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農學的成就和問題（2）

  來源: 【農史研究文集】

二、清代農學的問題
1、農學理論的成就和停滯
清代農書在農學理論方面較之前代有不少發展。遠的勿論，從南宋陳輟杜┦欏菲穡陳在理論上的貢獻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壯』的觀點，批駁了歷來認為的『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觀點，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壯矣』。陳甑睦礪圩胖贗寥婪柿σ桓霾嗝妗Ｃ鰲ぢ硪渙的【農說】則進一步用陰陽兩種『氣』的發生、斂息、相互消長關係進行論證水稻栽培技術的正確運用，達到水稻的完好生長。所謂陽以陰化，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綱】（1747年）中，作者楊娼一步從更為宏觀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帶』的視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則天時始可乘；識五帶之分，則地利始可盡矣』的觀點。楊#娉了繼承陰陽理論以外，又融入『五行』，陰陽五行雖早盛行於漢，但楊嬲飫鍤且蘊臁⒌亍⑺、火、氣為五行，天、土、水、火稱『四精』，氣則為『精之會』。他把五行結合到耕作、播種、密度、耘鋤、施肥等具體環節中去，而以『氣』的消長盛衰貫通之。他把人食穀物、肉、菜、果等理解為采五行的生氣，才能維持人的生命代謝，而把人體排泄的糞尿理解為『五行生氣』的『餘氣』。所以這種餘氣才能滋養和禾苗。這種思想實際上已經接近於營養元素的概念，幾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學知識和化學元素的分析，表達而出來而已。所以楊嫻睦礪巰勻喚銑甑摹暗亓ΤＰ倫場焙吐硪渙的『陰陽化生』又深入一層。這種陰陽五行觀從歷史的縱向方面比較，雖然又有進展，但從同時期西歐的認識水平橫向地比較，則暴露出它仍停滯在抽象的哲學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釋指導農業生產，只能妨礙通過科學的實驗觀察，解剖生物學的過程，以進一步了解動植物生長發育的本質及其和自然的新陳代謝關係。這種理論上的停滯，有其客觀的歷史社會原因，其後果是造成中國科學技術與西方的差距，難以在短期內縮小。
2、重文輕理的加劇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一向重文學輕科技，到清朝則更是變本加厲。漢、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國科技知識的高峯，居於同期世界領先的地位，也有過若干低谷，但清代則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學習西洋科學，卻並不在知識階層提倡學習西洋科學，反而實行嚴酷的政治鎮壓和大興文字獄，把知識分子驅逼到遠離政治的文字訓詁之路上去雖然訓詁之學在清代大放異彩，科學技術則一落千丈。因為輕視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發明創造也得不到記載推廣，往往只能從一些筆記散文中偶然窺見一些敘述。如【閱微草堂筆記】中提到有一個人曾發明一種能連發28發的『鳥銃』：『火藥鉛丸藏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牡牝，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9] 發明者本擬將其獻給軍營，但被人訶責：『上帝好生，汝如獻此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於是不敢獻而失傳。西洋的機關槍是德人馬克西姆於1883年發明，遲於上述28發鳥銃一百多年。這個例子說明即使民間有什麼創造發明，其命運只能是自生自滅。
另一方面，在封建農業的結構中，一家一戶的小農以及大量的僱傭農民，他們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靠祖祖輩輩的傳統經驗和自身種田的體會，可以應付正常年份的生產，思想上習慣於按老經驗辦事，生產上對科學技術缺乏要求，使得農學的發展缺乏動力。
現代的實驗農學植根於科學技術，清代的科學技術既然遭到壓抑輕視，又缺乏推動力，就不可能從經驗農學擺脫出來向實驗農學發展。
3、生物科學落後對農學的影響
生物學是農學的基礎，沒有生物學的領先，農業技術的創造改進只能停留在感性階段。生物學的發展又依賴物理和化學。促進生物學發展很重要的儀器是光學顯微鏡。只有顯微鏡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觀視野，看到肉眼見不到的細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兩塊凸透鏡製成複式顯微鏡的是德國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禎元年)，接着英國的R.Hooke於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製的顯微鏡發現了細胞[10] ，從此打開了了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秘之門。這對農業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中國在明末清初時已傳入西洋光學儀器，主要是望遠鏡，蘇州的人工磨製眼鏡，工藝水平甚高，是否曾試製過顯微鏡，不得而知[11] ，即使曾製造出來，其命運也必同上述連發鳥銃一樣，否則，總會見諸應用推廣。
