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與氣候變遷(7)

  來源: 光明網理論

在本文完成對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方式轉變過程即農牧交錯帶形成過程的探討後，有兩點需要強調。
    其一，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方式轉向半農半牧業，即農牧交錯帶形成，是在這一地區自然屬性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通過人類經濟文化的變化實現的，從畜牧業產生，到以花邊鬲、鄂爾多斯式銅器為標誌的北方草原文化的傳播，農牧交錯帶在空間上實現了與自然地帶的同步推進。由於控制農牧交錯帶形成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文因素，因此農牧交錯帶的走向顯現了與自然地帶一致的特徵，其中在黃土高原地區受地貌影響其走向基本為東北―西南向；進入太行山以東的平原地帶，緯度地帶性顯現出突出作用，農牧交錯帶呈東西走向。
    其二，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不僅包含經濟文化的轉變，而且表現出區域之間在時間上的不同步性。顯然，齊家文化以及繼其之後發展的卡約、寺窪等文化類型，具有由半農半牧向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文化轉變的趨勢。現在需要明確的是，若將這樣的轉變納入農牧交錯帶整體形成過程中去考慮，其轉變的時間問題就顯得很有意義。齊家文化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與之對應的出現在農牧交錯帶中段的朱開溝文化四期，表現出比較鮮明的半農半牧特徵，所屬年代約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現在農牧交錯帶東段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年代上限為公元前1000年。前文已對農牧交錯帶中、東段半農半牧的經濟文化具有由西向東傳播的特點作了論述，這裏將整個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作整體考慮，仍然表現出依時間次序由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再到公元前1000年，存在自西向東的推進過程。此外，與朱開溝文化存在傳承關係的李家崖遺址屬於商代晚期，完成兩地之間文化傳播所需時間約400～500年，這一時間間隔與花邊鬲由朱開溝文化遺址向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傳播的時間大致吻合。將這一時間間隔與農牧交錯帶自西向東的推進過程結合起來看，清楚地顯示了此次氣候變化由暖轉冷的空間推移速度以及氣候帶的基本走向。
　　　　三、農、牧業分離與農牧交錯帶的確立
    由於畜牧業是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在畜牧業脫離農業生產走向獨立，走向草原之前，必然經歷一段半農半牧過程。因此在農牧交錯帶形成的初期，與農耕區形成空間分離的不是畜牧區，而是半農半牧區。需要指出的是，這時的半農半牧區不是農、牧兩種經濟方式的插花式分佈，而是通過兼業行為表現出來的。這樣的兼業行為體現在此時期遺址的出土遺物中，既有糧食遺存，又有牛、羊等動物骨骼；既有石斧等農業生產工具，又有用於騎射的馬具。可以想見當時農牧交錯帶的先民，在從事農耕的同時，也經營一些與定居農業相聯繫的牲畜放養。與定居農業相伴的畜牧業屬於放養型，由於放養方式與定居農業存在極大的依賴型，不但生產者具有兼業特徵，經濟方式為半農半牧，而且畜養牲畜的規模與流動範圍都十分有限。這時的農、牧生產互補互利，不存在空間與形式上的分離。
    朱開溝遺址第五段文化發現的銅工具雖然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徵，但若對遺址的整體特徵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時朱開溝人從事的仍屬於放養型的畜牧業，而不是游牧業。前文已經指出，放養業與游牧業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放養業是在定居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動物飼養行為，而游牧業則完全脫離了定居生活，隨陽而居，逐水草而遷。在朱開溝文化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儘管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遺址中卻始終顯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與畜牧業相伴的現象維持了很久，直至春秋時期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畜牧業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生活的經濟成分（註：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第227～305頁，文物出版社，1986年。）。
    在活動區域上，游牧業與放養業最大的不同在於空間拓展。對於游牧業來講，決定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在於土地佔有權，而更多地取決於遷移權，只有在『隨陽而遷』的過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斷獲得豐美的水草，才能發展壯大。因此馴化馬匹，發明控制牲畜行動、適應頻繁遷徙的用具，是半農半牧區兼業者擺脫定居農業邁向游牧生涯的關鍵。針對這一問題，中外學者就馬具出現與游牧業興起的因果關係早已形成共識。其中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論證這一問題時，就注意到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存在既非完全農耕，也非絕對游牧的草原邊緣民族，隨着馬具的產生，正是這些民族脫離定居生活，放棄過渡文化，最終成為真正的游牧人（註：[美]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趙敏求譯：【中國的邊疆】第41頁，正中書局，1936年。）。與這一觀點相應，由朱開溝文化代表的放養型畜牧業向游牧業轉型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馬具、車具的應用。在內蒙古寧城南山根3號石槨墓及其他墓葬中，發現了成套馬具，包括馬銜、、鑾、鈴、節約、銅泡等。其中馬銜有兩種形式，一種比較罕見，兩端有齒狀倒刺；另一種為常見的套環式。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當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註：a.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b. 翟德芳：【試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6～316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墓葬中也多次發現馬銜、節約、馬、軸頭等馬具、車具，研究表明它們的所屬時代早於公元前6世紀（註：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第227～305頁，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3～158頁。）。有了馬具，掌握了騎馬術，才有了真正的騎馬民族。中原農業民族稱早期的游牧人為『戎』、『狄』，與處於半農半牧的兼業狀態不同，這時的『戎』、『狄』民族已經脫離定居生活，有了獨屬於自己的游牧活動空間，並呈插花式地分佈在農牧交錯帶地區。
    游牧區域突破插花式的分佈狀態而連為整體，農牧交錯帶真正成為農耕區與畜牧區分界的時間約在公元前4世紀。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格魯塞、江上波夫等外國學者認為，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事，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游牧業與騎馬民族興起的標誌（註：a. [美]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趙敏求譯：【中國的邊疆】，第39頁。
    b. [法]勒內・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第44～48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
    c. [日]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第12～1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對於這一觀點的理解應包括這樣的內涵，即胡服騎射雖是中原民族對抗草原騎兵的應對措施，但這一應對措施卻標誌着騎馬民族的成熟、強大，他們不但在空間上突破了插花式的分佈狀態而將游牧區連為整體，而且與中原諸農業國構成文化、生產方式以及活動區域的分離，可以說直至這時真正意義上的農牧交錯帶才確立了。
    自公元前1500年前氣候開始轉向冷干，以朱開溝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人群南遷、東遷，至公元前4世紀完成了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空間分離，導致農牧交錯帶確立。1000餘年中，農牧交錯帶從甘青至內蒙古東部、遼西一線向南移動了2～5個緯度。史念海先生指出，春秋時期農牧分界線的基本走向從今陝西涇陽、白水、韓城諸縣、市，達於黃河之濱，由龍門山東越黃河，經山西屈縣南，循呂梁山東麓東北行，至於今山西陽曲縣北，東南繞今盂縣南，東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東麓，過燕國都城薊之北，東南達於渤海之濱（註：史念海：【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第512～547頁，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這條農牧分界線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的龍門、碣石一線，它屬於農牧交錯帶的南界，界線以西、以北由農牧交融狀態過渡到草原游牧區；界線以東、以南逐漸進入農耕區。農牧交錯帶以其鮮明的特徵構成了中國北方最重要的人文與自然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