　耱是畜力牵引用以摩碎土块、平整地面的工具，是安有牵引装置的长条形木板或用藤条荆条之类编扎而成。从现有画像来看，有两牛单辕耱，也有一牛双辕耱。《齐民要术》中称之为“耢”。用于耕耙之后，可进一步使地平土细，同时也和i一样，具有覆土的作用。耢和耙一样，有时为了加大效果，使用时，人立其上，用以提高碎土和覆土等的功效。但是否站人，要视情况而定。如湿地种麻或胡麻，就无需站人，因为“劳上加人，则土厚不生。”
　　在新增农具的同时，原有的一些农具，如犁和其它畜力牵引工具也有了较大改进。犁是当时的主要耕具。从河南渑池出土的铁犁情况来看，当时有三种类型的犁：一是全铁铧；第二种是“Ｖ”字铁铧；另一种是双柄犁，犁头作“Ｖ”字形，可安装铁犁铧。又从嘉峪关等地的发现的魏晋壁画中，可以看出，当时有二牛抬扛式，也有单牛拉犁式。其中单牛拉犁式惭趋普及。《齐民要术》中提到一种“蔚犁”，这种犁既能翻土作垄、调节深浅，且能灵活掌握犁条的宽窄粗细，并可在山涧、河旁、高阜、谷地使用。
　　这些农具主要是适应北方旱作的需要而出现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苦旱，尤以春季少雨多风，因此，防旱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
　　兴修水利是解决干旱问题的首选。但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个体农户所能承担，因此，农民更多的是采用土壤耕作措施防旱保墒。春秋、战国时期采用的方法是“深耕”、“疾i”和“易耨”。汉代出现畜力摩田器，土地播种前反复耕摩，配以早助，使保墒能力有所加强。但摩只能使表层的土块细碎，表层以下坷垃不易完全消除，垡片之间可能架空，不但影响禾苗生长，而且保墒能力也有限，尤其时间一长就会跑墒，使土块变得坚硬。
　　魏晋时期，由于有了畜力拉耙的出现，土壤耕翻后反复耙耢，消灭了土层中的大小坷垃，形成上虚下实的上层，再加上播种后的挞、辗、锄等一些耕作措施，使得土壤保墒蓄墒的能力和持久性大大加强了。《齐民要术・耕田》说：“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这就标志着北方旱地传统的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为了加大保墒防旱的效果，《齐民要术・耕田》中对土壤耕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如：“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所为“燥湿得所”，就是土壤含水量适当，不过干，也不过湿。因为这时的土壤结持力小，粘着力也小或未产生，从而耕作的阻力小，土块易碎散，耕作质量也就有保证。这种根据土壤墒情来确定翻耕的原则，同样也适用播种时的镇压。《齐民要术》提到“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但若“其春泽多者，或亦不须挞；必欲挞者，宜须待白背。”因为“湿挞令地坚硬”，“湿辗则令苗瘐。”又如：“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因为秋耕后到春耕之间，有较长的时间可让土壤自然风化。因此，秋耕欲深，即便是将一部分心土翻上，经过一冬时间的风化，土壤也可以变熟，土壤中的潜在养分可以释放出来，变成有效养分，还可以蓄纳雨水。春耕距播种期近，夏耕为赶种一季作物，这两个时段都很短，如果将心土翻上，来不及风化，所以宜浅。同样的道理还有，“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因为“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再如，“犁欲廉，劳欲再”，即翻耕的时候，犁条要窄小，这样耕地才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再多次耢地，才能使地熟收到保墒防旱的效果。
　　《齐民要术》中还对出苗后的中耕等提出了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指出：“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因为“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因为“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中耕的方式也由原来单一的锄，发展出了耙、耢、锋、耩等多种形式。
　　农作制的发展和选种技术
　　魏晋南北时期，大田作物种类基本是汉代的延续，但大田作物的搭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泛采用禾谷类和豆科轮作，并往往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灵活多样的轮作体系。《齐民要术》记载有多种作物的轮作方式，并且指出什么作物应该和什么作物轮作较好，同时还肯定了许多作物的前后茬关系。书中记述了当时北方二十多种茬口，把适合某些作物的茬口分为上、中、下三等，说明它们在轮作中的地位，而且特别指出豆茬是谷类作物、蔬菜作物的良好前茬。如谷子的最好前茬是绿豆、小豆，其次是麻、黍和胡麻，再次是芜菁、大豆；黍、]最好是新开荒地，其次是前茬为大豆地，再次是谷子地；谷子和麦都是大豆、小豆的良好前作，小豆是麻的好前作等。
　　二是间作、混作和套作的发展。《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如桑下种绿豆、小豆、谷子、芜菁等。葱中种胡荽等。还有混播，“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套种也有初步运用，如：“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而锄之，拟收其根”。
　　三是绿肥作物的栽培和加入轮作序列之中。中国利用绿肥相当早，但汉代以前只是耕翻自然生长的杂草作肥。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是中国南方冬种绿肥的开始。后魏时期，中国北方也已广泛利用绿肥栽培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述了谷、瓜、葵、葱等作物生产中都使用绿肥。当时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方法都是在五、六月中密种，七月八月犁翻，以作为春谷田的肥料，肥效与蚕矢和熟粪相同，使用起来还非常方便。利用和种植绿肥，是中国优良农业技术传统之一，对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育地力和改良土壤以及提高产量，都有重要的作用。
　　又据《广志》的记载，当时南方有“盖下白稻”的再生稻品种，“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而据《水经注・耒水》的记载，今湖南永兴县有数千亩的稻田，利用当地的温泉灌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一年可以实现三熟。由此看来，当时部分南方地区已出现多熟制。但这种多熟制在当时整个农业生产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贾思勰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的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耗息。”这一切构成了作物品种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物品种显著增多，其中又以粟和稻最为突出。粟品种《广志》记载了１１个，《齐民要术》补充８６个，加上粱的品种４个，秫品种６个（包括《广志》所记的品种在内），共记载粟类品种１０６个。水稻品种，《广志》记载了１３个，《齐民要术》补充２４个，共３７个。
　　品种的增加，使得命名和分类成为必要。关于作物品种的命名，贾思勰根据当时谷子品种的名称进行了概括：“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字为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可见，当时品种的主要三种命名方法，一是以培育者姓名命名；二是根据品种的形态；三是根据品种的特征，如生育期、耐水性等。这些命名方法，现在仍在沿用。命名在于彰显品种的个性，而在个性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性。贾思勰综合地考察了作物品种的这些特征和特性，将当时品种的增加是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发展的结果和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选种和良种繁育是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品种的保纯防杂，必须同选种和繁育良种结合进行。《齐民要术・收种》指出：“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为了防止混杂，当时采取了混和选种和建立“种子田”的措施，《收种》篇说：“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刈，高悬之。至春，治别取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Z草蔽窖。”这是一种良种繁育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
　　86个粟的品种分为四大类：朱谷等14种，早熟、耐旱、免虫；今堕车等24种，穗上都有芒，耐风、免雀暴；宝珠黄等38种，中熟大谷；竹叶青等10种，晚熟、耐水，有虫灾则被害尽。在介绍品种时还将其显著的优缺点指出来，这些都为品种的分类和优良品种的选育初步奠定了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