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作者: 蒋　方

　　一
　　
　　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解说屈原身世，发明屈骚意义，训释楚语方物，使后人无论是读屈原，还是读楚辞，都不能舍其书而他就，在屈原作品的传播接受史上，功莫大焉。王逸说自己之所以作此书，是不满前人班固、贾逵的《离骚经章句》“义多乖异，事不要括”，因此，“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而对班固的屈原评价，批评尤为激烈。这就引出了屈原接受史上的一大争议，后人或支持王逸的观点，或支持班固的看法，而支持王逸者占大多数。但是，若深入探讨王逸与班固争论的实质，就可以发现，两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问题，而王逸的观点之深刻影响后来读者的重要原因，是他调整了自西汉以来的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
　　王逸与班固争论的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
　　班固也肯定屈原之忠，如言屈原“忠诚之情，怀不能已”，如言“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赞序》），对屈原的遭遇充满同情与理解，对《离骚》之作深加赞扬。但他认为刘安将《离骚》与《国风》、《小雅》相并而颂，“斯论似过其真”。因为，“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在列举经书古贤的处世之道后，批评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这是说，屈原处危国乱世而执著忠谏，不辨形势而陷己于祸。又“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e狂猖景行之士。”即谓屈原不能通达君之不可要求的道理，又不能自释其忠信被谤的怨愤，品行虽高洁，行为却狂狷，不合于明哲保身、哀而不伤的经训。因此，班固对屈原的总体评价是“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王逸对班固批评屈原之不明智则大不以为然。他说：“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U，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u，愚夫之所贱也。”这就是说，士之忠君，当直言谏诤，死而后已，不可以避祸而不进，全身而不言。因此，“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离骚叙》）王逸视屈原为天下第一忠臣，极力宣扬其忠贞讽谏之意，如谓《离骚》是“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九歌》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之以风谏”；《九章》是“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之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故以班固对屈原的批评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比较班固与王逸的屈原评价之争，其实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臣之谏君。班固注意的是屈原的行为方式，王逸强调的是屈原的忠信品格。班固不否认屈原的忠贞，而他之批评屈原“露才扬己”，是因为屈原置身于“危国群小”而诤谏不已，终至不容于朝，沉江而死，故谓之“非明智”。他所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讲，即士在不遇明君而遭贬黜之时当如何处世？他的评论是沿袭了自西汉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而得出的新结论。
　　
　　二
　　
　　“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个知识群体诞生在战国时期，特定的情境使士人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呈现出这样的群体特性：他们追求着功业声名，尽管这种追求的实现不能完全离开权力的支持，而由于他们是凭藉着知识与智慧去建立功业，这就赋予了他们尊道自贵、傲视王侯的品格。但是，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专制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帝国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他们从阅读屈原而提炼出来的“士不遇”主题，就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探讨。
　　屈原之载于历史，最早见于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则是屈原最早的传记作者。一篇抒情之作，一篇传记之作，着眼各有所重，而屈原那忠诚的品格，卓越的才能，在作者的笔下，都受到高度的赞扬，他那放逐的遭遇，悲壮的自沉，都得到深深的同情。无论贾谊还是司马迁，都在作品中通过与楚国污浊现实的对比，强调了屈原的坚贞不俗，宁死不渝，叹息他的“遭世罔极，逢时不祥”，推尊其志向“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因此，他们对屈原的自杀表示了沉重的惋惜。贾谊说：“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司马迁说：“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贾谊因才高遭忌而疏放长沙，司马迁是自呈忠言而触罪受刑，他们都强调屈原的才高志洁而不遇于世，在对屈原的表彰与同情中寄寓了对自身不公正遭遇的愤怒。生活在大一统帝国中的他们已不再拥有战国之士游行天下的自由，除了忍辱，别无出路。他们对屈原不去楚国的质询，不理解屈原为何有路而不行，其实是由于自己的困境而产生的叹惋。因此，他们之读屈原，是从才士与浊世的对立而提出问题，关注的是王权之下士人的个人遭遇。这一取向引导了汉代士人阅读屈原的主流。
