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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11】參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載文物出版社編：【新中國考古五十年】，第379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第9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徐中舒先生指出：『朱利原為藏語牧場之意……今四川甘孜地區還有一個地名稱為朱倭，舊譯為竹窩，這裡就是一個牧區，正與汶山江源相同。』（見氏著【論巴蜀文化】，第141―142頁）岷江上游久為羌藏民族聚居之地，羌早於藏，且多有融於藏族者，故藏語該詞應沿自羌，朱利之族當與禹羌淵源相通。
【13】魚鳧、杜宇間改朝換代的具體情形史已失載，但諸書所記之這一更替應為史實。【蜀王本紀】云：『（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鳧田於湔山，得仙，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神化』或稱『仙化』，即所謂『得仙』或『得仙道』，從中可知杜宇以前的朝代更替，無論為暴力或其他原因所致，均帶有濃烈的神權政治色彩與形式；【華陽國志・蜀志】稱杜宇『禪位於開明』後遂『升西山隱焉』，似又回到了西部高地。看來，隨着前朝共主或曰『王』的引退，『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退出平原核心地帶；而當新的共主建立起較為穩固的統治後，這些『化民往往復出』，從而隱約展露出古蜀『天下』多族群政治聯盟秩序之端倪。
【1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業街船棺、獨木棺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1期。另據媒體最近報道：2006年12月上旬，成都市蒲江縣鶴山鎮飛龍村鹽井安居小區工地發掘了2座戰國時期的船棺，出土銅器、竹器等珍貴資料，並發現了一支長約2米、上有彩繪的木船槳。上世紀90年代，已在距離上述船棺約50米處發現過船棺，此地應為一集中墓地，考古人員已將一塊約200平方米的地圍起來，作進一步的發掘（詳【成都商報】2006年12月11日第14版【刮地三尺，同一工地又現船棺】一文）。各方面資料反映，船棺亦為巴人葬俗。但東周時期的成都、什邡、蒲江等地盛行船棺葬俗，此諸地正是四川盆地尤其川西平原上蜀國核心地帶，在文化內涵上和時空範圍上恰好與文獻記載的古蜀開明王朝相應相當，顯非偶然。
【15】【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云：『儀築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轉引自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第131頁注釋【10】）此說初見於【太平御覽】卷九三一引【華陽國志】佚文：『秦惠王（更元）十二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克之。儀因築城，城終頹壞。後有一大龜從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龜行所築之，乃成。』類似記載又見於【古文苑・蜀都賦・注】引【益州記】、【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九州志】。詳見蒙文通：【越史叢考】，第66頁。
【16】都江堰的修築，本身應是秦據巴蜀後統一天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記・秦本紀】記載了幾次秦人從蜀地出發的重大戰事：公元前285年，秦『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公元前280年，秦『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公元前277年，秦『蜀守若取巫郡及江南黔中郡』。這些戰事，尤其對楚的進攻，均充分利用了蜀中水路，故【華陽國志・蜀志】直記上述司馬錯拔楚黔中之役云：『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大軍及其糧草輜重，要從郡治成都入水道，並非易事，因而亟感成都通航之需，則都江堰航道之開鑿，為秦人治蜀政略中必有之義。而都江堰建成後，從成都東向出川的水路，遂成為一條統一江南的傳統戰略路線，天府四川則成為歷朝統一的『王業之基』。
【17】近承徐亮工先生相告：『二江』應系在天然河道基礎上修築的人工運河，走高地以利自然流灌，而非自然形成，故太史公方有『穿二江』之記載。此說新穎而有理。本文撰寫修改過程中，亮工多有指正或提示，茲特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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