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江：【史記·貨殖列傳】講記（二）

延章 · 發表於 2011-2-2 11:17

　　繼續讀【貨殖列傳】。
　　夫山西饒材、竹、榖、纑、旄、玉石。
　　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特別重視土地的出產，這就是【繫辭下】所謂的『與地之宜』，包括植物和礦物。戰國、秦、漢稱華山或崤山以西爲山西，就是所謂的『關中』，也用來指太行山以西。這裡的山西，可能指的是後者。『饒』是豐富的意思。材，就是木材。竹，沒有問題。谷，和穀子的『谷』（谷）的音形相近，但谷的左下是禾，谷（谷）的左下多一橫。谷也就是楮樹，樹皮可以造紙。【水滸傳】二十四回武大郎綽號『三寸丁谷樹皮』，三寸丁用來形容矮，谷樹皮皺巴巴的，用來形容丑。纑是山中的野麻，可以用來織布。旄是氂牛的尾巴，可以用作旌旗的裝飾。古代左持鉞右持旄，用來象徵兵權，整肅軍威。玉石，有一個本子沒有『石』，大概覺得石不會是寶貝。我以爲原文也可能有石，石應該是含玉的礦。玉石就是可以開採的玉和玉礦，有一句成語叫『玉石俱焚』。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和山西相對，戰國、秦、漢稱華山或崤山以東爲山東，就是所謂的『關東』，也用來指太行山以東。這裡的山東，也可能指的是後者。多魚、鹽，是因爲靠近海。中國古代產絲，歐洲人稱中國爲『賽里斯』（Seres，即產絲之國），根據的是絲的譯音。聲色就是樂隊女子，當時把歌舞的舞女也當成物品，算作某地的特產。電中常見那些在君王面前跳舞的人，就像沒有靈魂的一隊機械性東西。
　　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
　　楠指楠木，是一種貴重的木材。梓也是一種貴重木材。姜，生薑。桂是一種香料。金、銀、銅、鐵、錫是五金，金是五金之首，錫是五金之尾。連，裴駰【集解】說『鉛之未煉者』，大概類似於鉛礦石。丹沙是鍊汞的原料，下文有『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道家通過鉛和汞來煉丹，有後來屬於化學的外丹，還有屬於生物化學的內丹。犀是犀牛，犀牛角很貴重，現在已禁止交易。玳瑁，一種類似於烏龜的動物。珠璣，珠是圓的，璣是方的。形容某人的文章好，有所謂『字字珠璣』。齒，象牙。革，皮革，老虎皮、牛皮之類。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龍門在今山西河津縣，碣石在今河北樂亭縣。也有人認爲碣石就是今河北昌黎縣西北的碣石山（周予同主編【中國歷史文選】上冊，137頁），此地靠近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曹操【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應該就是此處。龍門、碣石的北面是草原和牧場，所以多馬、牛、羊。旃就是羊毛織成的氈，【長征組歌】所謂『草毯泥氈紮營盤』，形容當時的艱苦環境。裘是皮大衣。筋是做弓箭用的弦，角是號角，在軍事上有作用。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
　　在方圓千里的大山中東一塊西一塊，像棋子一樣，分布著銅礦點和鐵礦點。
　　此其大較也。
　　這就是物產的大略。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這些物產都是中國人民喜歡的，吃的穿的都是它，生老病死也脫離不了。所以中國人蠻務實的，沒有什麼空虛的觀念，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奉生送死』，就是生死死，生老病死，靠著它們來維持生命，也靠著它們來埋葬死人。世代代地自然演化，自從有了人就是這樣地過，很緩慢、很緩慢地發展。現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裡邊的事情還是一樣，只是多少有些浪漫化了。歌中唱道：『老人們舉杯，孩子們歡笑，小伙兒彈琴，姑娘歌唱。』這裡有老中青三代人，老人將來要『送死』，孩子將來要『奉生』，正當年的是小伙兒和姑娘，也就是一男和一女。小伙兒和姑娘也會成爲老人，而孩子也會成爲小伙兒和姑娘，就是這樣代代相傳，沒有根本的變化。如果是正常的情形，每一代都有孩子、年輕人和老人，應該把孩子撫養成人，老人要照顧，然後要送死。孔子所謂的『敬鬼神而遠之』（【雍也】），祖宗崇拜直接從這裡來，用著另外有一個神。
