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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 方
宋宁宗赵扩嘉泰元年（1201），陆游七十六岁，他在《会稽志序》中说到：“中原未清，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字句中满含对中原沦丧的沉痛，对江南巨镇所寄予的支撑希望。会稽是陆游的家乡绍兴府的古称。他一生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绍兴度过，他的近万首诗有一半以上是在绍兴写作，他熟悉绍兴，对绍兴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金陵，也称建康，即今之南京，陆游一生仅有三次路过，却也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陆游第一次过金陵是在孝宗赵s乾道元年（1165）。
孝宗即位之初，颇有兴复之志，时陆游在京城临安（今杭州）任职，深受鼓舞。他积极上书言政，又参与了朝臣对孝宗信用龙大渊、曾觌的批评，却不料由此而惹恼孝宗，被外放到镇江任通判。镇江是南宋重要的边防之地。陆游的外放虽有贬谪之意，但在镇江任上，他得以接近淮上视兵的张浚，结识张浚之子张蚣捌淠涣懦驴∏洹⒎敕健⒉榛a等一批力主抗金收复的志士，心情仍很愉快。不久，因为他的从兄陆沅担任提举两浙市舶之官，镇江在其辖区之内，陆游循例应当避嫌，而隆兴通判毛钦望与安抚使陈之茂“职事不协”，于是有两相调换之令。从表面上看，这应当是一次正常的调动。而隆兴府长官陈之茂，于陆游有师门之恩。他当年主持锁厅考试，不顾秦桧的旨意而擢陆游为第一，居于其孙秦埙之上，曾触怒秦桧。那么，陆游调任隆兴而能与陈之茂共事相处也应当有愉快之感。但是，在陆游上给陈之茂的谒见文书中却流露出了许多怨意，因此，调任的背后也许有着朝廷中政治斗争的影响，恐怕与他反对龙大渊、曾觌的用事不无关联。实际上，陆游到达隆兴的第二年（1166），即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而罢去官职，回到故乡山阴闲居。从隆兴二年二月至镇江到乾道元年七月离开而赴隆兴，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陆游可以说在政治仕途上接连遭遇挫折，心情之低沉可想而知。
隆兴府治在今天的江西南昌。陆游携带家人从镇江去南昌，取水道，由长江上行至今九江，然后取陆路而至南昌。船行途中过金陵，他曾上岸游览钟山。陆游的这次金陵之行，没有留下诗文记载，不能得知详情，只在其后的《入蜀记》中写到钟山时有所言及：“定林庵，旧闻先君言，李伯时画文公像于庵之昭文斋壁，着帽束带，神彩如生。文公没，斋常扃闭，遇重客至，寺僧开户，容忽见像，皆惊耸，觉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今庵经火，尺椽无复存者。予乙酉秋，尝雨中独来游，留字壁间，后人移刻崖石，读之感叹，盖已五六年矣。”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这次过金陵，陆游是独自一人离船上岸，天又正下着雨，不可能逗留较长时间，怕是只到钟山定林寺一处而已。五年后他又用一天的时间重游定林寺及周边风景，也可说明这次游览的匆忙。那么，在赴隆兴的途中船过金陵，陆游冒雨前来钟山，应该是为瞻仰曾听父亲讲述过的定林寺中那幅著名的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著力于政治改革以振兴国家，遭遇打击，退居金陵，而不改其志。他本是陆游敬重之人。而陆游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家学渊源，使陆游对于安石又多一重亲近。陆游怀抱爱国激情而仕途挫折，报国无门，在秋雨瑟瑟之时，独自冒雨来到定林寺，面对昭文斋墙壁上那“着帽束带，神彩如生”的王安石画像，心中该有多少感慨！他提笔挥毫，在壁间留字以为纪念。五年后陆游再游金陵，定林庵已尺椽无存，更不用说那幅王安石的画像了，倒是他的题字被珍惜者移到石壁之上，保存了下来。今天南京钟山南麓紫霞湖公园内犹有陆游摩崖石刻，不知观赏者是否能想象陆游当年冒雨而来的情景，体察他题字时的心情？
陆游第二次过金陵是在孝宗乾道六年（1170）七月，在他赴夔州通判之职而溯长江上行的入蜀途中。
这次过金陵，陆游停留了五天，是他长达十个月的旅程中，除京城临安与镇江两地之外，停留时间较长的一个地方。《入蜀记》是他这次旅途的日记，清点可以知道，京城停十天，因有至亲的兄弟要作离别前的团聚，有诸多的官员要作远行前的拜谒，而他自己也有许多的留恋要作交代。镇江停十天，不仅是旧地友朋要作酬对，更有由运河而转入长江的航行需作船舶的调整与物质的准备。而金陵之停五天，则是因为游历需要时间。