有了顯微鏡，引起生物學及農學飛躍進展的是對動植物兩性受精作用的認識。清代的農學恰恰從這裏開始落後於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 中國古代對兩性植物早有認識，如稱雄大麻為，雌大麻為苴，【齊民要術】還稱雄大麻的花粉為『勃』，認識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結實。但對於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見記述。明代傳入玉米，對於玉米的雌雄異花也只觀察到『花開於頂，實結於節』[12] 而止。對於稻、麥、菽等作物的花器結構只有『稃』、『房』、『莢』等名稱，而不見雄蕊的花葯、花絲及雌蕊的柱頭、花柱等區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談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認識。這當然妨礙了對植物授精作用的認識，更不可能有雜交試驗的嘗試。而歐洲有了顯微鏡，R.Camerasius於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實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沒有獲得『花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C1806)通過人工授粉試驗證明，植物不能自己進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蟲采蜜（附帶粘帶了花粉）或風力傳送花粉而進行授粉[13] 。他並且用顯微鏡觀察花粉粒的結構，指出花粉有兩層殼，當花粉掉在雌蕊柱頭上時，他看到有些物質從花粉粒中逸出，並推測是一種『油分』，這種油分同柱頭分泌的另一種『油分』混合，形成一種酸或鹼的鹽類，為柱頭所吸收，而進入花柱，到達子房，從而形成了胚珠。這是十八世紀時對授精過程的認識水平。Koelreuter還進行了一些雜交試驗，指出親緣相近的植物，容易雜交，親緣遠的不容易雜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發表的論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動物的精子，認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猶如動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樣的。由於這些先驅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C1778）有可能根據植物的雌雄蕊進行非常可靠的系統分類，並稱這種植物分類系統為『性系統』（sexual system）。也使得孟得爾（Mendale,1822C1884）有進一步進行豌豆雜交，從事遺傳研究的可能。而我們從馬一龍【農說】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和宋應星【天工開物】中的『江南麥花夜發，江北麥花晝發』等非常表象的記述，而像這樣簡單的記述在其他農書或文獻中還沒有提及。從馬一龍到楊媯16世紀至18世紀中）始終也陰陽變化闡釋栽培技術和植物生命過程而不涉及從開花至結實這一關鍵時期的細節。倪倬（1813）所著【農雅】仿【爾雅】作釋天、釋地、釋世界形勢等，仍舊在文字訓詁上打圈子而沒有新的發展，這都是與重文輕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顯微鏡分不開的。
動物授精概念 R.Graaf(1641C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動物卵巢中的像細胞的突起，相當於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動物的受精過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輸卵管中獲得蛋白和蛋殼，哺乳動物的受精卵經過喇叭管（輸卵管）進入子宮，並在子宮中發育，二者是一樣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這兩個名詞即他首創[14] 。O.H.Hertivig（1835）進一步指出受精卵的兩個核，一個來自雄性，一個來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觀察到精子鑽進了卵子，從而證實了Hertivig所認為的只有一個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觀點[15] 。但是，我們試看清代學者是怎樣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紀昀（1724C1805）轉引他友人程魚門的見解說：『夫胎者，兩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時，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氣散不攝，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種，血如土膏，舊血敗氣，新血未生，乘生氣乃可養胎也』[16] 。紀昀是乾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對於受精現象，同意了程魚門的見解，用陽精、陰精、氣三個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沒有任何實驗觀察。這種現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輕理帶來的必然結果。