　　中國這個詞的古今演化，以後還可以詳細考察。在這裡上下文中蠻明確，就是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以北。這一塊地方不太小也不太大，當時在那裡生活的人就是中國人民。人和民不同，人表示的是人和其他生物的區別，而民表示的是上層貴族和底層老百姓的區別。國王和老百姓都是人，但老百姓是民，國王不是民，貴族也不是民。孔子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孟子講『民爲貴』（【盡心下】），就是這些最卑賤的人最重要。在英語就是dumb millions，所謂沉默的大多數，沒有什麼反應，也沒有什麼文化。他們的要求很具體，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賺點錢，然後生孩子，然後造子，然後老的送走了，然後小的再出生，就是這樣重重複復地過。這就是民的象，帶有一點點愚昧的意思，但是不要看不起這些人，社會存在的基礎就是他們。
　　如果再放一個詞在旁邊比較，民的意義就顯豁了。民可以通『氓』，區別在於土著曰民，外來曰氓（古書上讀méng比較多）。氓就是亡民（nonnaive），也就是一個地區的外來人，住久了以後同化了，於是成了民。古希臘畢達哥拉斯的祖先就是氓，流亡到了薩摩斯。【孟子·滕文公上】：『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這個人認爲此地很有吸引力，主動前來申請居住。一個地區如果有一部分流動人口，對此一地區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因爲外來人會帶來新的思想，而且做事也比較積極。當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一個地區外來人口比例過高，對當地治安會有所影響。民一般要老實本分一點，因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而流亡過來的人是氓，一旦發生了事變可以選擇離開。這就是爲什麼在後來的演變中氓會帶上一點貶義，出現了流氓之類的詞彙。【詩經·衛風】上有一篇【氓】，男主角大概也是一個外來人。『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這個外來人，死乞白賴的樣子，到女孩子家門口做生意，心裡想的是來當毛腳女婿。『抱布貿絲』的布，一般的解釋是錢，我想也可能是實物，用布來交換絲，以物易物。這個女孩子一眼就看破他了，他來做生意是假，目的是來和她套近乎。這就是所謂清醒的糊塗，在男女戀愛中經常發生。女孩子一方面非常敏感，一下子看穿了他的用意。但是另一方面她對這個人還是沒有看清楚，以後的事情是一場悲劇，這個外來人把她拋棄了。
　　『謠俗』就是風俗，這個詞我覺得非常好，跟希臘的nomos真是一模一樣。nomos可以解釋長久以來的民俗，又可以解釋法律，又可以解釋歌謠，跟『謠俗』真是天衣無縫地對得起來，怎麼會這麼貼切。老百姓就是這樣一代代過來，謠俗就是風土人情，大家掛在口上的、哼著玩的民間小調，比方說黃土高坡、西北風之類的風謠，關係到那裡土地的出產，關係到那裡人的生活性情，關係到那裡人的自然想法。所以我們唱的那些古代的、甚至現代的歌曲，反映了老百姓內心深處的想法，這就是所謂的【詩經】，從這裡可以窺測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命運。而你喜歡的是什麼樣的音樂，那你就是什麼樣的人。像老百姓一直在過的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這些原來也就是謠俗，把它們確定爲法定假日，就是從不成文的法變爲成文的法。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待』非常重要，這是一個普通詞彙，其實也有哲學意義，就是莊子討論的有待和無待。人生就是有待的，有局限的，就是被物質困住的。待可以少一點點，像蘇格拉底就認爲，哲人對生活的要求比一般人低，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沒有非要不可的東西（【斐多】64d-e）。但是生活必需品不能沒有啊，所以還是一個有局限的人，因爲你不可能完全無待。在生意場上有一句話叫喝西北風，如果喝西北風也能生活，就成了莊子【逍遙遊】中的理想人物：『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神人近乎於無待，或者待非常少。當然，吸風飲露還是有待，西北風還是不得不喝。
　　『農而食之』，『虞而出之』，農是平地的勞動，虞是對山林川澤的開發，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脫離不了這些物產。【紅樓夢】五十三回中有一個烏莊頭，過年的時候運來一大堆物品，有一張大單子，那可真是奢華：『……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狍子五十隻，野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熊掌二十對，鹿舌五十條，柴炭三萬斤，……』結果還被主人落下一句話，『這夠做什麼的？……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由古及今多少年發展下來，天然的物產被大量消耗了，有一些資源近乎枯竭了。『工而成之』，這是手工業，好比薩摩斯的雕刻匠。『商而通之』，商做大、小買賣，起流通作用。
