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5世紀-前15世紀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

前35世紀-前15世紀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與經濟研究

課題承擔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

前言

袁靖

在執行科技部的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中，我們對中原地區在特定時間段里的技術與經濟狀況進行了探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填補了以往關於這方面研究的空白，但是除中原地區外，其他地區的技術和經濟的特徵、發展演化脈絡等問題還很不清楚，一些相關領域的研究仍然處於空白狀態。
為此，在國家科技支撐計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支持下，我們專門設立了『3500BC-1500BC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與經濟研究』這個課題，計劃開展農作物種植、家畜飼養、人類食性、冶金技術、陶器製作、生產工具種類、玉器加工技術、以及金屬和鹽等重要資源的獲取與利用等八個子課題研究，以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對中國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和經濟發展狀況開展定性定量分析，並對不同時空範圍內的技術和經濟狀況進行縱向和橫向的比較研究，對技術、經濟狀況與中國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關係做出詮釋。這裡分別介紹各個子課題的研究和綜合研究結果。

農業經濟研究

趙志軍

在中華文明形成時期，不同文化區的農業經濟特點和發展模式不盡相同。例如，西遼河流域地區和西北地區都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主，後來西遼河流域地區出現了大豆，西北地區出現了小麥和大麥。長江中下游地區以稻穀為唯一的農作物。黃河下游地區具有稻旱混作特點，稻穀與小米都是主體農作物，基本不分伯仲，但到了岳石文化時期，稻穀的比重有所下降。中原地區以種植小米為主，後來逐步向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轉化，稻穀比重增加，大豆普遍出現，小麥開始傳入並迅速普及。
黃河中下游地區普遍種植稻穀。稻穀早在仰韶文化時期已經北傳到黃河流域，自龍山時代起開始普及，到二里頭文化時期達到高峰。稻穀是高產農作物，耐瘠性強，稻穀的普遍種植對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與此同時，小麥也開始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
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由初期的單純依賴小米逐步演變成為後期的『五穀豐登』式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由於不同農作物品種的生長習性和抗災特性不同，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有限的耕種土地，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長季節，由此提高限定區域的農業生產總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輕各種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
單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對環境的依賴性很強，抗災害能力弱，這有可能是造成西遼河流域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衰敗，以及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突然崩潰的重要的經濟原因。

家畜飼養研究

袁靖

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不同地區古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不盡相同。如西遼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經歷了以狩獵活動為主向以家養活動為主的轉變過程，其飼養動物的種類由單一的家豬，變為增加了綿羊、黃牛和馬。黃河流域古代居民一直以飼養家畜為主，其家養動物的種類從早到晚的變化十分明顯，在仰韶文化時期是狗和豬，到龍山文化新增加了黃牛和綿羊。長江流域古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以漁獵為主，到良渚文化時期突然出現過一個飼養家豬的高峰，但是到後來的馬橋文化時期，又回到以漁獵活動獲取肉食資源這樣一種模式。黃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過飼養家畜獲取肉食資源，長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過漁獵活動獲取肉食資源，這兩個流域古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
西遼河流域地區和黃河上游地區的古代文化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相繼發生變化，如遼河流域出現文化的中斷，黃河上游地區的文化則發生經濟形態的變化，其獲取肉食資源的活動逐步向游牧經濟轉變。相比之下，黃河中下游地區獲取肉食資源的行為一直保持相對的穩定狀態，飼養狗、豬、牛、羊等多種家養動物，且在保持家養動物數量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牛和羊的比例有所增加。這個特徵與後來商周時期中原地區飼養家畜的行為是一脈相承的，這對我們認識國家最終形成於中原地區是一個有益的啟示。
在黃河上游地區齊家文化的墓地里發現馬骨，在西遼河流域夏家店下層的遺址里也發現馬骨。這些馬骨的發現對我們研究中國家馬的起源是十分重要的線索。由於黃河中下游地區到公元前1300年前後的商代晚期突然出現了大量的家馬，這可能和外來文化的傳播有關。而相當於龍山文化時期在甘肅和內蒙古地區發現的馬骨，正好印證了我們認為家馬是由外來文化傳播進入中國的推測，甘肅地區和內蒙古地區都是家馬從中國境外進入中國的中原地區的通道。

