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

  作者: 李　倩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或譯賈爾斯，為英國著名漢學家、劍橋大學中文教授。他曾翻譯【莊子】、【聊齋志異】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亦編著過大量與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相關的著作，如【華英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國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國繪畫藝術歷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urial Art）等。翟理斯八十五歲壽辰時，已出版的各類論著多達六十餘種，其中就包括【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一
　　
　　英文版【中國文學史】1901年出版面世，後於1933年、1958年、1973年等歷經多次再版。1934年，鄭振鐸曾著文，將翟理斯視為替中國數千年文學寫史的『創始者』。翟理斯本人對於此書在學術方面的開創性亦充滿自信，在全書序言開篇首句即道：『這是用任何語言，包括中文在內，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的首次嘗試。』雖然二十世紀末的歷史鈎沉發現，俄國人瓦西里耶夫（V.P.Vasiliev,漢名王西里）先於翟理斯，在1880年已經出版題為【中國文學史綱要】的著作，不過，翟理斯建構『中國文學史』的先行之舉，亦功不可沒。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序言】中說：『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魯迅的上述判斷，可以推廣到『中國文學』之整體。所謂『自來無史』之『史』，是指作為現代人文學科的『文學史』，區別於中國傳統的『文章流別』觀念。自古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即有『史』的意識，【文心雕龍】有所謂『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鍾嶸【詩品】有所謂『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但傳統的文學『史識』不同於現代人文學科的文學史研究，總體而言，傳統的中國學者更多是對文學作品作共時性的鑑賞品評，而缺乏從宏觀上整體把握歷史脈絡的文學史研究。翟理斯亦謂：『中國本土的學者，對個別的作品進行無窮無盡的批評與賞析，似乎從未構想過任何類似的著作。』
　　在沒有先例可供取法的情況下，翟理斯根據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梳理出文學史的架構。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900年間，甄選出兩百餘位作家及其作品，大體依據西曆公元紀年斷代，分為如下八章：
　　第一章分封時期（The Feudal Period ）（B.C. 600-200）
　　第二章漢朝（The Han Dynasty）（B.C. 200-A.D. 200）
　　第三章各小朝廷 （Minor Dynasties）（A.D. 200-600）
　　第四章唐朝（The T」ang Dynasty）（A.D.600-900）
　　第五章宋朝 （The Sung Dynasty）（A.D. 900-1200）
　　第六章蒙古人之朝代（The Mongol Dynasty）（A.D. 1200-1368）
　　第七章明朝（The Ming Dynasty）（A.D. 1368-1644）
　　第八章滿族人之朝代（The Manchu Dynasty）（A.D. 1644-1900）
　　【中國文學史】第一章自中國充滿神話傳奇的上古時代講起，略述中國早期文明與書寫歷史的源頭，其後分節重點介紹孔子與【五經】、【四書】與孟子、先秦諸子、先秦詩歌以及道家與【道德經】。第二章『漢朝』，述及秦朝『始皇』與焚書的歷史，介紹了漢朝的詩歌、史傳文學與辭書編撰方面的成就，還注意到佛教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並設專節論述。第三章大略對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分為『詩與各體文學』、『經典學問之道』兩節。第四章『唐朝』分詩歌、散文兩節。第五章『宋朝』除介紹詩歌、散文、史傳方面的成就之外，設專節介紹活字印刷技術的發明、辭書編撰以及【洗冤錄】一書。自第六章開始，分期轉以改朝建元的時間為標準，並分別以『蒙古人之朝代』、『滿族人之朝代』代稱『元朝』、『清朝』。在這三章中，除敘述詩歌及其他各體文學的發展狀況之外，還專節論述康乾時期的文化，亦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戲劇、小說的成就以及各種民間通俗文學的狀況。
　　全書共448頁，篇幅極為有限，對作家作品的介紹都僅是點到即止，且全書疏漏訛誤甚多。在每一章內，翟理斯大致按照生卒年代排列作家。在各個作家的名目下，簡單介紹相關軼聞並附錄翻譯作品。這些翻譯作品或援引自他的【中國文學瑰寶】（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或轉引自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的【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翟理斯之所以選擇這種著述體例，是因為『這樣使得中國作者，在翻譯之所能及的情況下，不辯自明』（【中國文學史】序言）。
　　按照魯迅『有史』與『無史』的區分標準，翟理斯的文學史可被看作是中國文學『有史』之先。然而，當面對國內外學界的檢驗評價時，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顯得有些『不入流』。鄭振鐸在【評Giles 的中國文學史】中說，『Giles 此書實毫無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翟理斯的後學、曾就讀於劍橋大學的學者卜立德（D.E.Pollard）則認為，該書『由種種翻譯片段組成，輔以相當瑣碎的、有時無聊的軼聞』，同時，鑑於二十世紀以來海外漢學的發展，『漢學已經細分為各專業學術學科，按照其標準，翟理斯只能算是個業餘的』（『H.A.Giles and His Translations』，Rendition,Autumn 1993， p.103）。
　　
　　二
　　
　　所謂『文學史』，既指文學在歷史上的發展過程，又是指記錄這個過程的文學史著作。就後者而言，文學史是以敘事體的形式具體呈現於讀者眼前。在不同的文學史敘事文本之間區分『入流』與『不入流』、『專業』與『業餘』，其標準實由外在於文學史文本的一整套現代人文學科機制決定。