　　【管子·小匡篇】提出過一個分類，『士農工商，謂之四民』（亦見【國語·齊語】，【穀梁傳】成元年）。農和工是兩大生產領域，商在兩邊進行物質交流，把農產品賣到工人那兒，把工業品賣到農民那兒。此外還有一個士，也就是讀書人，在其中進行信息交流。【史記】四民中沒有提到士，好像覺得讀書人無用，對物質生產起不了什麼作用。
　　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
　　讀書人還是少不了的，原來士就是在這裡。政教指政治和教育，那是政府的作用，古今真是可以貫通。『發征期會』，組織一場行動。『發征』指發令徵收或徵求，『期會』是約好在某個地點碰個頭，開個會。【史記·項羽本紀】：『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期會』就是大家約好在那邊碰頭，然後組織一場會戰，或者發動一場圍剿。『寧有』就是難道有，難道是出於政治和教育嗎，是有人發布了命令嗎，是有人組織了集會嗎，原來都不是。農、虞、工、商拿出來的東西，不是有人按照計劃來組織的。讀書人一般比較喜歡安排，這種特性如果發展到極致，就是哈耶克所謂的建構理性。任何事情都要自己來包辦，就是士的副作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每個人都擔負著力所能及的工作，決不偷懶。『任其能』是智力，『竭其力』是體力，『以得所欲』，發揮自己的才能來滿足欲望。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
　　物產的價格是自然波動的，如果過於便宜了就有一個力量往上走，過於昂貴了就有一個力量往下走。征有好多種解釋，我覺得用虞氏易『震爲征』來解釋最好，征就是變動的徵兆，有一個反向的趨勢。
　　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各勸其業』，每個人都努力地做他的那一行，勸是鼓勵，也可以認爲是自我激勵。天津有個勸業場，應當取名於此。『樂其事』，這件事做得很快樂。所以在求職時最好要把自己的擅長和興趣組合進去，不要跟自己的天性完全違反，接近一點才能做得好。『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好像水往下走，日夜都不會停。『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這用不著做思想工作，自然而然就是這樣。哪兒有錢賺，人就往哪兒走，用不著去組織或動員，完全出於自然。
　　前面已說過『戶說以眇論』不行，老子的理論也好，孔子的理論也好，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也好，都阻止不了。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 2版，第181頁。）這個自發產生應該因勢利導，要遏制它怎麼遏制得了呢，何況人類生活本來就是靠它來維持。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道難道不是符合於此嗎，人心不是自然的驗證嗎。爲什麼要違反它，違反不了。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周書】不是指【尚書】，而是指【逸周書】，也是古代傳下來的誥誓號令。今本【逸周書】沒有這一段，大概是亡佚了。農、工、商、虞四者，是民的衣食之原。農、工、虞從事生產，商從事流通，三寶指農、工、虞之所出，也就是糧食、器物、財匱。『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單列一句，可能其前有脫文。民生日用的衣食之原，也就是今天所謂的經濟命脈。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經濟命脈大的很豐厚，經濟命脈小的很貧薄。原通源，開源而節流。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一個是政治經濟學，一個是經濟學。經濟學原義就是家的財產管理。古希臘色諾芬最早用經濟這個詞，他有一本【經濟論】（劉小楓翻譯成【齊家】）。另外有一本【雅典的收入】，那就是從家到國了（色諾芬【經濟論】、【雅典的收入】，張伯健、陸大年譯，商務印書館，1981）。