　　汉代士人读屈原而有相当数量的拟骚之作。西汉时期，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七谏》、庄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扬雄《反离骚》等，都是抒写自己的不遇情怀。他们或从自身遭遇而深深悲叹，或借托屈原而感怀激荡，一面表彰忠贞强谏的行为，一面哀伤谏而不入，反招祸殃。他们面对专制王权的横暴，将屈原的遭遇视作士人的普遍命运，尽情抒写着空怀才志与徒然殷勤的失望，而以屈原之沉江为坚守士人品格的无奈。东汉时期，则有梁竦《悼骚赋》、班彪《悼离骚》、王逸《九思》、蔡邕《吊屈原文》等，同样是借屈原的遭遇而抒写自己的失意不平，情感则要比西汉士人平和。而对于屈原的死，班彪申之以“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蔡邕叹之以“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都与班固一样地持不赞同的态度。
　　在谈到不遇士人的出路时，退避是两汉士人一以贯之的选择。不过，无论是贾谊和司马迁以“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的老庄思想来做自我疏导，还是东方朔与扬雄提出“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的自守，他们的退避是在碰头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出路，故而在情感上就表现得非常激愤，指斥现实是“`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贾谊）；悲叹自己“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司马迁），而对战国之士的周游天下、驰骋立功怀有无限的向往。东汉士人抒写不遇之悲，如班固《答宾戏》、崔S《达旨》、张衡《应间》等，在指斥现实一面往往著墨不多，多是通过历史的思考来做内心的自我调整。他们在文章中往往列举战国之士的逞才立功，而紧跟着就数说其悲惨的下场，或将功业之士与孔子等道德文章之士相比，说明士之追求功业原非一途，功业价值也不是只有一种：“《说难》既遒，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坠”（班固）；“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张衡）。在他们看来，以退守来平抚不遇的哀伤，是一种明智，是一种自觉。他们在要求士人调整、适应时世的同时，更强调以文字自存的价值，既维护其人格，也使其功业赢得一定的独立性。所以崔S高唱“臧否在予，唯世所议”（《达旨》），张衡声称“聊朝隐乎柱史，且韫椟以待价”（《应间》）。在他们，退避虽然是不遇之士的消极选择，却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正是由于对退避意义的认识提升，东汉士人对待士不遇的心态远较西汉士人平和。
　　

　　从贾谊司马迁而开始的对屈原之死的质询，是生活在汉帝国的士人在怀才不遇之时看不到自身出路的苦恼，而经过扬雄之“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的叹惋，到东汉班固、张衡等人，则提出了“明君子之所守”，“密尔自娱于斯文”的解决之途。正是在这种阅读背景之下，班固注《离骚》，强调屈原出众的才华，而不赞成其愤激的情感与自杀的行为，主张以明哲的平静来对待命运的坎坷，而有“非明智之器”的批评。
　　
　　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前期，儒学统领意识形态已有二百余年，通过经学的博士教授与官吏任用，儒学所崇尚的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因而规整了西汉前期士人追求功业的个人意气，辅弼君主，立政济民，流德后世，成为东汉士人的向往。而德业的建立，可以通过政治功名，也可以经由学术建树与品行修养。尤其是后者可以避开专制权力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冲突，故在东汉，隐居与入仕一样，也成为了士人的选择。
　　从光武帝刘秀之尊周党，借隐士以提倡重廉耻的社会风尚，东汉皇帝对隐士态度殷情，多所表彰。因为隐士虽不屈征聘，却也成为政治清明的标榜。这就推动了以不就朝廷征辟而取名声的士人风尚。入仕与隐居，士人的道路选择虽不同，但都以儒学道德为行为依据，在朝为官者强调的是謇谔不屈的直谏之风，隐居山林者注重的是清高不俗的高尚之德。不过，隐士之德毕竟以忠君为上，若只取声名而不尽力于朝廷，保全个人品德，却无视国家危难，就不仅招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批评，而且，徇徇默守也不合儒学“舍生取义”之道，而“为志士之所耻”。在王逸所生活的安帝、顺帝时期，关于隐士的出仕与否，是当时社会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南阳大儒樊英，多次辞绝官府征聘，后于顺帝时入朝任官。谢承《后汉书》记载：樊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如黄琼有清高之名，应征入朝，李固写信勉励他：“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令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后汉书》卷六一）王逸写给樊英的劝勉信虽不可得见，但也一定是以志士许身、忠君报国为宗旨。樊英在读王逸信后而改变多年来的坚持，除二人之间的友谊与信任，王逸的“古譬喻”一定有相当的说服力。以王逸对屈原忠信事君的无限赞许，他所引用的“古譬喻”中，想必是有屈原在的。尤其是安、顺之时，外戚专恣，宦官擅权，朝政淆乱，大臣多以缄默守身而乏谔谔之风，许多人都把振兴朝纲、澄清天下的希望寄托在以清高著称的名士身上。王逸之劝勉樊英接受征聘，就是一例。樊英入仕后而无所建树，毁其清名，时论甚至以为是王逸的劝勉之过。由此也可见王逸系心朝廷的殷切。
