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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人民網 3備騁圩饉爸貧扔脛卮蟊涓
與田制改革相比，賦役租稅制度的變化與改革要頻繁得多，豐富得多。
前面說過，戰國時齊國首先進行『案田而稅』的稅制改革，實行『二歲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的政策。此後各諸侯國紛紛效仿。秦統一中國伊始，秦始皇不是着手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生產，而是繼續推行對外舉兵征伐，對內大興土木，築長城，修宮殿。因此秦朝的短命就是勢所必然了。秦代賦役繁苛、驅民急迫、興作無度的前車之鑑，使西漢立國後，着力推行重農、崇儉、輕徭、薄賦的政策，與民休息，無為而治。
劉邦即位後，『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田賦只徵收農民收穫量的1/15。後來進一步減少到三十而稅一。遇上天災或天子巡幸，還有減免田賦的情形，此後直至東漢，三十而稅一的稅制基本沒有變化。人口稅包括口賦、算賦和獻費3項。口賦是小孩稅，規定14歲以下小孩，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賦20錢；算賦是成年稅，15歲以上者，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算賦120錢，稱作一算。商賈與奴婢加倍。為了鼓勵生育，增加人口，還規定女子16歲至30歲不出嫁，人納五算。獻費名義上是地方官及外封的諸侯徵收以獻給皇帝的，但地方官往往藉機搜刮，民不堪命，後來劉邦乾脆規定每人每年出63錢貢獻給皇帝，這麼一來獻費也就成了人口稅的一種。徭役有更卒、正卒和戍卒3種。更卒指農民每年要在郡縣服一個月的勞役，若本人不能親往服役，須交錢兩千錢，稱為踐更。每丁男每年還要戍邊3日，不能履戍者人納三百錢入官，稱為過更。實際上是不可能每人都去戍邊3日的，所以過更也演化為一種固定的人口稅。兵役有正卒和戍卒兩種。正卒是指丁男服役於郡縣的地方兵，每丁一生服一年；戍卒是指屯衛京師的兵役，也是每丁一生服一年。這是封建社會初期的稅賦、兵役負擔情況，對後世影響深遠，所以我們寫得詳細一些。如果是無地的佃農，租種地主的土地，就要交納地租。史書記載，當時的地租多為實物租，租率大多是收穫物的一半，即對半分成租。
三國曹魏取消口賦、算賦等人口稅，改徵田賦和戶調，田賦固定為每畝征4升，戶調為每戶征絹2匹，綿2斤。西晉類此而稅賦略重。東晉初時，度畝計稅，比較合理。但由於常常發生大地主『豪右逃稅』，使國庫『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實行不久，就不得不舍地而稅人，改為徵收口稅。讓地主和無地少地的農民負擔同樣的賦稅，這顯然極不合理，於是『境內莫不怨嗟』。北魏至隋，採取的是與均田制相適應的租調賦役制度。基本上是以一夫一婦為單位進行徵稅。由於它在均田時對耕牛和奴婢也予分田，因此對耕牛和奴婢也都徵稅。雖然每個農民的稅負相對較輕，但它的徵稅面擴大了很多，所以政府的財政收入也隨之增加很多。
唐代前期也實行均田制，其稅制基本上與北魏相同，但稅額較北魏低。唐代婦女一般不受田也不課稅，所以它的稅制是以丁男為本的租庸調製。唐立國不久又開徵戶稅和地稅。戶稅按戶等徵收，自王公及百姓分為九等，上上戶征4000文，依次每降一等少征500文，至下下戶征500文。地稅則規定墾田畝納2升，其粟、麥、稻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安史之亂後，國庫空虛，唐王朝就加倍搜括，賦役成倍增加，以至『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源。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土地兼併到了肆意泛濫的地步。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庸調』賦稅制度已經完全癱瘓了。
公元780年，唐代著名理財家楊炎向德宗建議並被採納：罷黜租庸調，改行『兩稅法』。這是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農業稅制改革，其影響所及，甚至到此後1000年的清代。如果說唐初的租庸調製是建立在『以丁身為本』的基礎上，那麼兩稅法就是建立在『以資產為宗』的基礎上。由於這種稅制是要求納稅人（主要是農民）每年在夏秋兩次納稅，所以稱為兩稅法。其課稅項目，主要是地稅和戶稅。地稅按田畝納米、麥，最初規定每畝納米（麥）五升至九升五合。戶稅按貧富等級來定稅額多少。官府把居民分為九等戶，每3年納一次大稅（多征），常年納小稅（少征）。稅戶等級3年重核一次。戶等的稅額今已不知其詳。從租庸調製過渡到兩稅制，對唐代的財政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它規定不論官吏豪富都要納稅，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唐王朝的財政收入。另外，它把此前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都納入兩稅之中，減少了稅吏從中勒索的機會；第三是它明文規定取消勞役征派，克服了攪民誤農的弊端。
但是，事物總是一分為二、利弊參半的。兩稅法在實施過程中，也曾是流弊叢生，民受其苦。比如，地方稅吏在給納稅戶進行『估資定等』和『征納折錢』時，常常貪污受賄，徇私舞弊。結果是民戶貧富顛倒，稅等高低錯位，不一而足。【資治通鑑】對此有一段生動的故事，說的是有一次唐德宗外出打獵，與農民趙氏談話：
（德宗）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曰：『詔令不信。前雲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雲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雲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至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我們不知上面這個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即便有，也只是趙氏幸遇皇上而得倖免，天下萬千百姓呢？可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並非今天才有，古來已然！『減輕農民負擔』也是由來幾千年的老問題了。
