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广州日报
1997年农林东路附近发现的南越国“漆器大墓”，出土了700多套南越漆器，
规格极高，被誉为广州的“马王堆”。
龟岗汉墓被误认南越王墓
国学大家也犯错
广州地方志专家陈泽泓曾记录了一首20世纪40年代在广州流传的民谣：“脚踏象岗头，一世唔使愁；摸下大象耳，你咩S都知；骑住大象身，今世无苦辛；拖住大象尾，食遍广州味；行到大象心，满屋是黄金。”这段预言长期以来莫明其意，直到象岗山王墓被发现。1983年，象岗山麓发现了第二代南越王赵u的墓葬。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u”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南越文王墓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轰动世界。
而很长一段时间，1916年发现的龟岗汉墓被误认为是第二代南越王墓。黄葵石的地产项目距当时的“东山庙”不远，1916年5月11日，一个建筑工地开挖地基时，无意中于离地面丈余深处发现一古代墓冢。但这个消息约四个月后才传到广州市政当局的耳中。9月，学者、广州文庙奉祀官谭镳闻讯前往视察，并迅速撰写了呈文，请求省府予以保护。谭镳的呈文后来被广泛征引，从中可知，龟岗大墓形制为“一堂三房”，墓室木质结构保存，“上下四旁，用坚厚香楠密布，木外护以木炭”。冢堂中本来出土古物甚多，但谭镳赶到时，仅仅收回48件。
龟岗大墓的发现被学界视为南越国考古学的起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坚指出，在谭镳的呈文中，仅仅含糊提及此墓属“南越贵人”，后又改称为“南越王者遗冢”，但未成定论。直至国学大家王国维确认前室所见刻木为黄肠题凑，明晰了此前一直争讼不休的黄肠石的起源问题。“文献所见黄肠题凑属最高等级的葬制，而墓葬年代又可以通过随葬器物卡定在西汉武帝早期前后，因此论者只能在《史记・南越列传》年表之中寻找相应的南越君主，最终多认定此处即是南越文王赵胡(即赵u)冢。这一结论在象岗大墓发掘之前很少遭到质疑。”专家分析，东山龟岗这一带目前已知的大墓仅此一座，且有相当厚的淤泥层，据推测西汉时仍可能是水网纵横之地，因此可能是一位高等级的贵族或官吏墓葬。
此外第三代王赵婴齐墓史载曾被孙权派兵盗掘过，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西村凤凰山曾发掘出一座南越大墓，墓内出土有与南越王墓相近的精美的玉件，该墓被盗惨烈，发掘者初步认为这座墓就是赵婴齐墓。
“赵佗墓”
成专家最想破解之谜
丁巍笑言，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在东山农林东路一带发现的三座彼此相距约200米、由东北向西南整体排列的汉代大墓，可能与政变中被害的第四代南越王赵兴有关。因为从规格上看，这几座墓的等级都很高，如农林东人字顶大墓的墓室面积超过南越文王墓。三座墓葬都朝向南越国宫署方向，可以推测是建于宫署落成之后。而且可以看出下葬比较仓促，人字顶大墓下葬时并未遵从原设计，且搭建过程中发生过最少两次塌方；1997年漆器大墓则墓室和随葬放置完全颠倒，这一切，都有可能是变乱时期所为。
很长一段时间中，学者们对南越王陵的寻找集中在东山地区。1931年初，广东学者蔡守的学生巴礼夫报告邻居谭氏在建造房屋时发现墓葬，即偕妻子前往考察。2月26日，蔡氏夫妇即将考察状况向广州博物院汇报。在获得博物院的授权下，担任专员主持发掘工作。发掘完成之后，蔡守夫妇从墓主用人字纹形砖筑墓，推想该墓埋葬可能十分仓促，来不及赶造墓砖；又依据出土的陶屋、金器、玉石等物，推测应非寻常人家所有；并且将这些发现与史书中记载的动乱中死去的南越国第四代王赵兴的资料对照，认为有相当的关联度，因此“据此故疑为南越王赵兴之冢”。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今天看来，这批与后来东山三座木椁大墓同样位于东山猫儿岗的汉代砖室墓，应该是东汉的墓葬。
关于赵佗墓，历史上并无被盗记载，专家们推断应当还是比较好地保存，只是难以发现。很多专家认为它可能在越秀山下，曾经有人请来“特异功能”者帮助搜寻，据说在越秀山深处看到了有耳室的“石室”。但也有专家认为，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广州许多地方都挖了防空洞，一些防空洞的设计布局也是类似形式，即使“特异功能”者所见为实，也并不能据此证明看到的就是赵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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