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语法学的人文性特质(2)

  来源: 北方教育

张志公曾说到《红楼梦》中一个例子：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英俊、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如果换一种说法，说“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的少年”，这也未尝不可，但汉族人却不太习惯，因为这种软化说法的长定语念起来憋气。而前一种说法把长定语化作一个个述谓性的句读流动起来，语气流转自然而且符合事理顺序。我们再来看一个英语句子：
　　He did not remember his father who died when he was three years old.
　　译文：①他不记得他三岁时死去的父亲。
　　②他三岁上死了父亲，记不得他父亲的样儿了。
　　英语原句是以动词“remember(记得)”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译文①也是如此，以“记得”为中心，就难以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译文②是汉语的习惯。不以某个动词为中心，而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多句读的流动展开的。我国目前的“主动宾”或“主谓”的句子分析方法，只适用于译文①类型的洋腔洋调的句子，不适用于译文②类型的有汉语味儿的句子，就是因为这种句法忽视了汉语注重句读流动的基本样态。
　　
　　三、虚化与写实
　　
　　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意会的，所以只要能够意会，语词就可以“虚化”；又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流动的。所以为了使句读流动起来，就不必每个句读都主谓俱全，显得臃肿。因此汉语的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问的。例如：“他有个女儿，在郊区工作，已经打电话去了，下午就能赶到”。这里每一段都暗换主语。意思却很清楚。如果把这些“虚化”的主语都补上，一个个句读主谓俱全，实是实了。却使每个句读都死板笨重了。我国语法学界争论过“贵宾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通过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之类的句子。说它们是缺乏主语的病句。这实际上 是用西方语法的“实”的眼光来衡量汉语句子，没有考虑到汉语的表达和理解的习惯是虚实相间的。这种习惯很有点像中国绘画的“计白当黑”。而西方语言的句子就像西方的戏剧布景和油画一样，都是填得满满的，这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虚实相间和流动转折。使汉语的句子句读简短。音节铿锵。例如：“这屯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跤也摔得漂亮。叭哒一声，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周立波《暴风骤雨》)。用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规范显然无法解释如此疏落、活泼的语言组织。我国现有的仿自西方的语法体系也只好说这种虚实相间的句子组织是“省略”造成的，也就是说它们原来是主谓宾成分俱全的。可问题是。把被“省略”的成分补上去后，句子反而不自然了，而且许多地方根本补不出被“省略”的成分来。那么。凭什么说这些句子原来是主谓宾俱全的呢?语法分析是要说明事实呢?还是要圆说自己呢?问题的实质正如启功先生所问的：“汉语的‘语法’是什么?”他说：“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小时候学英语语法有一条：一个句子如在主语、谓语、宾语三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时。也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就像小孩唱的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启功先生的疑问反映的正是西方语法的“团块”，写实原则在汉语语法的“疏通”写意样态面前深深的困惑。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语义因素大于西方语言意义上的“句法”因素，拿西方那些句法规则来分析汉语，往往可以发现它们的控制能力很弱。只要提供一定的语义条件、环境因素，某些句法规则就会让步。这正应黎锦熙的那句话：“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我们常说汉语语法使用“意合法”。汉语的语词意义往往是发散型的。一个个词像一个个具有多面功能的螺丝钉。可以左转右转，以达意为主。只要语义上搭配。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连在一起，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于是可以说，汉语词的组合，有一部分是语法组合。有一部分是语义组合。所谓语法组合，就是综合西方语法关系模式的语义组合。如果丢开西方语法先入为主的模式，也许所有汉语语词的组合都是语义组合。而谁又能说这种语义组合模式不就是汉语的语法呢?以往的西方汉语学家说汉语没有语法，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对了。汉语没有西方形态语言那般的“语法”。汉语语法的真实面貌，也许我们受困于西方语法的巨大影响，至今还很难想象得到。然而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再也不必为证明汉语有西方人那样的“语法”，而拿西方语言模式来肢解我们的民族语言。中国现代语法学在开始建立时之所以模仿西方的语法体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共性的，就好像人类的物质现象是有共性的一样；其实，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之间没有一种“公约数”。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共同的衡量尺度。人类的共性只体现在人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活动上。语言也是如此。对于汉语来说，它在世界各种主要的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即它的缺乏形态变化的面貌和浓郁的人文性。因此汉语规律的概括更应避免世界其他语言的理论和方法的先入为主的影响。而摆脱这种影响的最科学的途径就是在民族文化特征上认识汉语的基本精神和结构面貌。在中国文化通观下进行汉语规律的探讨，同时借鉴其他民族的语言理论和方法。才能建构具有汉语特色的语法学体系。( 作者：王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