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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編者按：展示在讀者面前的，是三位不同輩份的學者一次特殊『合作』的記錄。2005年3、4月間，浙江大學的游修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李根蟠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雄生，圍繞着蘇東坡【酬劉紫桑】詩中的『紅薯』為何物，以及如何栽培、如何儲藏、如何食用等問題，在『中國經濟史論壇』和『中國農業歷史與文化』網站進行公開的交流和辯難。這三位學者不但年齡和輩份不同，而且有着師生和朋友關係，但是，他們並不因此掩蓋彼此之間認識的分歧，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為了獲得正確的認識，他們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坦誠地、認真地交換意見，以至進行尖銳的爭論。他們這種超越庸俗的師生關係的公開交鋒，形成了一道罕見的『風景線』，引起學術界的注目。現在由曾雄生、李根蟠輯集整理有關資料，按上網時間的先後排列，刊登於茲，供關心這次討論和有興趣的學者參考。整理的文稿完全忠實於原文，僅作某些技術性的處理。我們從中不但可以加深對有關問題的認識，而且可以在如何培育良好的學風方面獲得有益的啟示。
游修齡：蘇東坡吃番薯？
番薯從明代晚期傳入中國，已經有很多文獻資料給予證明，詳見【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①。翻譯學家楊憲益在其【零墨新箋】中有一篇『番薯傳入中國的記載』，則是從番薯原產地南美洲的 【秘魯史紀】（Crouica de Peru）的記載中，推定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約在1617年（萬曆45年）前後。楊又引用明末周亮工的【閩小記》裡提到的『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的一大段資料，中外文獻對照，增強了番薯是從明末傳入的說服力。
戲曲文學家蔣星煜對楊憲益的這篇文章，表示不同看法，於2000年寫了一篇『蘇東坡吃山芋』②這篇文章標題中的『山芋』，是指番薯，他在文中說得很肯定：『紅薯無可懷疑的就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如果番薯是早在宋朝即已栽培的作物，那末，楊憲益和國內許多文獻所考證的明朝傳入，都錯了。
蔣星煜文說番薯早在宋朝已經栽培的唯一根據是蘇東坡【和陶（淵明）詩】七十八首中的第七首【和陶・ 酬劉紫桑】：③
紅薯與紫芋，遠插牆四周。
且放幽蘭香，莫爭霜菊秋。
窮冬出瓮盎，磊落勝農疇。
淇上白玉延，能復過此不？（自註：山藥，一名玉延）。
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蔣文認為蘇詩首句的『紅薯』，顯然即番薯，亦即山芋。因為現在好些地方還稱番薯為紅薯或山芋。蔣文既然以山芋為番薯，再舉蘇軾【和陶詩】自序中的一段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過子是蘇軾的小兒子，跟蘇軾一起謫居海南的儋耳。這裡，蔣星煜把『山芋玉糝羹』也當作番薯羹，是順着他的思路必然的結論。蔣星煜又舉宋朝周文雍的詩句：『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吃地爐山芋羹。』為證，說『大概古代的大寺院，也用山芋羹招待善男信女的。』蔣理解的山芋羹，也即番薯羹。
由於番薯從明朝傳入的文獻多而確鑿，不好否定，蔣文也承認明代傳入的事實，但認為那是後來的、二次的傳入，最早應該是宋朝。至於宋朝的番薯是怎樣傳入或是否中國原產，蔣文沒有言及。
蔣文引蘇軾詩認為宋代已有番薯，是一場大誤會。原因在於作者簡單地把蘇詩中的紅薯及宋時文獻中提及的山芋，都當作番薯，因為事實上現在不少地方也確實有稱番薯為紅薯或山芋的。
事情還得從原產中國的蕷說起。蕷也作薯蕷。蕷最初作『諸預』或『署預』，如： 【神農本草經】卷一：『署預……一名山芋，生山谷。吳普曰：「薯」一名T預，R越名山芋。』為了明確指植物，加上草頭成『薯蕷』或『蕷』，是後世規範的寫法。
薯蕷為什麼又名山藥，說來好笑，唐代宗名『預』，為避唐代宗的諱，改稱『薯藥』。後來又因宋英宗名曙，為避英宗的諱，再改薯為山，於是『薯蕷』一變成『薯藥』，再變成『山藥』。④但是唐朝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薯蕷】條已指出：『薯蕷生於山者，名山藥。秦楚之間名玉延。』則避諱之說似不足信，也可能古代方言傳播不暢，兩者兼而有之。總之， 山藥之名好寫又好記，流行下來，稱山藥比薯蕷更普遍了。
