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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考古網 在編撰袁靖的【科技考古文集】的過程中，我們經常在一起進行討論，通覽全部文章的體例結構，發現有兩個亟需定奪的問題。一個是關於注釋的體例，另一個是關於動物名稱的排序。其實這兩個問題的實質都涉及到寫作的規範化。我們覺得這兩個問題和其他研究領域文章的寫作也有關係，在這裡提出來和大家共同探討。
回顧我們以往發表的動物考古論文，在注釋部分，涉及中文的期刊或考古報告的注釋一般都是沒有標明頁碼的，但是當文章中引用了英文和日文的文獻，在注釋里這些文獻又往往是有頁碼的。這樣，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出現了有頁碼和沒有頁碼這樣兩種注釋的格式。這裡舉例說明，袁靖等在引用自己發表在Antiquity（英國出版的【古物志】）上的英文文章時，先寫姓名，再寫發表的年份，然後是文章的名稱，接着是用斜體表示的發表的雜誌名稱，繼而是第幾卷第幾期，最後是從多少頁到多少頁。具體如下：Yuan Jing，Rowan Flad and Luo Yunbing, 2008，Meat-acquisition patterns in the Neolithic Yangzi river valley, Antiquity，82（316）: 351-366.而同樣是引用自己發表在【文物】上的文章時，就成了先寫姓名，再寫文章的名稱，然後是發表的雜誌名稱，最後是發表的年份和期別了。具體如下：袁靖、宮希成：【安徽滁州何郢遺址出土動物遺骸研究】，【文物】2008年第5期。多年來我們都是按照這種體例寫的，似乎忽略了其中中文注釋和英文注釋格式的不統一之處。反過來，當我們在英國的Antiquity、美國的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人類考古學雜誌】）及其他英文雜誌和論文集上發表英文文章時，引用的全部中文文章都是按照英文文章寫注釋的習慣，包括加上頁碼，即在英文文章中引用的全部中文文章和英文文章的體例是完全統一的。
那麼，在注釋里到底是有頁碼好還是沒有頁碼好？換言之，是體例統一好，還是各自表述好呢？張靜的意見，還是有頁碼好，即還是體例統一好。我覺得她說的十分有道理，這樣做，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注釋前後一致，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另外，在英文文章中，涉及到引用論文集中的文章、專著的某一節或某一頁時，其表現方式也是先寫姓名，再寫年份，接着寫文章的名稱，然後是見哪本書（書的前面要有編著者或作者的名稱），繼而是頁碼，隨後是出版社的所在地，最後是出版社的名稱。不過在中文文章的這類注釋里，我們習慣把年份放在最後面。那麼，具體可以寫成如下的方式，『袁靖、楊夢菲：【前掌大遺址動物骨骼研究報告】，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騰州前掌大墓地】，728～810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其實，我們去看國內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一級雜誌，他們的注釋基本上和英文文章注釋的體例相一致，整個注釋的格式是完全統一的。這也可以成為我們思考撰寫科技考古的研究論文時如何寫注釋的參考。
我們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動物名稱的排序。其實在動物學界，對各種動物名稱的排列是有嚴格順序的。即遵循林奈等西方學者逐步完善的動物拉丁文學名的順序規則，除綱、目、科、屬、種這個大框架以外，每一個綱、目、科、屬里都是按照動物由低等到高等的進化順序排列。但是我們動物考古研究的有些文章在敘述某個遺址出土的動物種類時，似乎有點隨心所欲，沒有標準的前後順序，僅僅是做到全部羅列一個遺址出土的動物種類。袁靖自己在引用別人的文獻中關於某個遺址出土的動物種類時，往往也是照抄，沒有考慮對各種動物按照拉丁文學名的排列順序進行科學劃分。張靜從編輯的角度看，認為還是應該按照拉丁文學名的排列順序闡述為好，這樣就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她說的這一點同樣有道理，在袁靖的【科技考古文集》裡就把以前文章中涉及各個遺址出土動物的種類順序都重新排列了一遍。
依據以上講到的兩點，我們想到了進一步做好動物考古研究的規範化問題。要做好一門學科，就會涉及各個方面的因素。首先，做到在研究過程中精益求精是最重要的。但是，表達的規範化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在文章的體例中做到規範，我們進行闡述時就有了一個統一的依據，別人看起來也容易理解。用一句話來概括，規範化是科學化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基礎，也是我們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必須具備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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