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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讀書報 傅爾蒙在1728年將【漢語語法】編寫完畢，要求出版，皇家學術總監比尼昂教士和負責住房、工藝和製造的大臣昂丹公爵都全力給予支持，甚至籌措到了印刷資金。但此時已對漢語研究失去興趣的弗雷萊聽到傅爾蒙編譯出【漢語語法】的消息時，便致函國王印刷局巡視員封斯馬涅（Foncemagne）明確表示反對匆忙出版傅爾蒙的漢語著作，並建議因法國無人懂得漢語，在出版之前把書稿送到羅馬或者中國，請一位懂得漢語的傳教士仔細審閱和鑑定。正當負責人準備抉擇之時，1729年9月2日，傅爾蒙收到了在中國的傳教士馬若瑟來信，信中告知他新近編了一部漢語語法書，取名為【漢語札記】，已托法國商船送回，不日將送到傅爾蒙的手裏。比尼昂教士得知該消息後，表示不如將傅爾蒙的著作與馬若瑟的語法書進行比較後再出版也不遲。為了避嫌，比尼昂教士建議傅爾蒙把他的書稿交由自己來代管，以防馬若瑟書稿到巴黎後給傅爾蒙帶來抄襲的嫌疑。1730年1月1日，馬若瑟書稿隨同幾包中文書籍寄到巴黎後，傅爾蒙建議比尼昂教士找人把兩部書稿進行對比鑑定。但是，比尼昂教士自己不懂漢語，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承擔此項任務，於是無奈之下只得要求傅爾蒙本人進行對比和鑑定。當然，自己鑑定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可想而知其後果。兩周後，比尼昂教士首肯了傅爾蒙的意見：馬若瑟的著述不如傅爾蒙的更適宜歐洲人學習漢語。但馬若瑟的手稿卻從此下落不明。後來有學者把傅爾蒙著述與1831年才在馬六甲出版的馬若瑟著述相對照，發現二者有很大的雷同部分。
但對於出版傅爾蒙的漢語語法著述，主管此事的另一位昂丹公爵依然不放心，要求傅爾蒙將一篇漢語文獻翻譯成為法文，以證明他的漢語研究水平。但傅爾蒙遲遲未能交稿，並強詞奪理，以沒有一部漢語字典為由宣稱無法翻譯，至於何時能有適用的字典，要等他編出來才可以。昂丹公爵大為不悅，限令他三個月必須交出譯文，否則撤銷一切出版資助。萬般無奈之下，傅爾蒙轉而請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審閱他的書稿。當這部手稿輾轉到在中國待了三十多年、對漢語造詣頗深的傳教士紀有剛（Antoine Guigue）手中時，這位傳教士以教訓的口吻寫道：『傅爾蒙先生從未到過中國，不享有學習漢語的便利，黃先生是他與之交談過的唯一中國人，可是他並未充分利用與黃先生的談話。他本應該向學生那樣向黃先生學習漢語，學用毛筆寫字，一筆一筆寫，一個字一個字地認，他還應該學習【三字經】或者【千字文】，……他若按照中國人的方法學，無須花費近二十年的時間，只要三四年就可以了……可是他不但不走先易後難的路，反而不當學生就當老師，他剛從黃先生那裏學得一點東西，立即就想編寫語法……一句話，他把終點當成了起點……我希望他好好讀幾本中文書，真正懂了以後再做別的事。』
傳教士紀有剛這段可謂直言不諱的話，透露了兩個信息：一是17世紀、18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學習漢語的方法，與中國私塾裏發蒙兒童的方法並無二致，並沒有用什麼所謂『漢語語法』；二是這段話還道破了西方文化的『病根』――自負和傲慢，願意當先生，就是不肯虛心當小學生，對於西方文化之外的東西，很難放棄固有的文化視角平等對待。今天看來，不獨18世紀的法國學者傅爾蒙如此，此後的歷史中此現象也一再重現。
誤區四：漢語拼音的缺陷
至今在西方還有很多學習漢語的工具書，通篇見不到一個漢字，漢語語句完全是用拼音寫成的。
說到漢語拼音，還要說到黃嘉略在1711年―1716年間編撰的兩部漢語字典：一部是以漢字部首為序列編撰的，一部是以拼音為序列編著的。