　　在这种背景之下，王逸读屈原，注楚辞，最为强调的就是屈原对君主的忠贞。同是解释《离骚》的名称之义，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说：“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沿袭司马迁的解释而对“离”字作进一步的说明，强调屈原在《离骚》中抒写的是贤才不遇明君的忧伤。而在王逸，屈原诸作之中，《离骚》被冠以“经”之名，解释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他强调的是不遇之士对昏聩之君的不弃不离。在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中，“离”通罹，“骚”为忧，“遭忧作辞”即“发愤而抒情”，抒写的是怀才不遇者的一己忧伤。王逸之释“离”为别，骚为愁，并与“犹依道径以风谏君”相联系，这离别之愁就不是士之不遇的个人忧伤，而是士谏君而君不听的去君离国之愁。王逸是将《离骚》视为屈原之忠君不渝的道德情感的抒写。《离骚》是《楚辞章句》一书的首篇，王逸从解释篇名开始，将贾谊、司马迁以来汉代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由士不遇的个人忧伤转向了忧君忧国的道德情感。
　　这种以道德情感为主导的阅读取向贯穿于王逸的整个注解。其《离骚叙》称：“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诗人之义”，即儒学所宣扬的《诗经》的讽谏精神，是臣下对君主的不渝之情，故“讽谏”与“思君”是王逸在注解中常常提到的字样。如言《九歌》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之以风谏”；《惜诵》是“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质于神明”；《哀郢》是“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思见君而不得”；《思美人》是“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等。他论析《离骚》之文，是“依托五经以立义”，将文中物象的象征说成是“依《诗》取兴”，强调“其词温而雅”，从而弱化了屈原的发愤而抒情。当刘安称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而司马迁深赞其说，本是强调其“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的个性情感，到王逸这里，就变成了“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的道德表彰。
　　
　　四
　　
　　就屈原而言，失志的怨愤，忠君的执著，都是其作品所涵容的情感。当其作品一经面世，阅读者同时也就成为了作品的诠释者，成为了屈原作品传播与接受的主体。于是，“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就如何存在。”而读者的接受水平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时代风气的影响是其中之一。
　　班固以屈原为“贬e狂狷景行之士”，王逸称屈原是“执履忠贞”的“俊彦之英”，二人的评价各有偏重，不仅反映出他们各自的个性，也反映出东汉高扬儒学伦理道德的社会风尚。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遇”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自然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显然，二人都不取屈原愤激的情绪。班固主张执道自守的退避，王逸主张忠君不渝的进取，二者看似矛盾，而据以儒学的伦理道德立场则同出一辙。因此，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汉代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在东汉则有了转变，班固也好，王逸也好，他们都是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
　　汉人是屈原及其作品的最早阅读者。他们的阅读活动融入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现实追求，而他们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与认识随同屈原作品的历史传播而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读者。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一直是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班固的注解，为汉人的“士不遇”之叹作一小结，虽未解决士人人格与专制权力之间的冲突，却毕竟提出了一条自我舒解的路径。汉以后人也仍然吟唱着“士不遇”的哀伤，但在情感表达上已不像汉人那样激烈。王逸的注解，则通过张大屈原的忠君之心，突出了士之执守忠贞的道德意义，在此之前，屈原的忠君之意是虽有言及却并未成为士人阅读的重心。而随着《楚辞章句》一书的传播，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屈原忠君眷国的道德感情出现了越来越响亮的歌唱。于是，王逸的影响不仅远大于班固，而且二人的注解也成为了屈原阅读史上的旧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