爲什麼單單經濟不夠呢，經濟學不但脫離不了政治經濟學，因爲富家和富國有聯繫。而且【經濟論】被看成【蘇格拉底回憶錄】的續篇，那麼也是哲學的一部分。古典作品探討的是人類思想、人類文化、以及人類的生命存在，所以跟現代的經濟人假設不一樣。在哲學的範圍里經濟學不能獨立，經濟學獨立了，完全靠一個定義推導會出問題。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人群中自然存在的貧富現象，不是來自外來的力量，而是出於『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對於一個社會整體來說，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當然應該有一個調節，而且絕不允許用不合法手段來致富，也就是下文所謂的『奸富最下』。但是如果想做到完全平均，肯定不可能。假設你把所有的財產平等地分給每個人，第一秒以後就會產生開始差距，一年以後，十年以後，貧富又出來了。貧富差別有其天然性（斯賓塞謂出於自然淘汰），就是所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至於貧富差別太大了，而且爲富不仁，當然要加以限制。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
　　太公望，齊國的開國之王，就是姜尚、姜太公。姜尚封於齊國，這塊地方並不好，靠海邊，又是鹽鹼地。於是他鼓勵婦女從事手工業，女功『極技巧』，手藝非常精緻。沿海地區把魚和鹽運到其他地區賣出去，經濟就發展了。『人物歸之』，人和物都來了。『襁至』，好像被繩子拉著，接連不斷地來，有一股吸引力。『輻湊』，車輪當中有個軸心，輻就是外輪和軸心的聯繫，輻湊就是人或物的聚集。用現在的話來講，『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就是形成了經濟中心。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冠帶衣履天下』，到處可以看到穿齊國衣服的人，可見齊國經濟文化的影響力。『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山東一帶的人整理整理袖子都來了。海包括黃海和渤海，岱是泰山。爲什麼要斂袂，因爲希望自己以新的面貌出現，好像就此能啟動好運，這其實是一種心理暗示。爲什麼要往朝，因爲對經濟發達地區有一種崇拜，有一種嚮往。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
　　在太公望以後，齊國的好景沒有持續，一點點又衰落下來了。太公是西周初年的人，到了東周春秋的初年，齊桓公的大臣管子再進行了整頓，齊國又重新興起了。管子就是管仲（?--公元前645），他整頓經濟的方法就是『設輕重九府』。管子認爲從古以來治理國家的根本方法就是『輕重』，【管子·揆度篇】：『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管子·輕重戊篇】齊桓公問：『輕重安施？』管子回答說：『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用我們現在話來講，輕重就是所謂調控。根據張守節【正義】，『九府』就是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也就是用九個金融部門來進行調控。
　　【管晏列傳】對管仲的治國措施有詳細記述，可以作爲參照。『管仲既任政相齊』，管仲因爲鮑叔牙的推薦做了齊的相國。『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他用了一套方法來富國強兵，也就是『通貨幣，易有無』。關鍵在於『與俗同好惡』，也就是【易經】所謂的『吉凶與民同患』（【繫辭上】第八章）。老百姓覺得好，他也覺得好，老百姓覺得壞，他也覺得壞。『故其稱曰』，他的說法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前兩句下面還有分析，末句指領導者服行有禮度，六親各得其所，於是就團結穩定了。『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從『倉廩』至『滅亡』來自【管子·牧民篇】，四維就是禮義廉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下令好像流水一樣，老百姓想什麼，他就想什麼，這就是前文所謂的『善者因之』。『故論卑而易行』，他的理論很容易實行，不談非常高遠的理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老百姓喜歡的就實行，老百姓不喜歡的就廢止。『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這個很了不起，下面還會舉例。