先說漢字部首檢索的字典。黃嘉略在按照漢字部首的檢索編寫字典時，依據的母本是【字彙】。這是一本把【說文解字】以來的各種部首大幅簡化到214個的字典，同時還按照筆畫多少排序，是一部具有重大開創性的工具書。黃嘉略從【字彙】收錄的33179個漢字中選出中國人經常使用的高頻字5210個，捨棄大量冷僻字、異體字，按照歐洲人初學漢語的需要，增添了許多【字彙】中沒有的內容，按照歐洲人的理解水平逐一註解。比如對『中』的釋義有十幾條，從『中央』『裏面』的意義到引申義『能』『可』『贊同』『正確』等，到『中國』『中華』『中州』『中旬』的詳解，再到『中人』『人中』的內涵，約有上千字。還增加進了大量的地理、歷史或民情風俗有關的專用名詞解釋。按照許明龍先生的評價，在黃嘉略編寫漢語字典之時，世界上尚且沒有一部用西文釋義的漢語字典，而黃嘉略的工作堪稱創舉，不啻為當時最好的面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小百科全書。如不是繼承黃嘉略遺稿的學者傅爾蒙虛榮自負，這部書稿會幫助西方人早認識中國300年。
但是因為接管遺稿的法國學者傅爾蒙對漢字部首一直抱有錯誤的認識，以為只要掌握214個漢字部首，就可以不同的方式組合其餘的漢字。再加上他的德行與才能均有欠缺，恣意貶低黃嘉略的工作，認為黃嘉略省去了中國【字彙】書中的絕大部分漢字，導致這部書稿此後一直塵封在圖書館中。
直到100年後的19世紀，法國依然沒有出版一部幫助法國人學漢語的字典。1800年，拿破崙執政，決定儘快編一部漢語字典，但人選問題幾經周折，最後在1808年選定小德經（L. J. de Guignes，1759―1845）為主編，這位小德經就是傅爾蒙的學生。他在傳教士葉宗賢（Basile de Glemona）以拉丁文釋義的【漢字西譯】抄本的基礎上，略加補充，加上法文注釋，在1813出版【漢―法―拉丁字典】。這部書稿雖然裝禎豪華，開本很大，書中還印有漢字，但整體水準無法與100年前黃嘉略的書稿相比。
再說黃嘉略按照拼音編寫檢索的字典。在黃嘉略之前，西方的很多傳教士編過類似漢語學習的工具書，比如西班牙奧斯定會士拉達斯（Mardin de Rada，1533―1592）早在1575年就編寫了【華語韻編】，這是一本西班牙語與閩南話對照的詞彙書，學界通稱為『漢語拼音的西班牙方案』。1605年，利瑪竇與人合編了【西字奇蹟】，這是一部詞彙書，他還與人合編了【葡漢詞典】，這是所謂的『葡萄牙方案』。最有名的是金尼閣教士的【西儒耳目資】一書，他於1626年首創了從拼音查漢字和用漢字查拼音的方法，首次準確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記錄了漢字的讀音。他在中國結識了韓雲、王征等學者，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在利瑪竇等傳教士漢語注音的【西字奇蹟】的基礎上，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彙。但這部書對中國人學習拉丁語有用，對歐洲人學習漢語幫助不大，這是史稱的『拉丁語方案』。
許明龍先生把黃嘉略遺稿中的漢語拼音與前述三個拼音方案對比，發現黃嘉略繼承了前人的成果，同時又有所創新。比如他列出了代表漢語音節的394個漢字。今天看來，這有些隨意性，但已經是很大的進步。比如今天漢語拼音的『SH』音節，既不同於葡萄牙的『X』，也不同於利瑪竇的『SC』，黃嘉略是『CH』；今天漢語拼音中的『T』，利瑪竇是『Tt』，黃嘉略也是『Tt』，已經與今天的漢語拼音十分接近。同時他按照拉丁語的字母順序編排漢字，並在釋義過程中儘量多地加進了中國的歷史、地理、科舉、禮儀、儒教等知識，這是真正站在歐洲人的角度為其學習掌握漢語編寫的。應該說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套漢語拼音方案。
