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论“体”

  作者: 张新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走向自觉，文学批评中的文体观念也渐趋成熟。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有关“文体”或“体”的范畴被普遍使用，由于没有明确的概念性的阐释，“体”的含义就显得很复杂。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其中关于“体”的论述也具有丰富多义的特点。通过对刘勰论“体”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此而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批评之全貌，还可加深对中国古代文体学传统的认识。
　　《文心雕龙》中涉及“体”或“文体”的篇章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体”的意义也各不相同，现将其主要含义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指某一特定文章体裁，这是“体”最常用、最简单的含义，如《诠赋》篇有“《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虽合赋体，明而未融”（本文所引《文心雕龙》皆出自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8年版），《颂赞》篇有“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等，这些“体”分别指传、赋、颂几种文章体裁。二指不同体裁必须遵守的体制及规范，且体制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如《体性》篇有“故宜摹体以定习”，《风骨》篇有“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明了各种文章的体制，就能做到意思新颖而不紊乱。《通变》篇有“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应该抓住文章写作纲领的主要方面。《定势》篇有“苟异者失体成怪”，勉强求新反而会因为体制不合而变成怪诞。三指文体流变，并在运用中潜含刘勰个人的价值取向。如《明诗》篇有“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四言诗的正规体制是雅正润泽，而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是清新华丽，这其中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颂赞》篇有“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颂本来是用来告神的，却渐渐变化为用于人事，因此这是不正规的颂，是“变体”。“斯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颂主要是赞美盛德的，但是这些作品（文中列举曹植、陆机等人的作品）却是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这已经是魏晋时期有了变化的颂体了。四指修辞手法及其格式或特点，如《丽辞》篇有“丽辞之体，凡有四对”，指对偶这种修辞手法的格式有四种。《隐秀》篇有“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指“隐”这种修辞手法的特点是意义在文辞之外。《比兴》篇有“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指“比”这种修辞手法。五指创作主体或作品的风格，如《风骨》篇引魏文《典论•论文》“体气高妙”。六指不同的风格类型，如《体性》篇有“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作者按照本性写作，风格虽然彼此相异，但综合起来却不外八种类型。以上对“体”的含义的列举仅是相对而言，意义之间虽然有差别，但是也有相互补充，通常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它们共同构成了刘勰所论“体”的范畴。
　　从以上“体”的各种含义看来，刘勰论“体”实际上涉及了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的文体及其所必须遵守的体制规范问题；一是作品与创作主体的个性之间存在的关系，即“体”与“性”的问题。那么，刘勰是如何在《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书中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呢？
　　关于不同的文体及其体制规范问题。首先，刘勰极其重视各类文体的体制规范。他把文体的体制规范称为“大体”、“体要”等，且要“立体”、“昭体”、“位体”，否则就会“失体”而成为“谬体”、“讹体”。为此，刘勰在“论文叙笔”时“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使为文者明确不同文体的体制规范和写作要求。以下举例以具体说明刘勰几点主要的要求：一是对文章文辞、内容以及文辞与内容相结合的要求，如《诠赋》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情感由外界事物引起，作品内容必须雅正；事物通过作者情感体现，文辞必定要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还要与雅正的内容相结合。这就是赋这种文体的文辞与内容的要求。又如《颂赞》曰：“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既要求文辞必须清洁明丽。这是对颂这种文体的文辞与内容的要求。二是对文体要有一定的法式要求，如《祝盟》曰：“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祈祷文要诚恳而恭敬，祭奠文要恭敬而哀伤。这就是对文章法式的要求。三是对文体作用的要求。如《铭箴》曰：“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所以文辞必须切实；铭则有褒扬赞美的作用，所以篇体应以弘大润泽为贵。四是对文体征圣宗经的要求，如《史传》曰：“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史传的写作，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必须以经典为准则，在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这样文字上才不会空泛，内容才会确凿。实际上，这几点要求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文体的作用决定其文辞与内容，文辞与内容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法式，而这些又都以征圣宗经为总的指导原则。可见，在刘勰看来，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相应的体制要求，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都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和现实的必然性，一旦超出这个格式，便不成其为此一种文体了。
　　其次，刘勰不仅极其重视各类文体的体制规范，还分别从写作者与批评者的角度来强调这一问题，使他的理论最终服务于写作者与批评者。对于写作者，刘勰要求其首先要选择好文体。《熔裁》篇曰：“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要想写好一篇文章，要根据主体性选择文体，要选择合适的素材，要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三准”是在告诉写作者在创作之前如何谋划才能合乎文体的体制规范，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能够裁辞，文句才不会杂乱，能够熔意，纲领才会分明。对于批评者，刘勰要求其首先要看作品是否遵循了特定文体的体制规范。《知音》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要想做好文学批评，就要从体制的安排、辞句的运用、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律的处理以及继承与革新等六个方面去评价。刘勰把体制放在第一位，可见在他看来，批评家衡量创作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创作主体能否遵循特定的文体的体制规范进行写作。
