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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京晚報
古代春錢，又名『堂子錢』
倪方六
打擊並禁止賣淫嫖娼，如今被俗稱爲『掃黃』。
那麼，中國古代是如何『掃黃』的呢？
春秋時期管仲設『內閭』 國人『非之』
有不少性學家認爲，人類最早的性工作者出現在公元前594年，時古希臘雅典城邦第一任執政官梭倫創設了『國家妓院』。實際上這個『最早』應該屬於中國古代女子，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時期，在今山東境內的齊國，便出現了一批性工作者。時齊國上卿管仲在齊桓公的宮城中設立『內閭』，一次就安排了多達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內閭也稱女閭，即官辦妓院，比梭倫所設的國家妓院早了半個世紀。
梭倫創設國家妓院的目的，是爲控制和減少當時雅典城內日益嚴重的淫亂現象，而管仲則是爲了增加齊國的中央財政收入，『以充國用』。所以，不論是動機上，還是時間上，在內閭『上班』的700名古代中國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性工作者。
但是，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現，便爭議不斷。【戰國策・東周策】上有這樣的記載：『齊桓公宮中七市，內閭七百，國人非之。』所謂『非之』，即是反對開妓院這件事，時人並不支持有組織的合法賣淫，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禁娼』聲音。
管仲的『性產業』政策儘管『國人非之』，但在此後卻異常發展了起來。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了『樂戶制度』、『官妓制度』，並伴之出現了所謂的青樓文化。
從筆者查到的史料上看，雖然青樓文化成爲古代中國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但古代中國各朝政府有關禁娼的呼籲從未失聲過。特別在民間，最底層的老百姓對娼妓制度是深惡痛絕的，賣淫和嫖娼行爲爲人不齒，均有悖於正常倫理和性愛文明。爲此，民間常用『敗家子』、『賤貨』這類粗話，咒責進行性交易的男女雙方，引導社會風氣，這實是一種『道德禁娼』。
宋仁宗趙禎規定官員 『不得赴妓樂』
道德禁娼並不是政策性的，所以相當乏力。針對禁娼呼聲，出於淨化社會環境、調整倫理秩序、規範官場行爲的需要，古代朝廷多會對賣淫嫖娼行爲從政策上進行限制，這種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國的『法律禁娼』。
『法律禁娼』在古代中國很多時候是有條件的『掃黃』。古代中國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較複雜，有宮妓、官妓、營妓、家妓、私娼、暗娼等。其來源早些時候是奴隸性質的女子、戰爭俘得的女人，後來則以失夫女、罪人(臣)女、賣身女爲主。但每個朝代幾乎都禁止『逼良爲娼』，從准入機制上進行控制，避免社會風氣整體變壞。如明朝法律就規定：『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爲娼優』者，『杖一百』。
與此同時，又對性消費者即所謂嫖客的性消費行爲進行限制，其中尤以對負有社會責任的官員的限制最多最嚴。如宋代，便禁止官員狎妓。趙禎(宋仁宗)當皇帝時便規定，負責分管刑獄的官員提點刑獄不得召妓，當時的說法是『不得赴妓樂』。
四五十年後，趙頊(宋神宗)當皇帝時則擴大到整個監司範圍，不僅是提點刑獄，所有監察官員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鬆』一下，就是趙頊過生日那天的『聖節』。時人詩句中所謂『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說的就是聖節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國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產業是最爲發達的，性工作者的素質也最高。當時唐政府確立了官妓制度，從法律上給性工作者一個地位，賣淫成了合法的產業。
當時，唐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教坊』，對在京師營業的娼妓予以統一管理，所有從業人員均須註冊登記，登記後須進行崗前『職業培訓』。嗓子好的培訓成歌妓，有音樂天賦的擔任樂妓，身段好的發展爲舞妓，有點酒量的則做飲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總有青樓女子的影子在字裡行間晃動。
當時，性工作者主要聚居在長安城的『紅燈區』――北門附近的平康里，『平康』、『北里』由此成了妓院的代稱。孫に撰的【北里志】，記述的就是時人逛『紅燈區』的所見所聞。
來源：北京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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