到了19世紀，中國人自己也贊同西方人的漢語拼音化。但迅速推動古老漢語朝着拼音化方向發展的，卻不是漢語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中華大地在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軍事等侵襲下一再受到傷害，整個中國社會無法找到復興圖強的道路，於是把怨氣歸罪於自己的文化、歸罪於科舉教育，最後歸罪到了漢語的頭上。比如1929年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代國音】一文中說道：『1894年，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於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帶頭呼籲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創製起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於是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27種。直到新中國成立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1958年確定把漢語拼音也作為中文的一種輔助工具。
從漢語拼音的產生歷史來看，首先是西方人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審視漢語，先是西班牙語方案，後葡萄牙語方案，最後是拉丁語方案，最後影響到中國人自己識讀漢字也不自覺地站在西語的一邊去了。
用26個表音字母拼寫漢語，是為了學習漢字的方便，但從實踐上看，卻並沒有實現最初大力推行漢語拼音化的初衷。漢語拼音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漢語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同音詞，雖然有四聲音調的變化，但這些不僅對於沒有漢語文化語境知識的西方人來說難以區分，即便是中國人自己也難以讀得准。此外，漢語拼音化導致今天西方人學漢語完全採用拼音的方式，這種方法雖然容易入門，但離漢語作為是一種表意語言的本質卻越來越遠。比如網上盛傳的西方人學習漢語的一些笑話，把『先生』讀成『絲煙生』，把『下樓』讀成『下流』等等，均屬於拼音學習漢語方法的缺陷。筆者注意到近幾年西方人出版的一些學習漢語的書，有的居然沒有一個漢字，這豈不是咄咄怪事。一些簡裝、便於攜帶的『口袋書』，更是打着『速成漢語』『一個月學會漢語』的口號宣傳標榜，其實就是把日常用語分別註上拼音字母。可見拼音法在西方世界影響很大，但貽害也深。
沒有發明漢語拼音之前，傳教士們來到中國，他們跟中國人學漢語，幾年後大都能夠用中文寫作。根據張西平教授的研究，明清之際出自傳教士之手的漢文著述約有229部。如眾所周知的利瑪竇在明崇禎元年（1628年）就有【天學初函】刻印，收錄了他的【交友論】【天學實義】【二十五言】【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十部中文著作，此外還有羅明堅、郭居靜、勞若望、龍華民、龐迪我、費奇規、高一志、陽瑪諾、金尼閣、畢方濟、艾儒略、曾德昭、湯若望、費樂德、羅雅谷、瞿西滿、衛匡國、魯日滿、南懷仁等一些大名鼎鼎的傳教士著書立說。這些中文著述的寫作、刻印時間大都在19世紀前的明清之際，顯然，這些傳教士不是藉助拼音學漢語而達到這個水準的。
站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立足點上看西方人學漢語的歷程，400年間可謂誤區重重。自17世紀開始，以大量象形字為主要特徵的漢語，最初被西方的基督徒們認為是人類的原始語言摸索了100年；此後又把漢語部首當作西文的字母來看，認為部首是掌握漢語的竅門和鑰匙，並被視為發財牟利的工具，又延遲了100年；好不容易出版了的漢語語法，還是照搬西文語法的『拉郎配』，中看不中用，不能完全符合漢語的特徵；漢語拼音化則完全丟卻了漢語作為表意文字的文化特質。
漢語，被誤解了太久，是該走出誤區的時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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