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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學術研究 二、本書的地域問題
書中取材，有如著者自述，是從『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等① 見【魏書】本傳。他死後孝莊帝敕令，還如此稱他。多方面獲得，尤其是著者從所生長的、或工作過、經行過的一些地方，向勞動人民調查總結而來。這些地方的風土物產和耕作栽培習慣，當然反映到本書方面，很有必要把它――地域問題，儘可能弄清楚一點。
(1)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著者生長的地方，也就是他的『里籍』問題。有人根據史書(【魏書】和【北史】)所載的、與他同時代的賈思伯、賈思同二人里籍，認爲他也是『齊郡益都人』①。按：這儘管是推測，但說對了。爲什麼說它是『對了』呢?根據的論點是：A．據本書自注，賈思勰與劉仁之有交誼，年輩或稍晚於仁之；又據【魏書．劉仁之傳】，仁之與馮元興系深交；又據【魏書．馮元興傳】，元興與賈思伯同時爲肅宗(公元516―526年在位)的侍讀或侍講，彼此頗相得。從這些跡象中，可想見思勰與思伯是有關係的，且彼此同時、同姓、又同以『思』字命名，很可能是同族的兄弟輩，都是益都人。B．據【魏書．儒林傳序】： 『晉世杜預注【左氏(傳)】，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宋文帝)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傳受講習者甚眾』。齊郡的賈思伯、思同兄弟，就是以精研【杜氏春秋】名噪一時。今考思勰在本書自序和本文中，都引及【春秋傳】和杜預注，當是淵源於家學。據此，可推知著者與思伯、思同的里籍，同是『齊地』。C．著者自注引劉仁之的話，當是仁之在西兗州任內所說。其時，著者正家居『詢之老成，驗之行事』，寫書以『曉示家童』。當時，家住益都的他，或路經鄰境西兗州，或任職西兗州的劉仁之就近過訪賈家，兩者都有可能，因而彼此得以相晤，且因賈氏正著筆寫農書而連類談及『區田』事。西兗州在今定陶一帶，這也足作爲著者是山東人的佐證。D．著者在本書所援引的例證，很少引用別地的，而往往舉山東的爲說，如：述營田，引齊地大畝一頃當小畝三十五畝爲例；述犁，引濟州以西習用長轅犁爲例，又引齊人蔚犁爲例；述蒜的風土，引山東穀子爲例；述椒的品種，引『青州有蜀椒種……分布栽移，略遍州境』爲例；述棗的品種，引『青州有樂氏棗……父老相傳云：樂毅破齊時從燕齎來所種』爲例，又引『齊郡西安、廣饒二縣所有名棗』爲例；述作麥貌法，引『齊人喜當風^去黃衣』爲例。其例相當多，是亦可證著者爲山東人。E。本書有專篇述種桑柘和養蠶法，是現存較系統地述及這方面作業的最古文獻。查古代的桑蠶特別是柘蠶，以山東爲較著、較盛、且較早，這也是旁證之一。F．葛v之在紹興十四年(u44)爲此書作『後序』，稱：『【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其故可能因著者是東州即山東境人，垂老回鄉著述，所以其書也多行於其地。這也是旁證之一。至此，對著者的里籍問題，包括他出生的、長大的和告休後家居的所在地，不妨肯定說：就在今山東省益都縣。
(2)其次要弄清楚的是著者工作過的地方問題。如所周知，他任過『太守』，是無疑的。但任哪一郡太守?卻有不同說法：一說是高陽太守，【直齋書錄解題】和本書最初刻本(崇文院版)以次各種版本題署，均如是作；一說是高平太守，【四庫總目提要】如是作，(袁昶爲本書漸西村舍刻本作序，稱著者爲『賈高平』，近代編印的【四部備要書目提要】稱著者『官高平太守』，都沿此說)；一說是襄陽太守，【鄭堂讀書記】如是作。今按：三說中，『高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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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
守』、『襄陽太守』兩說都屬後起，又未說明所據，不足憑。可能是繕寫或刊刻偶誤，以訛傳訛所致。應該肯定是『高陽太守』。但查後魏行政區，有兩個高陽郡：一屬瀛州所領，在今河北省境；一屬青州所領，在今山東省境(【魏書．地形志】)。著者所官，究屬哪一個『高陽』?仍有不同意見。本文認爲以前者、即瀛州領的爲是。理由是：A．書中自述，曾親歷『井陘以東』地區。井陘屬今河北省境，可能就是當著者赴任時從山西東北行所經。B．本書【白醪曲篇】提到『皇甫吏部』，很可能是皇甫`(見上文)。此人爲元雍的女婿。元雍受封高陽，封地在青州境還是在瀛州境?雖史無明文，但結合他當時爲鎮北(後遷『征北』)將軍和都督冀、瀛等州諸軍事的任務推測，則其封地當是瀛州高陽郡。其時元雍家屬，可能部分居洛陽，部分居瀛州或其鄰州。皇甫場也可能一度居其地(瀛州一帶)，他作白醪曲的『家法』，如果是著者蒞官高陽時就地查詢所得的話，那就更有力地說明著者所官的高陽是瀛州境而非青州境。C．從本書述及『今自河以北……杜葛亂後……數州之內……』的話推測：當時杜洛周、葛榮的活動，正在這一高陽郡及其鄰境，包括冀、定、滄、瀛、殷五州(【魏書．世宗紀】)。高陽在瀛州算是較大的郡(領縣九)，大概杜、葛失敗後，著者才來此任太守，所以有此反映。這一設想如屬不錯，則他到任時，最早應在永安元年(公元528)九月(繼杜失敗後，是月葛又失敗。見【魏書】)以後，這可能是他仕途中最後一任官，大概三數年後便告老歸田，從
事寫作了。此外，他工作過的地方，當然不只河北高陽，其他還有不少，估計當時政治重心的洛陽、後魏發祥地的大同以至山西的某些地區，可能都工作過(似在山西任職較久)。但曾任何職?文獻無證。
(3)其次要弄清楚的是著者經行過的地方問題。著者多年遊宦，足跡所涉頗廣。單從書中述及的看，除他生長和歸田所在的益都和任太守所在的高陽外，其他地方，如：今河南境的朝歌(淇縣)；陝西境的茂陵；山西境南部的壺關、上黨，北部的代(大同及其附近)，中部的並(太原及其附近)，東部的遼(昔陽)；河北境的井陘、漁陽(密雲)；以至山東境的西兗州(定陶及其附近)，濟州(茌平及其附近)，青州(臨淄及其附近)，齊郡(歷城，當時青州所轄郡)。西安、廣饒(並當時齊郡所轄縣)等等，都可能或經行過或工作過。這些，只是書中偶爾提及的部分地方，此外，書中未提及的，當還不少，那就無可考了。又，本書兩次提到吳地，似曾親歷。但其他向屬南朝所轄，如果不是著者偶爾經過的話，可能就是與吳人交往而有所了解。――根據上面所述(包括著者生長、工作和經行過地區)，對本書的地域問題，略可窺見一斑。至此，可以總括一句：本書所反映的，主要是當時黃河中下游流域方面農業生產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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