動物的DNA研究

周慧

通過對青海長寧和內蒙古大山前遺址距今約4000年前的綿羊和黃牛遺骸進行分子考古學研究，顯示出A世系綿羊占統治地位，此外，首次發現屬於西亞地區的B世系綿羊。這個結果表明中國綿羊的馴化有本地因素，也有外來因素。另外，在內蒙古地區發現了東北亞地區特有的T4世系黃牛，表明內蒙古地區存在馴化本地黃牛的證據。由於發現了屬於西亞地區的T/T3世系黃牛的證據，證明西亞地區的黃牛曾向東擴散。在中國北方地區和西北地區發現西亞地區的綿羊和黃牛，這是因為東西方史前人類的交流造成的。
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現代家豬和史前遺址出土的豬在遺傳上表現出延續性，這一地區的家豬馴化屬於本土馴化模式。

食性分析

張雪蓮

當時黃河流域人們的主食以C4類植物為主，應該是小米類，說明種植農業已比較普及。同時從營養狀況上看，幾個遺址的人都食用一定的肉類，具有相對穩定的肉食來源。而從同屬一個區域的豬的食性看，C4類植物也占有較大的比例，說明豬在食物來源上也部分地依賴於種植農業。
測試數據結果顯示，在主食方面男性和女性沒有明顯的差別。
對西坡遺址墓葬中人骨的食物狀況分析表明，墓葬等級與營養等級具有相關性。遺址中M18、M8、M27和M29等幾座典型大墓中人骨的營養等級明顯較高，與其他中小型墓葬的人骨形成差別。顯示出此時階層社會已經出現，人們的身份等級不僅體現在墓葬形制、大小以及隨葬品的優劣上，也同時體現在人們所享用食物的營養狀況上。

冶金術研究

梅建軍

就現有的考古證據而言，西北地區發現的早期銅器遠盛於中原和北方，表明該地區在中國早期冶金髮展史上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出土的齊家文化銅器中首次發現了砷銅，在河西走廊地區發現了早期冶金遺蹟，在新疆小河墓地發現了迄今中國所知年代最早的純錫器和金銀器。這些都是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根據已有的研究，與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的密切聯繫，應是西北地區早期銅器興盛背後的關鍵因素之一；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基於西北本地社會文化需求的區域技術創新，它也構成了西北地區早期銅器興盛的基礎。
中國北方是另一個早期冶金術獲得顯著發展的重要地區，與西北地區的早期冶金存在密切的關係。有很多證據表明，北方地區與中原之間也存在文化聯繫與互動。因此，在中國早期冶金術的發展歷程中，北方地區也屬於區域互動中非常活躍的地區之一。
中原地區早期冶金術的發展是中華文明在中原崛起的技術和經濟基礎之一。青銅容器和組合范鑄技術在二里頭遺址的出現，構成了中原地區冶金術劃時代發展的核心內容，也使中原地區成為當時中國的冶金技術中心。這種中心地位的形成，既吸收了來自西北和北方的技術因素，也有本地區技術演進的基礎。中原、西北和北方地區之間文化互動的加強，是冶金術迅速傳播並取得突破的基礎和動因。
早期冶金技術演進的背後有着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宗教和禮儀活動的不同，都可能影響並制約到早期冶金術的選擇和發展。因此，關於早期冶金術的研究僅僅着眼於技術層面顯然是不夠的，還必須結合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進行綜合性探討。