自唐後期，歷五代至兩宋，田賦都是在夏秋兩季交納，仍稱兩稅。但其內涵已有不少變化。五代、遼、宋的兩稅已經變為純粹的『地稅』，復將丁戶雜變（調）和職役（庸）從兩稅中分離出來。宋代在兩稅之外，更有許多征納的名堂，加之稅吏乘機勒索肥私，稅務之黑暗，史不絕書。北宋中期，王安石做過一次很有影響的涉及社會經濟生活許多方面的『變法』，收到了一些效果。遼、金、元三朝，是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其稅制比較混亂，除了在稅制條文上大都承襲前代外，其突出之點是勞役征派十分苛重。
至明清時代，賦稅制度又有一些新的變化，但本質上還是在唐代兩稅法的大框架下進行的改革。明初吏治比較清明，徵收的賦役也比較輕緩。正稅仍稱兩稅，夏征米麥，叫『本色』，秋征絲絹銀鈔，叫『折色』，稅率較其前的元朝低。正稅之外，還有一些雜稅和徭役。問題常常就出在這些起初只是作為輔稅而設的征派雜徭上。這種征派隨着統治階級的日益腐化而逐漸增多，到王朝中葉就發展到民怨載道、國將不國的嚴重地步。於是就得有人出來進行改革，扭轉國家的財政危機。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內閣首輔張居正面臨的正是這樣的改革任務。他所採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一是把前述明初的正稅（田賦）、雜稅和徭役三項『悉並為一條』，統一徵收，刪繁就簡，故稱『一條鞭法』。二是把差徭雜稅的『折色銀』按一定比例攤入田畝徵收。三是田賦一律徵收銀兩。四是廢除賦役徵收時的『里甲代理制』，一律改為『官收官解』，減少了徵收的中間環節。『一條鞭法』是中國封建賦役制度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改變了歷代將賦、役平行徵收的做法，第一次將賦役合而為一，並且規定『一概征銀』，使得勞役制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逐漸鬆弛，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人口的合理流動。同過去的歷次改革一樣，明代『一條鞭法』的實行也是不徹底的。推行十餘年後，即出現了紊亂，多種攤派又死灰復燃，如明末的『三餉加派』，就成了人民的沉重負擔。
清代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它在立國之初，也推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人民負擔較輕，經濟發展較快，出現了封建社會最後一次經濟繁榮，史稱『康乾盛世』。但是這種狀況進到清代中葉就好景不再了。隨着國家機器的臃腫和官吏的人浮於事，財政支出的增加大大快於封建經濟的增長。在這種場合，最簡單的出路就是增加稅收，於是農民的負擔迅速加重。當時的『正稅』並沒有增加多少，而各種附加稅卻是正稅的好幾倍！加之吏胥官紳的種種勒索，農民的負擔就可想而知了。在以農立國的國家，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時代，農民的負擔過重，生產就會遭到破壞。民不聊生，何稅之有？農民出問題，國家就會出問題，歷來如此。這個難題落在了雍正皇帝頭上。
曾有過一個收視率頗高的電視劇，叫【雍正王朝】，其中一個片段講的就是這一次賦稅改革的故事。歷史發展到雍正皇帝坐朝的時候，中國的稅制大體上還是沿襲唐代楊炎發明的『兩稅法』的基本框架，雖然歷朝都根據各自的情況和意願作了一些修補。明代改得最多，但還是不徹底，漏洞仍然太多。最大的弊端有二：一是中國封建社會稅制一直採取人頭稅和財產稅平行徵收的辦法；二是封建政府常常賦予一些有權勢、有功名的特殊人物及其家庭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這個享受免稅的富有階級越來越大，以至到後來連普通的鄉紳、吏胥和生員都鑽進了免稅之列，於是鄉村中就出現『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的極不合理的現象。雍正的改革被很簡潔地稱為『攤丁入地』。其實它的內容也像這四個漢字一樣簡單，就是把過去按人頭徵收的『丁銀』攤到田賦上去。但是這次改革的實施卻不是令人愉悅的輕描淡寫，因為它要面對的是直接向有田產的富有者加稅，向歷來享受免稅待遇的『既得利益者們』徵稅！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而無地的佃農，就不再向國家交納賦稅了，取消了沿襲幾千年的人頭稅。後世有人評說，中國近幾百年來人口增長過快，與雍正的取消人頭稅有關。因為稅法上規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賦』，老百姓不必擔心家裡『增丁添口』要納稅了。平心而論，從理論上說，雍正的改革是對的。只有向那些有錢人徵稅，財產越多，征納越多，稅源才有保證。這顯然對封建國家是有利的。當然，到清代後期，綱紀鬆弛，腐敗叢生，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統治階級敲骨吸髓式的搜刮，更是變本加厲，肆無忌憚，有誰還能記起雍正的『攤丁入地』呢。『大清王朝』也就走到了它的歷史盡頭。
要是回過頭來掃視一下歷史，我們就很容易看到：大凡是封建王朝立國之初，都能以富民養民為目標，吏治清明，輕徭薄賦，集中力量發展農業生產，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出現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
接着下來就開始腐敗了，文官貪財，武官怕死，貪官污吏，魚肉百姓，弄得怨聲載道，民變四起。於是就進行『變革』，革弊除垢，拯救危亡於一時，國家又出現短暫的『中興』。再往下，積弊復起，愈演愈烈，病入膏肓，不可救治。舊的王朝就被推翻了，新的王朝起而代之。如此往復更替，綿延春秋幾千年。歷次的農民起義都是由於加重農民的徭賦負擔，加上政治腐敗，使農民難以承受而產生、興起的。我們今天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應當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實行正確的輕徭薄賦和富民強國政策，一心一意把國家建設好，管理好。
註：本文摘錄自由姜春雲主編、人民出版社與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業實踐概論】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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