薯蕷在植物學上有兩個種，一種稱家山藥，簡稱山藥（Dioscorea batatas），原產中國，由野山藥（D. japonica）馴化而來。另一種名田薯或大薯（D. alata），原產印度，我國很早也有栽培。
山藥是食它的根，根據根的形畈煌，通常分為長根類、扁根類和塊根類三大類。扁根類的山藥中又分『佛掌薯』和『紅薯』兩種。中藥的懷山藥屬長根類。紅薯因根呈紫紅色，故名紅薯。紅薯在浙江南部各縣上世紀1950年代還有栽培。⑤至今是否還有栽培，不得而知。
說到這裡，可以清楚知道蘇軾詩中的『紅薯』就是薯蕷，也即山藥，而蔣星煜卻誤當作番薯了。他當然不知道浙江南部至今還有稱山藥為紅薯的。
蔣文的另一個誤會是把山芋也等同於番薯。山芋這個稱謂也很為複雜，它在宋以前是薯蕷的同物異名，就是上面引的【神農本草經】中『署預……一名山芋，生山谷。』，到宋時則是芋艿的同物異名，就是上引蘇東坡的『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到了明代番薯傳入以後，又借用為指番薯。山芋經歷過這早中晚三個時期，變成兼指山藥、芋艿和番薯的同名。我們看古籍時，對同一個山芋應該注意它的時代背景，蔣文不知道山芋指番薯是明朝晚期才出現，用來論證宋朝已有番薯，是顛倒了次序的論證，自然站不住腳。
蔣文對蘇詩的理解也不全面，蘇詩首二句『紅薯與紫芋，遠插牆四周。』講得很明白，蘇軾是把這兩種作物種在他家圍牆的四周，這是一種家居生活的種植。因為紅薯（山藥）是薯蕷科多年生纏繞藤本植物，莖蔓可長達三米以上，種在牆腳讓它沿支架攀緣而上，兼有綠化的作用。它的莖部葉腋間會生出捲曲的球形幼芽，是一種氣生塊莖，專稱零餘子，又名山藥蛋。這零餘子可以食用，也可以象種子那樣供繁殖之用。地下的肉質塊根，是主要供食用或藥用。山藥是夏季開花，花單生，乳白色，少有結實，通常都用老薯上萌生的新薯或零餘子進行無性繁殖。紫芋則耐蔭，所以種在牆腳也很合適。
蘇詩第三、四兩句 『且放幽蘭香，莫爭霜菊秋。』形容山藥開花時類似幽蘭的香氣，因是夏天開放，所以說不與秋菊爭霜。若是番薯，它是嚴格的短日性植物，約在赤道南北各15度緯度以鵲牡卮會開花，在中國南方是不會或很少開花的。第五、六兩句 『窮冬出瓮盎，磊落勝農疇。』是指秋天採摘收藏的零餘子，到冬天拿出來食用時，擺M了瓮盎，不亞于田間種植的收穫。若是番薯，塊根膨大，要貯藏在窖里，非瓮盎所能放得下。第七、八兩句 『淇上白玉延， 能復過此不？』是蔣文解釋紅薯即番薯的最棘手之處。因這裡出現的白玉延蘇軾自注指山藥，只好跟着承認是山藥，不是番薯。這一來，蘇軾這首詩被支解成兩部分了，既詠番薯，又贊山藥。番薯是從種到收，貫徹全詩，山藥則突然出現在第七八句。玉延作為山藥的別名，早見於【廣雅・釋草】。淇上指河南北部的淇水，流入渭河後入黃河，今有淇縣。該地宋時以產山藥著名，至今這一帶仍然產山藥。蘇詩是說他在海南謫居栽種的山藥，做成玉糝羹，也不亞於淇水那邊著名的玉延。
蘇詩最後一句『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中的馬少游，是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同祖父堂弟，他常勸馬援不要為功名所累，說：『人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馬援則戰功顯赫，說是『大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不怕『馬革裹屍而還』。蘇軾以謫居海南的身份，種植山藥，自得其樂，當然也不必追思馬少遊了。
綜上所述，蘇軾這首詩，從頭至尾，是他謫居儋耳時，在住屋的四周種植山藥和芋艿的情況，並籍此抒發他的感情。從種植山藥到山藥開花，收藏零餘子，到冬天把零餘子取出來食用等過程，表示出自得其樂的心情。若把紅薯理解成番薯，則『且放幽蘭香』變成番薯花香？而『淇上白玉延』一句，又突如其來，與番薯失去呼應了。
此外，蔣文還引用並且同意清末杭州人施可齋的觀點，說按福建方言的讀音，『甘』與『番』相近，因而懷疑『番薯』兩字是從『甘薯』訛傳而來。這種推測，可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中國農作物名稱中帶番的字甚多，如番茄、番椒、番木M、番紅花……等，難道都是『甘』音的訛傳？【齊民要術】引晉・稽含【南方草木睢芳啊讀俸Ｒ煳鎦盡范加刑岬礁仕的名稱，通常解釋為薯蕷或芋艿的異名。徐光啟【農政全書】則直說『甘，即俗名紅山藥也。』凡此，都表明甘之甘由來甚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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