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湖橋遺址探 七八千年前數卦系統似已存在

　　2010年的初秋，空氣微涼。蕭山湘湖畔的跨湖橋遺址博物館裡，那艘著名的獨木舟殘骸在被發掘8年後，依然進行着緩慢的脫水處理。正是這艘中國最古老獨木舟的發現，將距今8000年—7000年的跨湖橋文化，引入人們的視線。 

　　獨木舟會不會不僅是艘內陸船，還是我國海洋文化的卓越代表？跨湖橋人種植的是水稻還是陸稻？遺址刻劃符號如何解讀？跨湖橋文化的來龍去脈是否已然清晰？……

　　雖然今年距離跨湖橋遺址首次挖掘已滿20周年，人們對跨湖橋文化依然迷思重重。

　　『對跨湖橋文化的探究，方興未艾。還有很多問題等待我們去研究、認識。』在跨湖橋遺址第二次、第三次考古發掘中擔任領隊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說。

　　回首八千年，跨湖橋文化仿佛一場遙遠的夢；穿越歷史的長廊，人們追夢的腳步依舊執着。

　　在9月25日剛剛落幕的首屆跨湖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60餘名海內外學者，從各自研究的學科出發，嘗試哼唱出這支在時空中潛逝又逐漸清晰的神曲。新的推想，讓浙江人離跨湖橋先民的神秘世界又近了一些。

　　獨木舟—— 我國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獨木舟保護有脫鹽的問題，因為獨木舟里的鹽分很大。她會不會就是一條海船？還是內陸船因為海侵被海水滲透造成的？獨木舟里的鹽分究竟怎麼來的，這個問題還沒有明確答案。』蔣樂平說。

　　獨木舟發現後的前期研究，因為獨木舟輕薄的體型，學者們一直弱化她與海洋文化的聯繫。然而，對遺址中的進一步分析以及越來越多的橫向、縱向的考古研究，都指向跨湖橋獨木舟作為海船的極大可能性。

　　從獨木舟出土的情況分析，現場應該是一個與獨木舟相關的木作加工現場。『獨木舟通體光滑，原始的斧鑿痕跡不明顯』，可見是一條舊船，當時是支放在由木樁、橫木構成的架子上，旁邊還有些許木料、木樁、木作工具等，『並非處於製作狀態』。

　　常思索獨木舟高鹽分問題答案的蔣樂平，最早提出這是『邊架艇』修復現場的可能性。邊架艇就是在獨木舟的一邊或兩邊綁紮木架，成為單架艇或雙架艇。任何小船加上單架或者雙架，在海上航行雖遇風浪，不易傾覆。而獨木舟發掘現場的輔助木料的大小、體量也與獨木舟舟體體積相匹配；獨木舟船舷壞了，會不會更需要相適應的綁紮形式，以取得更好的航行效果呢？

　　與蔣樂平的保守推測相比，中國造船史學會會長席龍飛對於確認跨湖橋獨木舟的『海船』身份，更為樂觀自信。席龍飛早在河姆渡遺址發現7000年前的雕花木槳及大量海洋生物遺骨時，就設想過浙江先民的捕撈範圍已經擴展到濱海的河口。而對後來發現的跨湖橋獨木舟的研究，更讓他興奮不已。

　　『歷史記載錢塘江與杭州灣演化變遷圖顯示，在5000年前，蕭山區、紹興市、餘姚市一線，都處於杭州灣的南岸線。根據該圖，這被磨得精光並致殘的跨湖橋獨木舟必定是航遍杭州灣，並進而出海漫遊。是否可以說，跨湖橋獨木舟和河姆渡雕花木槳，都是我國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席龍飛說。 ...[待續]...
來源：浙江日報

栽培稻——  旱稻比水稻的可能性更大？

　　從世界範圍看，農業起源有三大中心，其中之一，就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粟、稻起源區，這裡是中華文明的誕生地。而隨着跨湖橋遺址、上山遺址的發現，長江下游在稻作農業起源中的地位，重新受到重視。很多學者認為，跨湖橋遺址發現的稻穀遺存，就是水稻。

　　以民族考古學視角進行跨湖橋文化研究的學者張崇根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無論是考古發掘報告【跨湖橋】，還是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都肯定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橋人已經有了栽培稻。根據測定，當時栽培稻與野生稻的比例是40%與60%。要討論的是，當時人的耕作方式是水田稻還是旱地稻作，即跨湖橋人栽培的是水稻還是旱稻？他傾向於後者。  

　　張崇根認為，從跨湖橋人的生計模式可以推測他們栽培旱稻。『據發掘報告可知，採集橡子等堅果是他們的主要食物來源，此外還有菱角等。由此可知，跨湖橋人的生計模式不僅無法與後來以稻米為主食的良渚文化居民相比，也比不上馬家浜文化中期以後的居民，可作為跨湖橋人栽培旱稻的旁證。』

