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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文学网 杜甫在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应邀入幕，不少研究者都偏信了杜甫辞幕时的两句诗：“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严武第一次镇蜀时为劝杜甫出仕，作了一首《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ｊùｎ＠④ｙí＠⑤冠”等句，很快就被杜甫谢绝，他的答诗里就有“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等句（《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严武劝仕之意大约曾表达过多次，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时，还在动员杜甫：“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酬别杜二》）可以说，在严武第一次镇蜀期间，杜甫确实是绝意于仕进的，下了老死江湖的决心。但是送走严武之后，历经了徐知道之乱，在梓州、阆州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里，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一些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许多故人也相继应召入京，反映出当时形势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注：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第409页。）。因此他的心情不再平和，变得激烈，又写出了一些“嫉恶怀刚肠”式的诗句。例如：“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ｘｉāｎ＠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愿问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有感五首》之五）。“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的隐逸心情一去不返，又关心起军情国事来，“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更是明白地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在阆州，他接连写出一组关心西疆军情之作：《对雨》、《愁坐》、《警急》、《王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又思君恋阙起来。“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了“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这一回杜甫的入幕，实在不见有推辞之迹。
入幕之初，杜甫也确实有好好干的想法。这从他打消去蜀的念头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在往来梓、阆的一年半时间里，杜甫曾多次说过离开巴蜀前往吴楚的话。例如：“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双燕》）。大约是在章彝的帮助下，杜甫得到了一艘小船，“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要不是严武被委任为剑南节度使再次镇蜀，这一回很可能就成行了。后来入幕之后，杜甫也表示过去蜀的想法，如：“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之二）但入幕之初，约在广德二年(764)夏六月某日陪严武观看骑兵试用新旗帜时，打消了去蜀之想，作出了效力戎幕的决定：“我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扬旗》）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后来的坚决辞幕，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完全是因为不合本性，受到拘束。这些不过是说得出来的理由，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说不出来的理由：杜甫与严武发生了矛盾，具体的爆发就是那次酒后的“睚眦”。
人们很容易把杜甫的辞幕归因于他的居幕不乐，不乐有二：一是爱自然的天性受了拘束，二是幕中同僚不睦。这当然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例如“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郊茅舍》）“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到村》），可以理解为天性受拘；“分曹失异同”（《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赤霄行》），则明示同辈不合、为同列少年所侮。两种原因加在一起，更是加强了杜甫“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的想法，使他坚定了辞幕的决心。历来的注家、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这么讲的。这当然说得通，而且很堂皇。但是，堂皇的事情，往往另有隐情。隐情自然不能一遍遍地说与人听，但是杜甫毕意不是什么事都深埋心底的人，难免会于不经意间泄露到诗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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