植物營養概念 清代突出的農學理論家楊媯對於植物的營養總是先提出實際操作要求，比如怎樣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後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說中耕的作用是『鋤頻則浮根去，氣旺則中根深，下達吸乎地陰，上接濟於天陽』，『浮根不去，則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陰，上濟天陽，則子粒幹缺，所收自薄』。『穡得其時，則氣充而多脂；穡失其時，必氣淺而多滓』。我們可以將『天陽』理解為太陽的光合作用，『地陰』則是土壤的水分和營養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會，因為他到底還沒有光合作用和營養元素的具體內容。可是明末清初時的歐洲，Malpigihi首先提出葉片是植物製造『食物』的部分，由葉片再將製造的『食物』輸送到植物部分去，這有點像中國古書中的『膏』，也即楊嫠說的氣充而多脂。18世紀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個部分都會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 ，同時綠色部分則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慶元年）即肯定植物是從大氣中獲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 。而【潘豐豫莊本書】（講水稻栽培很透徹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橫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氣不厚』，『腐草敗葉原是雨露的精華』等沒有具體物質的抽象概念上。可見缺乏生物學的知識，農學是無法提高的。
沒有顯微鏡，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細菌等，對於植物的發病現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釋。【天工開物】解釋稻瘟病是：『東南風助，則盡發炎火』，直至現在農民還叫『火燒瘟』。又懷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後，暮夜鬼火游燒……凡禾穡葉遇之，立刻焦火』[18] 。對照歐洲的M.Tillet(1714C1791)曾長期觀察小麥黑穗病，1755年發表的論文確認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塵』落在籽實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 正確指出穀物的銹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發現了菌絲（hypha）,但感到失望，因為他當時錯誤地認為真菌也應該有花、種子和芽，而他沒有找到，引以為憾[19] 。
從上面舉的對比例子可以看出，又只用哲理的抽象概念去解釋，問題似乎得到解決，就不需要再作具體的、物質結構的分析。反之，依靠顯微鏡這類工具，對生物的器官結構進行追蹤剖析，才可能逐步深入了解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而不僅是抽象的概念。
總之，中國傳統農業發展到清代止，其非常成功的一面是在有限的耕地上依靠精耕細作，增加複種間套種等一系列長期積累的經驗，養活了不斷增加的人口，並且有效地保持地力於不衰，也不存在現代『石油農業』帶來的種種弊端。許多生產經驗，富含科學原理，有很強的生命力，肯定還能為下世紀的農業生產做出貢獻。但傳統農業受到歷史上特別是清代重文學輕科技的壓抑，使得它的生產技術（所謂軟件）始終停留在直接生產的感性認識階段，理論認識貧乏，提高無門，而傳統手工業所能提供的農具（所謂硬件），除耕犁用牛外，都是人力操作的簡易工具，而且為了精耕細作，不惜勞力投放，以致連簡單的提高工效的工具也不使用，寧可徒手操作。典型的是耘田，江南許多地區水稻耘田不用鞋形的『耘U』（見王禎【農書】及宋應星【天工開物】等），而寧要跪在田裏，背灼驕陽，膝沒田水中匍匐而行，拔除雜草，扒松田土，以求提高產量，這種操作嚴重防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把大批勞力束縛在田裏，擺脫不出來。單位產量提高，糧食增加，緩和了人口壓力，但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集約勞動，自然是人丁多有利，於是又成了增殖人口的推動力，反過來，人口增殖又加重了糧食供應緊張，於是陷入了『人增――糧緊――強勞+複種――糧――人增――糧緊……』的循環。雖然從清末起，大量引入西洋農業科學，但如何使先進的農業科學和目不識丁的體力勞動農民結合起來，始終隔着一條鴻溝，一時難以彌合。又因西方的農業科學不是中國土生土長，而農業的地域性特別強，在國外行之效的措施不結合中國國情，也難以見效。這就是清代作為中國傳統農業的最後一個階段留下的既富有生命活力又缺乏理論和效率的遺產，它的影響很深遠，中國傳統農業的現代化要在克服這種影響的艱巨努力下，特別是普及農村教育，消滅文盲，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才能實現。
1989.12月改定（游修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