『貴輕重』，用經濟的手段調控。『慎權衡』，用政治的手段賞罰。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齊桓公有一次對他的女人發火了，發火是因爲『蕩舟』，也就是在玩水的時候，她因爲開玩笑，把他的船翻得太厲害了。於是齊桓公把她趕回了娘家，蔡人也蠻絕的，既然你不要了，就把她又嫁出去了。這就觸怒了齊桓公，於是派兵去攻打蔡。蔡後面的老闆是楚，於是齊、楚發生了一場衝突，後來簽訂了一個停戰協定，歷史上有名的叫『召陵之盟』。管仲『因而伐楚』，爲了私人的事情而打仗上不了台面，他就搬出一個理由，『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見【左傳】僖四年），變成尊王攘夷的大義了。楚國爲什麼只顧自己發展而不進貢呢，你可是周天子的臣子啊。當時齊國稱霸於中原，認可周天子的中央政權，相當於認可齊國，這樣就把一件瑣碎的私事，變成了重要的天下大義。當然他的要求也是很低的，『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這是象徵性的進貢，不是割地賠款，或者解散軍隊，否則楚國一定會拼到底。貢一下包茅，你可以自己發展，但是必須承認周天子的中央政權。這樣大家都滿意了，於是達成了妥協。這是齊桓公稱霸中重要的一仗，軍隊本來是去伐蔡的，這就是『因禍而爲福』。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山戎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地區，燕在那邊也可能不大聽中央的。他在攻打山戎的時候，就跟燕國修好，鼓勵他們『修召公之政』，回到中原的大家族中來。什麼叫『召公之政』，西周初年周公和召公聯合執政，一個人管一個方面。周公封於魯，召公封於燕，所以【詩經》裡有【周南】、【召南】，把他們的德化施行出去。
　　『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曹沫就是【左傳】莊十年曹劌論戰中的曹劌，有一次打仗他們戰敗了，魯國就只好割多少城給齊。曹沫在於柯之會上用恐怖主義方法，挾持桓公把地還給魯。被明晃晃的刀指著，齊桓公沒有辦法，就只好同意了。但他回來以後又想反悔，因爲『要盟可以不聽』（語見【孔子世家】），在威脅下被迫答應的承諾，事後可以不認帳。管仲勸桓公，既然已經答應了，還是把侵占來的城還給魯吧。諸侯覺得桓公這個人很講道理，都擁護他。『因而信之』，本來一件不太好的事，經過輕重權衡，給他轉成爲好事了。所以總結成一句話：『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當然最後根本還是在於實力，強大的人講和平別人就歸心，不強大的人講和平沒有人理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開了九次類似於聯合國會議或者東南亞國家首腦會議，齊桓公是召集人，別人都看著他的面子來了。於是對周天子的區域重新整頓了一下，形成了一個鬆散聯盟。當時周的力量已經沒法整頓了，形成這樣的聯盟至少有一個好處，如果外族入侵的話，可以有一個對抗的能力，這就是管仲對中華民族立下的大功。所以孔子大體上是表彰他的，【論語·憲問】孔子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史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綜合【論語·憲問】而來。下邊一句話來自【論語·八佾】，原文是批評。
　　而管氏亦有三歸。
　　『三歸』有好幾種說法，我選取一種最簡單的，那就是管仲築了一個台，把財物、女子藏在其中。然而這是國王的待遇，不是大臣應該有的排場。孔子批評他：『管仲之器小哉。』又說：『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對管仲大節上是肯定的，小節上有非議。如果孔子到頭來僅僅是抓住這個小節不放的話，我覺得他就有點迂了。管氏有三歸，齊桓公沒覺得不好，管仲自己也沒覺得不好，老百姓也沒覺得不好，那就由他去好了，你又何必多事呢。其實孔子也有他的道理，後來問題就出來了。國君有三歸，管氏也有三歸，就把大臣的地位和國君持平了。權臣的地位一點點提高，醞釀了從春秋到戰國的變化。齊國從太公起就喜歡用能人，積累到了一定程度，末大於本，枝強於干，國君的權力就一點點降下來了。齊國後來發生『田氏代齊』，並非偶然。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論語·季氏】有一句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什麼叫陪臣，就是隔了一層的臣。比方說周天子和齊桓公，周天子是君，齊桓公是臣，管仲是齊桓公的助手，沒有資格在周天子面前稱臣，所以就叫陪臣，起輔助的作用。不僅如此，在諸侯國還有下一層的陪臣，國君是君，管仲是臣，管仲的助手或者家人，就是國君的陪臣。什麼叫『陪臣執國命』，後來就是這些家人掌管了國家的實際權力，這其實跟生產力的發展有關。孔子看出來禮不對了，以後就是春秋變成戰國。如果只是一味地富國強兵，其實會有問題的，陪臣也會一點點出來。