陶製品研究

羅宏傑

在這個時期黃河流域的先民製作一般陶器的原料屬於易熔粘土，有可能是利用了河流沉積土；而白陶、印紋硬陶、原始瓷的原料屬於瓷石類型，在部分陶器原料中加入草木灰、高嶺石、石灰石等，這為後世陶瓷的生產奠定了物質基礎；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斗笠狀白陶表面使用硃砂塗紅，這是先民最早使用汞元素的一種見證；河南新密古城寨遺址城內和城外的先民在制陶原料方面存在差異，這證明當時可能存在『內外差別』或『城鄉差別』；河南洛陽南窪遺址出土的作為高級別禮器的白陶並非來自二里頭遺址，這兩個遺址出土的白陶應該有各自的制陶場所。
儘管這一歷史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一般陶器的燒成技術沒有明顯改變，但長江下游地區的窯爐技術卻在不斷提高；先民已經有了改變燒制氣氛的意識；由於高溫技術和原料的突破，自1800BC以來南方和北方都出現了原始瓷。
自仰韶文化中期陶器生產很可能已經半專業化；龍山時代快輪制陶術的出現，標誌着陶器專業化生產的發展；二里頭文化時期由於銅器逐漸成為社會上層最重要的禮器，制陶工藝總體上出現了衰退的跡象。
部分遺址陶器的化學組成分析結果表明，豫西地區的仰韶文化與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之間存在交流，二里頭文化中存在某種南方地區文化的因素，上海廣富林文化的來源是多樣的，這些都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南北方不同地區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

生產工具研究

王小慶

黃河流域到仰韶文化晚期，各個地區生產工具的地域性特徵還較為明顯，自仰韶文化晚期開始，紡輪的型式開始多樣化，進入相當於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以後，紡輪數量也有了明顯的增加。到龍山文化時期，蚌質生產工具的數量較此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黃河上游地區，青銅的小件生產工具開始出現。同時各地區生產工具的形制逐漸趨於標準化和規範化。通過對山東地區多個遺址出土石器的測量分析，發現從大汶口文化到龍山文化時期，不同種類的石器製作存在專業化和非專業化的差異。到了岳石文化時期，普遍存在石器製作的專業化生產，尤其是石刀、紡輪等農業工具和紡織工具專業化程度較高。這些專業化生產程度的變化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階層分化和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黃河中下游地區是普遍存在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龍山文化時期，斧、鋤類土地整備工具在生產工具總體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刀、鐮類收穫工具的數量大增這種現象。而這種變化在黃河上游地區表現的不是十分明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這種變化反映出當時人具備了一定的農業生產知識後，在農業生產的各個技術環節中投入勞動量的改變。即從龍山時代開始，人們在土地開墾和耕地的整備等環節上投入的勞動量較此前減少，而在田間管理和收穫等環節投入的勞動量較此前有大量增加。這是農業經濟水平顯著提高的一個反映，它為這一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文明的出現和早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玉器研究

鄧聰

首次確立了紅山文化存在三個不同的生產玉器毛坯體系。即1）由原礫石製作個體玉器；2）由對向片切割生產大型玉片；3）由砂繩切割生產玉片。西拉沐倫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特殊的先鑽孔、後砂繩切片的技術，這是紅山文化中獨特的玉器工藝技術。紅山文化玉器中箍形器的製作過程，存在背向砂繩切割痕跡。學術界過去一直以為龍山文化時期是片切割生產玉料的開端。此次在紅山文化中首次發現的片切割生產大型玉片技術，在中國玉器技術史上有着重大意義。
在距今4600年前左右，山東龍山文化玉器片切割開片技術異軍突起，片切割徹底取代線切割在玉器開料上的地位，三代玉器開料技術主要是承襲了龍山文化的傳統。
史前玉器在形制與功能上，都已具備三代玉禮器或玉禮器的雛形，史前玉器與禮的起源是一脈相承的關係。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絕非配角，我們在紅山文化玉器製作技術的研究中找到了確鑿的證據。

冶煉遺址研究

李延祥

在中原地區的重要銅產地中條山周圍，發現多處出土礦石、爐渣、木炭等冶銅遺物的遺址，其年代分別屬於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崗文化早期。上述遺址的爐渣皆系使用礦石煉銅的冶煉渣，冶煉的產物是紅銅，不是鑄造青銅器的熔銅渣。另外，在這些遺址中也沒有發現陶范、石范等遺物。
在遼西地區的兩處遺址中發現煉銅爐壁，碳十四年代測定的10餘個數據均集中在距今4500~4300年，顯示這些煉銅遺物可能屬於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層文化早期。在內蒙古赤峰地區也發現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礦冶遺存，對該遺址出土的礦石和爐渣的初步檢測結果表明，當時冶煉的是含少量錫的砷銅。
在西北地區的河西走廊，發現10處屬於齊家文化或四壩文化的古代冶金遺址。對部分遺址的初步檢測顯示其年代範圍可早至距今4000年前，在這些遺址發現冶煉紅銅、砷銅和錫青銅的爐渣。上述遺址的冶金遺存集中而豐富，顯示出當時的冶金業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和較高的水準。
此次研究初步揭示了早期礦冶遺址的分布規律，顯示了從礦山、冶煉遺址到鑄銅遺址的產業鏈，以及由多條產業鏈形成的冶金生產網絡。