七月五日清晨，陆游的入蜀之船过龙湾，经石头山，由新河进入金陵城的西门龙光门，停泊在秦淮亭下。《入蜀记》这日写到：“过龙湾，浪涌如山。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石头山，即今清凉山，东吴时孙权在山上筑城为防而名石头城，又称石头山。据陆游的描述，至南宋时，山依然临水而立，而船行由长江进出金陵，必过石头山，故下文写道：“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变，必先固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此时的秦淮河东西向贯穿金陵城，故西城之龙光门又名下水门。城上赏心亭，地势高险，视野开阔，可以俯看金陵而远眺东南，西北望见历阳而及淮南，是著名的登临览胜之地，素有“金陵第一胜概”之称。此亭是北宋真宗时丁谓守金陵时所建，亭西水中有白鹭洲，因李白有“二水中分白鹭洲”的诗句，后人又在赏心亭西建白鹭亭，北建二水亭，一城门之上三亭并立，陆游说：“诚为壮观，然赏心亭为二亭所蔽，颇失往日登望之胜。”言下有无尽的遗憾。秦淮亭，邻近西城门，是朝廷为往来官员提供食宿的驿亭。这天入城后，陆游只作近处游览，三亭之外，又去了皇帝在金陵城中的行宫。宫殿是不可进的，他在宫前天津桥上徘徊良久：“桥琢青石为之，颇精致，意其南唐之旧也。”
接下来的几日，陆游细细地游览了金陵的几处名胜：冶城山麓的天庆观，石头山下的清凉广慧寺，钟山南麓的太平兴国寺、报宁禅院，以及城中的保宁寺，戒坛寺。六朝旧部的金陵，佛寺是一大景观。杜牧曾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概括金陵一地所蕴含的兴盛衰亡的历史意义。陆游在金陵的游览，不仅有取鉴历史之意，更有考察金陵地势之心。佛寺既是历史的存照，又多依山而建，故成为他在金陵的专门之游。天庆观所在的冶城山，相传是孙吴时的鼓铸之所，在西城门内偏南。石头山与广慧寺在西城门外，距城有一里多地。钟山太平兴国寺在东城门外，据《景定建康志》，距城有十四里，报宁寺位在半途，距城七里，故又名半山寺。这几日的佛寺游，陆游西登石头，东上钟山，南瞰牛头山，将金陵地势尽收眼底。游天庆观，他一面去观西看了东晋时为维护皇权而父子同战死的卞壶庙，一面感慨：“吴晋间城垒，大抵多因山为之。”游广慧寺，他登上石头山，感慨：“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头当仍为关要。”他在钟山的游历多追忆王安石之事，在城中游保宁、戒坛二寺则多述南唐旧迹，也有感慨寄寓其中。
游金陵而对地形山势如此关心，实与陆游抗金复国的抱负密切相关。在高宗绍兴年间，南宋朝廷中有过关于定都钱塘还是迁都建康的争论，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坚持以临安为都，理由多多，实以其地近海，便于逃跑躲避。而主战者，先有宗泽，后有张浚、陈亮，都力主要图谋恢复中原，就当定都关中，若不能，就当以建康为都。尽管高宗以苟安求免，驻在临安，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但这一争议一直持续到孝宗即位之后。张浚曾慷慨激昂地陈说：“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宋史》卷三六一）陆游的主张同于张浚等人。他在任枢密院编修时，写有《上二府论都邑札子》，论述以建康为都城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举孙吴、萧梁、南唐为例，谓其偏居江南，也曾有不以建康为都之时，然而，“其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复毁，尽而复徙，甚者遂至于败亡”。他说：“大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跸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故希望朝廷以“建康、临安，皆系驻跸之地”，而若可接受，他愿进一步呈说定都措置的意见。孝宗虽有恢复之志，却同样任用主和之臣而排挤主战之士，迁都之议自然未能接受。而陆游在遭遇摒弃之时过金陵，犹念念不忘对金陵地势形胜的考察，并在日记中继续驳斥反对迁都的主和派说：“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邪？”其系心于朝政的热诚，如他诗中所言：“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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