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先生的漢語言韻學研究(1)

  來源: 中國語文網

黃季剛先生曾以『音韻在二者(文字、音韻、訓話)為綱領,為先知』的話來定位音韻學的地位,並且他還進一步指出,『若將其歸於形義,則可為傳統語言文字學之鎖鑰』。徐復先生作為他的嫡系弟子,得以傾聽其教誨,得其思想精髓,並多所創建。
　　  
　　一.創立變音疊韻詞理論  
　　  
　　自程瑤田創作【果贏轉語記】以來,傳統小學家對於連綿詞由於語音關係引起的變化已做了很多研究。這個語言特點的基本規律是相關位置上的音節總是發生同步的變化,如:『叮玲當琅』,『叮』變為『聽』,聲母由不送氣變為送氣,那麼相應的『當』變為『鎖』,亦為送氣:『玲』變為『東』,韻母由ang變為ung,那麼『琅』也要變為韻母為ung的『瓏』。其餘的用例依次類推。  
　　後來,沈兼士著【連綿詞音變略例】,對這一語言特點有所研究,但是,由於舉例甚少,難以觀其系統。直到1986年5月,徐復先生在【語言研究集】第一輯上發表了【變音疊韻詞纂例】,詳細地論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現象,並把這種現象所涉及的詞命名為變音疊韻詞,『把原來不是疊韻的雙音節詞,通過上字或下字的改讀,變成唇吻調利、語音和諧的另一個雙音節詞。這種變音疊韻的特點,就是變過音的上字或下字,必須與原來未變音的上字或下字是雙聲(或古聲母相近),它的韻部還必須和不須變音的上字或下字同化,要求同在一個韻部或韻近的部里(也包括一部分上古韻部)。』  
　　徐先生的這一理論,受到季剛先生『二物相挾而變』理論及『疊韻詞往往互音』理論的啟發。『二物相挾而變』理論認為『古聲既變為今聲,則古韻不得不變為今韻,以此二物相挾而變』,即古聲和古韻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使下向今聲和今韻發生變化的。黃先生說的是同一音節聲母與韻母之間『相挾』發生的變化,徐先生則是指明具有密切關係的兩個音節之間相互影響,即『相挾』發生的語音上的變化。而他的『疊韻詞往往互音』理論又認為『凡連綿詞其聲變者,無不有關於韻,其韻轉者,亦無不有關於聲。當考異音複詞往往一變而為疊韻語,再變為疊字語』。兩人的理論最終的落腳點存在的差異較大:黃先生強調的是結果,對於過程缺乏論證,徐先生則強調的是『變』的過程,他深入而系統地論述了異音複詞是如何變音為疊韻的。徐先生在繼承了黃說的基礎上,對這一語言現象作了理論的總結與闡述。  
　　  
　　二.將音韻學引向實用領域  
　　  
　　徐先生一直主張學術為社會服務,學問為現實服務,讀一書同解決問題相結合。他的許多音韻學著作就體現了這種精神。  
　　1.利用音韻的成果來研究少數民族語言  
　　抗日戰爭時期,徐復先生輾轉於巴蜀、西北等地,就地調查方言資料,風土人情,學習了蒙、藏語言,於1945年3月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闊氏讀音考】一文,進一步科學地證明了白鳥庫吉關於匈奴為蒙古種的歷史現實。另外,徐復先生還在1946年發表【守溫字母與藏文字母之淵源】一文,通過兩者的對比研究,認為:『漢藏語言,同為單音語系。西藏至唐時始創字母,共為二十,系增損梵文而作者。漢文字母,由反切之演進,而經歸納法以成,雖曾參用梵文,而大半仍襲西藏字母之組織與次第。』這一發現糾正了世代以為守溫字母出於印度梵文的說法,奪回了本屬中國的『版權』。  
　　2.注意用音韻學知識解決訓話難題  
　　(1)從語音上入手來揭示文獻用語的確切含義  
　　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有這樣一句話:『躁者自余病,即飲以消食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作如是句讀者如日本淺川資言,他在【會注考證】中認為應該在『豆』字處絕句,『比』,字連下讀,他引曰:『比,比年之比。』但是,徐先生認為:『當以「豆比」二字連讀,豆比為小豆。【顏氏家訓・勉學】有云：「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解。此文豆比正與豆逼音近,故同訓小豆矣。』這樣徐先生結合古音、方音解決了上述疑難問題,同時還可見古人重音不重形的語言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