　　同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的文學史著作，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在『中國文學史』學界產生的影響力，遠比不上法國人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英國文學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泰納的文學史，根據達爾文、斯賓塞等人的生物/社會進化觀點，把種族、環境、時代作為文學藝術發展的三種基本動因，發展出實證主義進化論的文學史觀。這種唯科學主義精神追求，正契合了文學史學科體系建立之初以自然科學的體系、價值作為自身標準的強烈訴求，深刻影響了以日本明治時代漢學界為代表的海外『中國文學史』研究。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在1912年曾謂，『「近時」傳入的賈爾斯（Giles）之【支那文學史】，其「聲價」遠不及往時已傳入的泰納之【大英文學史】，是因為法國人學英語易，從而能得其文學之味，而英國人了解中國文學難，從而難究其蘊奧』。此種歸因於語言交流的解釋，雖未得其要義，但足見翟理斯文學史與泰納文學史在日本的影響力之差異。
　　中國國內撰寫文學史之初，很多著作都受到日本漢學研究的影響。例如國人的第一部題為『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即林傳甲1904年為京師大學堂附設優等師範科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在編寫過程中參考了G川種郎的【支那文學史】。後者從地域、人種、風俗等角度來分析中國文學，這種分析架構正是源自泰納的【英國文學史】。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隨着中國現代教育體制逐步確立，接受新式學堂教育的人口急速增加，對『文學史』教材、論著的需求越來越大。當時初中、高中、大學的國文必修科均包括『文學史』或『文學史略』。在編寫中國文學史的熱潮中，『中國文學史』作為一門現代人文學科的學科規範逐步確立。在這一過程中，泰納的實證主義進化論理論占居主流。雖然泰納的文學史觀亦受到很多後起學者的批評，但相形之下，翟理斯不以探尋文學發展規律為旨趣的文學史寫作方式，被排斥在『中國文學史』學界視野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三
　　
　　對比翟理斯身為英國劍橋大學中文教授長達31年的學術地位，【中國文學史】所處的邊緣狀況，正反映了當時英國漢學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的現實。
　　早期英國漢學的研究風氣並不濃厚，自上而下以培養為經商和外交的通中國話的實用漢學家或稱領事館漢學家為基本走向。劍橋大學繼倫敦大學、牛津大學之後，於1888年設立中文教授之席。這個職位的設立，僅僅是一批中文圖書的『副產品』。1882年，威妥瑪（Thomas Wade）結束在中國的外交官生涯，回到英國，將自己的中文藏書無償捐贈給劍橋大學，附帶條件是威妥瑪期望在餘下的有生之年，成為這批圖書的管理員和守護者。劍橋大學因此為他設立中文教授席位。1897年，曾在中國擔任威妥瑪下屬的翟理斯，接任兩年前去世的威妥瑪成為劍橋大學第二任中文教授。
　　翟理斯代表的是那個時代英國漢學界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比起同時期法國等其他西方國家的研究成果，則相差甚遠。翟理斯著述中的『業餘』特質，在很大程度上也緣於整個英國漢學研究學科體系的不完備與支持乏力。翟理斯與考察倫敦東方研究機構的學術委員會曾有一段對話記錄在案：
　　――你有中國助手嗎？
　　――我沒有。
　　――那麼有一個助手會不會比較理想；你想要一個助手嗎？
　　――我確實非常需要一個助手，我估計劍橋大學不會支持這個。
　　（T.H.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 Wellsweep,1989,p.85)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事研究所必需的助手與參考書籍都是大問題，遑論翟理斯在沒有任何先例可資取法的條件下，為中國文學上千年的浩瀚歷史撰寫一部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是翟理斯任教後出版的最早一批著作之一。與中國二三十年代因學校教育之需而興起的撰寫文學史的風潮一樣，這本書的主要目標讀者群也是高校學生；不同的是，翟理斯需要自己去贏得讀者群。翟理斯在一份報告中說，作為教授，他『在劍橋只有一名學生真正出於對語言（漢語）本身的興趣而希望學習』。學者傅尚霖曾在1931年分析，在英國漢語研究被作為一種受歡迎的話題而非整體的知識體系，這種狀況與當時英國急切想要發展與中國的貿易關係的歷史現實不無關係。換句話說，在當時的英國，外交官或教士們學習漢語都是為了現實的功利目的，而不認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可能成為嚴肅的學術研究對象。在這種狀況下，翟理斯必須選擇一種大眾化的著述方式來為自己贏得讀者。翟理斯在全書的序言中，將此書視為引導英語讀者進入廣闊的中國文學領域的『導論』（introduction），而非集大成的『定論』。以普及為目標的寫作取向，決定了【中國文學史】的通俗讀本性質。
　　書中表現出的通俗化的審美趣味，既與外部文化環境息息相關，也源於翟理斯本人的學養積累。他早年在英國接受歐洲古典文化的薰陶，發表的作品多為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Cicero）和文評家朗吉弩斯（Longinus）的譯文。1867年，他來到中國接受訓練，成為一名使館翻譯人員。他在中國生活了25年，1891年從駐寧波領事的職位上退休，回到英國。較之於中國傳統觀念中『四書五經』之類的經典，他更關注中國的民間文化、通俗文學以及老莊思想，在編撰字典與詩文翻譯方面多有造詣。他的所長不在思辨，辜鴻銘在【一位偉大的漢學家】一文中說，『翟理斯博士具有以往和現代一切漢學家所沒有的優勢――他擁有文學天賦，能寫非常流暢的英文。但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又缺乏哲學家的洞察力，有時甚至還缺乏普通常識。他能夠翻譯中國的句文，卻不能理解和闡釋中國思想』，甚為中肯。
　　翟理斯在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研究的眾多領域，都有開創之功，如此豐富的成果幾乎均賴他一人在研究條件不成熟的條件下獨力完成，用力不可謂不勤。所惜外部的現實環境先天決定了他的研究的局限性。隨着海內外『中國文學史』學科的發展，他的文學史研究成果很快即被後學超越。卜立德稱，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雖『野心勃勃』，但卻『早產（premature）』，這一評價是妥當的。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