鹽業研究

李水城

位於三峽境內的中壩遺址埋藏數量巨大的製鹽陶器，發現有作坊、蓄鹵池、濃縮池、鹽灶等遺蹟，證實這是一處典型的製鹽遺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當地採用花邊口尖錐底（或小平底）器製鹽，產業規模有限；商代改用小型羊角尖底杯製鹽，產業規模擴大。上述製鹽工藝的階段性變化是中壩製鹽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和生產組織強化的具體表現。對三峽地下滷水和中壩製鹽陶器殘留物的科學檢測證實：1）該遺址文化堆積特徵與世界各地的製鹽遺址相同；2）三峽地區的地下滷水化學成分與中壩遺址製鹽設施的土樣成分類似；3）中壩製鹽陶器殘留物的礦物成分與雲陽現代鹽廠生石灰廢料場殘留物一致；4）中壩製鹽陶器表面Na和Cl濃度較高，由內向外形成清晰的梯度，顯示其與熬鹽有關。此外，從景觀環境的角度研究表明，中壩製鹽工藝的變化與過度開採山林資源，最終導致當地植被系統破壞，燃料匱乏有關。植物考古學和石器研究證實，中壩遺址缺乏農業證據，進一步印證了這處特殊產業遺留的性質。
晉南河東鹽池是中原地區自古以來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相傳堯舜時即已開發。由於河東鹽池依賴自然風力日曬產鹽，很難留下考古證據。近年來，有學者通過對夏縣東下馮遺址的考察和樣品分析，提出它很可能是夏代在晉南建立的一個以獲取重要銅、鹽資源的軍事據點，但尚有待樣品檢測分析結果的驗證。此外，也有學者通過對芮城清涼寺墓地的研究，提出這處墓地的主人很可能是控制晉南鹽產品向南輸出貿易通道的一個特殊群體，這一推論非常具有建設性。總之，在史前社會晚期此地就作為鹽業貿易的集散地和交通要道，到了二里頭文化和早商時期，中原王朝進一步強化了對晉南重要資源的控制和使用。上述現象充分說明了特殊資源的攫取與控制在早期社會複雜化和文明起源的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技術與經濟發展狀況和中華文明形成的關係