　　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齊國的富強一直到了威、宣時代。威、宣就是齊威王、齊宣王，那時候興起了一個稷下學派。經濟條件好了，專門供養了一些讀書人搞研究。當然這些研究不單單是空發議論，而是怎樣富國強兵，怎樣看天下形勢，諸如此類。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管晏列傳】中也有這段引文，這裡已經是第二次引用了，出自【管子·牧民篇】。這段話好的地方，在於強調任何文化都需要有一個經濟基礎。不好的地方，在於非常容易以爲，一旦經濟基礎好了，文化就自然好了。要知禮節、知榮辱，不能扔掉倉廩實、衣食足的基礎。但是倉廩實、衣食足，是不是可以等同於知禮節、知榮辱，不一定，其間要有一個『而』字。前面第一件事做好了，有了足夠的能力，再做第二件事，不是當然就是這樣，不是自然而然的。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禮是從物質的地方來而不是從空的地方來。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君子富能把他的德推行出來，所以說由富而貴，貴從中從一，也就是好行其德。小人富也能發揮他的力量。【論語·學而】中子貢提出過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出於別人，而是出於子貢，想來也和經濟條件有關。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還是消極的，孔子的回答化消極爲積極。師生談學，『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衛風·淇奧】），就這樣一點點深入。所以孔子感嘆說：『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賜是子貢的名，貢是他的字，賜由上而下，貢是由下而上，也就是帶有政治性的經濟活動。司馬遷的『君子富，好行其德』，從『富而好禮』而來。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這裡如果從正面講，就是【繫辭下】第一章『何以聚人曰財』。如果從負面講，就是你的經濟條件好了，就會有人把一些標籤往你身上貼。【遊俠列傳】對此有尖銳的諷刺：『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富人得到經濟的支持，更加顯出神氣活現的樣子。失勢了就沒有客人來，即使有客人來，但是來了幹什麼呀，難道喝西北風嗎？最後還是大家不開心。這就是俗諺所謂『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司馬遷對人情世故有很深的體察。
　　夷狄益甚。
　　中國地區還是有著文化包裝的，不會如此明目張胆。在夷狄地區，有錢馬上就有人來，沒錢馬上就走人，就是這樣直接，沒有緩衝的餘地。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這就是經濟影響到法律。有了足夠財力的話，犯了罪也可以減輕或免除。司馬遷觸怒了皇帝以後，沒有得到有力的經濟支援，這句話中應該包含著他的感慨。
　　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
　　這是石破天驚的名言，也是成語『熙熙攘攘』的出處。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這樣的人也擔心經濟條件不夠好，何況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編戶之民』，就是編入戶籍的小民百姓。西漢初年有一段時間，國家的經濟狀況相當困難，經過了很長時間才調整過來。【平準書】開篇所謂：『自天子不能具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正是當時情況的寫照，也是司馬遷這一判斷的歷史依據。不久前，我看中央台音樂頻道的電視節目【尋找貝多芬】，連維也納政府也破產過兩回。

張文江：【史記·貨殖列傳】講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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