　　他從栽培稻與野生稻的比例推測，跨湖橋人沒有開闢專門的水田來進行稻穀栽培。因為水稻種植要求精細的管理模式，不可能出現大片野生稻。他說，跨湖橋人的農具只有一種『骨耜』，與雲南景頗族的『申邊』(把牛肩胛骨安上一個竹、木的直柄，做成鏟子)、北美印第安人的『骨鋤』類似，都是用來平整土地的，而不是直接用來翻耕田土。從使用的簡單工具說明，跨湖橋人只能種旱稻，不是水稻。

　　這一觀點受到了蔣樂平的質疑。蔣樂平認為，『採集橡子等堅果是跨湖橋人的主要食物來源』一說，沒有提供足夠的依據，『旱稻說』還有待商榷。

刻畫符號——記錄占卜的數字卦象？

　　跨湖橋遺址中出現了刻有畫符的木椎和有刻符的鹿角，引人遐想，而學界也無定論。

　　中國科技大學博物館館長張居中教授認為，跨湖橋遺址的符號是目前國內考古學界見到的最早的可能與數卦有關的符號類型。這種符號有可能是用於記錄占卜的數字卦象。 

　　如果上述推測成立，就可表明早在距今8000—7000年間，數卦系統就已經存在了。

　　張居中說，從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資料看，距今8000年前後，淮河流域存在一個龜卜的文化傳統，而除了跨湖橋遺址所出畫符木椎和刻符鹿角外，湖南澧縣八十壋遺址所處石棒飾和木質鑽孔牌飾也很值得重視。特別是個別八十壋石棒飾也可由類似數卦的符號，結合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發現的玉卦桶內置的玉卦簽，使人們有理由推測，七八千年前的長江流域，是否已存在一個簽卜的系統？跨湖橋遺址符號的發現，對進一步認識我國傳統文化的起源與發展，有重要意義。

文化去蹤—— 沿北緯30°遠距離西遷？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使跨湖橋文化的源頭逐漸清晰。浦江上山、嵊州小黃山、龍游青碓等遺址中均發現跨湖橋文化層，這些跨湖橋遺存都直接疊壓在上山文化層之上。可以基本定論的是，跨湖橋文化主體來源於上山文化，並處在山地文化向平原文化發展的過渡期，是在錢塘江史前文明史中起到承前啟後關鍵作用的考古學文明。
　　然而跨湖橋文化的去蹤仍是謎。【跨湖橋】報告裡說，跨湖橋文化是『最後被海洋顛覆的考古學文化』。一次次的海侵，破壞了跨湖橋人的生存環境。但災難降臨，除了『災變』的滅絕論，跨湖橋人是否還存在別的生路？是回歸山地，還是漂洋過海？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騏做出大膽推想——跨湖橋人沿着北緯30°遠距離西遷。『因為跨湖橋文化不僅是一個面向海洋的文化，生活在北緯30°的跨湖橋人還是一群較早掌握野稻馴化，已經會栽培稻穀的農人兼狩獵採集者，在當時的東方並非弱勢群體。』 
　　曾騏曾在多年前論及北緯30°是中國稻作農業起源與傳播地帶。沿着跨湖橋的緯度西行1000多公里便是今天湖南的澧水流域，分布在洞庭湖西側，長江南岸沉降平原邊緣的彭頭山、八十壋、胡家屋場、皂市的史前人是一批距今8000年前後，也能種植稻穀的族群。他們聚落所在緯度均與北緯30°相近，居住的生態環境(河湖邊)與跨湖橋相似，物質文化(陶器)有着大同小異的共性，同是種稻人。因此，湘中的北部，不排除會成為跨湖橋人西遷落腳點的可能性。
　　跨湖橋遺址大事記
　　1990年5月，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接到浙江廣播電視大學蕭山分校學生鄭苗在湘湖撿到文物的報告，在鄭苗的引領下趕赴城廂磚瓦廠的取土現場，遺址被發現。
　　1990年10月—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跨湖橋遺址進行第一次考古發掘。領隊芮國耀。
　　1991年，跨湖橋遺址考古隊將遺址中採集的四個木質標本送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作碳十四年代測定，測定數據表明遺址最早年代距今8000多年。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浦陽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專題調查，在蕭山博物館的配合下，重新發現跨湖橋遺址的殘餘部分，並確認遺址具有進一步發掘價值。
　　2001年5月—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對跨湖橋遺址進行了第二次考古發掘。領隊蔣樂平。
　　2002年4月，跨湖橋遺址被評為『2001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02年10月—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對跨湖橋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領隊蔣樂平。獨木舟遺存發現。
　　2002年暑夏，杭州鐵路公務段職工倪杭強提供距離跨湖橋遺址大約2公里的下孫遺址的線索。2003年12月—2004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對下孫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領隊蔣樂平。
　　2004年12月，浙江省文物局、蕭山區人民政府舉辦『跨湖橋遺址學術研討會暨【跨湖橋】報告首發式』。『跨湖橋文化』正式命名。
　　2005年3月，跨湖橋遺址被公布為第五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06年4月，跨湖橋遺址臨時陳列館開館，至2007年5月閉館，共接待遊客34000餘人次。
　　2006年5月，國務院公布跨湖橋遺址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9年9月28日，跨湖橋遺址博物館開館。
　　2009年10月，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獨木舟和榫木構件入選『中華文明之最』。

暫時沒理解什麼意思，謝謝你的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