袁靖

綜合以上各個子課題的研究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遼河、黃河及長江流域的技術狀況出現了相當明顯的進步。技術進步首先表現在出現了多品種農作物種植技術，這些技術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種土地，提高有限區域內的農業生產總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輕各種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其次是出現多種家畜飼養技術，這些技術提高了人們比較穩定地獲取由多種家養動物組成的肉食資源的能力，幫助人們獲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產品。其三是出現冶金技術，開始製作銅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現的青銅禮器由合范製作而成，這是冶金術的劃時代進步。其四是陶器製作工藝技術由泥條盤築向快輪製作轉變，開始具備控制燒制氣氛的能力，能夠製作多種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開始專業化。其五是生產工具的形制由分別具有地區性特徵逐漸趨於規範化，製作石器開始專業化。其六是玉器製作技術由線切割發展為片切割，提高了製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採礦技術和製鹽技術逐步成熟，出現對重要資源進行專門開發的跡象。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為人口增長、社會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手工業技術的進步則促進了各種生產領域的專業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個地區的技術進步促進了整個社會的複雜化、文明化進程。
二、技術的進步為社會等級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質保證。由於飼養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牛和羊的繁殖數量。使牛和羊除食用外，還可以作為祭祀活動中的祭品，牛和羊逐步成為高等級人物進行祭祀的專有用品，這是後來商周時期王和貴族實行『太牢』和『少牢』祭祀制度的雛形。青銅禮器、屬於酒器的特殊陶器、牙璋等作為儀仗用的玉器等等都具有特殊的含義，這與當時政治或軍事的權威及權力相關。這些器物的發現，說明當時的社會開始出現等級化現象。這裡附帶要強調的一點是西坡遺址的食性分析結果顯示出規格較高的墓葬中死者的營養級要高於一般墓葬中的死者，這是兩者所食用的食物種類不同造成的，也與社會出現等級化相關。飼養業和手工業技術的發展，從多種物質形態上為確立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度奠定了基礎。
三、技術的進步促進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文化交流。技術的進步推動了各個地區生產具有地域性特徵的產品，促進了地區之間文化交流的發展。包括古DNA測試在內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產於西亞地區的小麥、綿羊、黃牛等均已跨過中國西北及北部地區，進入黃河中游地區。另外，在西北和內蒙古地區都發現家馬存在的證據，說明家馬可能也是從中國境外傳入的動物。冶金術研究、陶器成分分析證實，當時幾個地區之間存在文化交流的現象。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玉器製作技術傳播到黃河下游地區的山東龍山文化，而後又傳播到黃河中游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在多個地區都能夠看到由於技術進步而帶來的文化交流現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區是各種文化交流最為集中的地區，這對中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四、北方地區的經濟狀況比南方地區發達。從北方地區考古遺址中出土的農作物種類看，包括粟、黍、稻穀、大豆和小麥。而從南方地區考古遺址出土的農作物種類看，只見稻穀。可見北方地區的農作物種類明顯比南方地區豐富。從家畜種類看，北方地區包括狗、豬、牛和羊。而南方地區只見狗和豬。相比之下，不但北方地區的家養動物種類比南方地區豐富，而且在數量上也明顯占據多數。迄今為止的冶金遺物集中出土於北方地區。所以，從整個經濟狀況看，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地區明顯要比以長江流域為主的南方地區發達。這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獨特現象，與夏商周三代均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建國存在必然聯繫。
五、黃河中下游地區以外的各個地區的經濟形態隨着時間推進逐步衰退或轉型。西遼河流域的農業經濟一直屬於比較單一的農作物種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層以後，出現明顯的衰退。黃河上游地區的農業經濟自齊家文化晚期開始，逐步轉為游牧型經濟。長江流域的農作物種植一直是單一品種，而家畜飼養長期沒有發展起來，儘管在良渚文化時期養豬業有過一個快速發展階段，但是在隨後的馬橋文化中又明顯地出現衰退的跡象。參考對古代自然環境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到這些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化和當時自然環境的變化有着密切聯繫。我們現在還不能明確認定是自然環境的惡化或突發的自然災害導致了這些地區原有經濟形態的衰退或轉型，但是從這些地區均種植比較單一或完全單一的農作物種類看，他們很可能承受不住當時自然環境變化的壓力，進而影響到整個文化的發展進程。總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來，上述這些地區的經濟形態都沒有在保持原來狀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趨勢，而唯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形態呈現出持續發展的態勢。
六、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與中華文明演進的關係十分密切。自龍山文化時期開始，中原地區出現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和多種飼養家畜的方式，這些不但為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也保證了中原地區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在中原地區多個遺址中發現砷銅和青銅器，出現合范技術，尤其是到了二里頭時期，出現一定數量的青銅禮器，這是中國青銅文明的最核心的標誌。各種陶禮器的製作技術也相當成熟，出現原始瓷。生產工具中用於收穫的石器占據較大比例，石器製作規整化。玉器製作技法有了明顯提高。可見其手工業生產也出現了劃時代的進步。同時還發現了冶煉遺址，並出現與鹽業相關的遺存。這些都意味着中原地區在控制資源方面考慮得當。從整體上看，中原地區在農業、手工業及資源配置方面都處於強勢地位。依據中原地區整個經濟形態的強勢及文明起源於中原地區的事實，我們可以推測中原地區的技術與經濟形態對文明的起源及演進起到了很強的促進作用。當然，這並不是中華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原文發表於【中國文物報】2009年8月4日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