　　最后，既然不同的文体都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和规范，创作主体按照需要选择了某一种文体后，就会遵循其体制规范进行写作。因此，创作主体虽相异，遵循的体制规范却相同，这就形成了此种文体相对稳定的整体态势，且整体态势随文体变化而不同。刘勰在《定势》篇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一点。《定势》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为何“定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作者情趣多种，作品变化多样，但是写作时，则要像弓箭之矢必须笔直，山涧急流必须迂回那样，应依照具体内容确定体裁，并根据体裁形成一定的体势，这样的作品才能要圆则圆，要方则方，自然成趣。二是如何“定势”：“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不同文体体裁的写作方法不同，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却也很难超越，只有熟悉各种写作法则，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因此作家要善于配合运用不同的文章体势，做到“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但不管怎样互相配合，都要“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也就是不能违背此类文体总的趋势。三是整体概括不同文体决定的不同客观态势或体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在此，刘勰又把上文“论文叙笔”部分所列的文体总括为六个大类，并对其体势进行概括，是对其上文的补充和深入。
　　

　　以上是刘勰论“体”过程中对不同文体的体制规范问题的论述，相对稳定的体制规范对不同文体起到制约作用并最终影响其整体态势；另一个问题则是他对作品与创作主体个性的关系的论述，创作主体的主观因素也同样影响着不同文体及单个文本的风貌。刘勰在《体性》篇中集中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形成其“体性说”。
　　刘勰认为，作品与创作主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体性》开篇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情”与“理”是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言”与“文”则是这种内在精神结构的外化形态。而“才”、“气”、“学”、“习”是决定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的四个因素，四者共同作用形成的差异就造成了“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文心雕┝•体性》）的创作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从内在到外化的过程中，刘勰并没有简单地一一对应了事，而是逐步阐释。
　　首先，创作主体才华的高低、气质的刚柔、学识的深浅、习性的正邪形成了潜在于他们主观个性中的不同风格面貌。刘勰归纳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即有的作者倾向于学习经书，走儒家之路，从而形成“典雅”的风格，而有的作者含蓄地说理，走道家之路，从而形成“远奥”风格的等等，因此，这“八体”还是创作主体所具有的，能够影响作品的主观风格倾向。
　　其次，在创作主体的主观风格倾向形成以后，又如何最终表现为客观作品的文学风格呢？“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也就是说创作主体要靠学力、才能，并在一定的意志和情感的触发下才能将主观的个性风格转化为作品的风格。“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文心雕龙•体性》），这些才是最终形成的不同作品的不同风格面貌。
　　综观刘勰的“体性说”，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沿曹丕的“文气说”而来，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创作主体的个性与文体风格的关系进行探讨，属于“文如其人”的一支。然而他的理论又超越了创作主体的自然个性，强调后天学习和修养，并主张用雅正的思想和文学作品来引导人的性情。正如他所说：“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文心雕龙•体性》）这正是刘勰的高明之处。
　　以上是对刘勰论“体”的两个问题的全面阐述，仔细推敲，在这两个问题的论述过程中，是存在一些矛盾的。刘勰是怎样解决这些矛盾的呢？
　　其一，刘勰一直在强调不同文体的体制规范的重要性，认为体制是为文的一项硬性规定，使我们觉得他否认不同文体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而事实恰恰相反。为了“立体”、“位体”，他必须强调“昭体”，一旦我们跳出这一语境，把视角放到《文心雕龙》全书就会发现，刘勰是注意到不同文体之间的联系并有意识地凸显这种联系的。在纵向上，他认为不同文体之间存在“源”与“流”的关系。“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五经”标榜于后世，成为文章楷模，源出于“五经”的各类文体虽自成一家，但是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在表现方式、表现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在横向上，他认为不同文体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形式上，在“论文叙笔”部分往往将两个体制相近的文体放在一起论述，“赞曰”部分合二为一；内容上，众多篇章中对相近文体的共通之处做了论述。以《章表》篇为例说明：“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此为章、表的共同作用。“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此为章、表的共同写作法则。“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肃恭节文，条理首尾。”此为章、表共同的体制要求。
　　其二，刘勰在其“体性说”中，将不同创作主体所倾向的风格面貌归纳为八种。需要注意的是这八种风格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的、与作品一一对应的。因为他同时承认“八体屡迁”，“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文心雕龙•体性》），要像枢得环中那样，运转自如地支配这八种风格，使它们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某个创作主体的独一无二的风格。
　　其三，文体是客观的，刘勰看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与互容；风格是主观的，刘勰也看到了不同风格之间的差异与互容。那么，在客观的文体与主观的风格之间，刘勰又是怎样处理的呢？诚然，文体是重要的，它有着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审美对象，彰显一定的审美精神，这也是刘勰之所以如此重视文体规范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在于，既成的体制很容易束缚了创作主体的手脚。但是，实际情况是，运用这种文体体制来创作的主体会主动或被动地来突破这些既成的体制。对此，刘勰所持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明确体制规范，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文心雕龙•体性》），“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文心雕龙•附会》），先要有正确的体制、健康的风格作为引导，为文才有方向。其次，在此基础之上，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性与能动性，“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心雕龙•体性》），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完美统一。
　　由以上几个问题可见，刘勰在论“体”过程中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既表现了极强的原则性，又保持了相对的灵活性，使问题的论述不偏不倚，又独出机杼。
　　要言之，从刘勰论“体”这一问题中可以看出，刘勰身处其时的文学批评潮流中，对有关文体的许多实质性问题给予了理论上的发展，这对整个中国古代文体学传承影响深远。因此，深入对《文心雕龙》中“体”的概念的认识与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