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形成的过程.裘

　　　

　　[参考资料：文字形成的过程]

　　参考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说》，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年8月第1版，1－9页。

　　k 文字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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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裘先生是狭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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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文字’一语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字，也可以用来指记录某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把后者称为文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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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

　　k 文字形成过程之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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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早已在用实物、图画或符号记事表意了，而且所用的各种方法跟古汉字这类早期文字的造字原则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从技术上看，文字产生的条件出现得相当早。可是文字产生的社会条件却出现得比较晚。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和传递信息之前，文字是不会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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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一个名‘鹿’的氏族完全有可能以鹿的图形来代表自己。这并不等于记录‘鹿’这个词的文字已经产生。只有用符号（包括图形）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的认真尝试，才是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真正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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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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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精确地描绘这个过程。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但是根据关于这些文字的已有的知识，并参考某些时代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况，还是有可能为文字形成的过程勾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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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始文字方面，裘先生引用云南纳西族使用过的一种文字，即所谓‘纳西图画文字’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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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所用纳西文资料，大都引自傅懋𪟝《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1948年出版。‘么些’是‘纳西’的旧译名]。裘先生引傅先生《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一文说：‘过去所称的象形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字。其中一种类似连环画的文字，我认为应该称为图画文字，绝大多数东巴文经书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另一种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但绝大多数字形结构来原于象形表意的成分，应当仍称象形文字。’[《民族语文》1982年1期1页]。而裘先生所说的纳西原始文字相当于傅先生所说的图画文字。）

　　1、表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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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来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因为这一类字显然最容易造。但是实际情况恐怕并不是这样的。跟这类字相比，图画的表意能力不见得有多大逊色。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曾经引原始岩窟艺术里入射鹿的图画，跟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比（见下图）

　　　

　　谁都能够看出来，如果仅仅为了表示人射鹿这一类意思，并没有必要撇开图画去另造文字。从后面要谈到的纳西文的情况来看，在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大概是长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对人、鹿等物和射这类具体动作的象形符号来说，文字和图画的界线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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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说：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兽、虫、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这些事物的名称在语言里经常出现，也不能没有文字来记录它们。

　　& 裘先生认为：在原始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在用抽象的几何图形和象征等此较曲折的手法表意了。这些方法可以用来为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词造字。有些词的意义可以用抽象的图形表示。例如为较小的数目造字的时候，可以继承原始社会阶段划道道或点点子的表数办法，古汉字的‘一’、‘二’、‘三’、‘

　　’(四)就是例子。又如古汉字以‘□’、‘○’表示‘方’、‘圆’。圣书字以‘ㄨ’表示｛划分｝等等。还有一些词可以用象征等手法表示。例如古汉字用成年男子的图形 表示‘大’，因为成年人比核子‘大’（也有人认为‘大’字以张开两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曲折的表意方法）。圣书字用王笏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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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统治｝，因为王笏是统治权的象征。用这些方法造出来的字，虽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图画，本质上却跟图画截然有别。例如用‘ ’表示‘大鹿’，跟画一头很大的鹿来表示这个意思，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表意方法。不知道 代表‘大’，就无法理解‘ ’说的是什么。如果把它们当图画看待，只能理解为一个人跟一头鹿在一起。人、鹿这一类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　’、‘大’等类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文字开始产生之后，才在它们的影响之下逐渐跟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的。（: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说：‘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发生才算成功的’（90页），已经点出了我们上面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唐先生所说的象意文字不包括那些最典型的象形字如‘人’、‘鹿’之类。）附带说一下，原始社会的记数符号，尽管外形可能跟后来的数字相同，性质却是不一样的。原始社会记数时，同样是四道线或四个点，可能在某一场合代表四天时间，在另一场合代表四个人，在其他一些场合还可以代表四个别的什么东酉。所以这种记数符号还不是语言里的数词的符号，还不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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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词的意义有联系，跟词的语音没有联系的字，包括前面讲过的‘鹿’、‘射’、‘三’、‘大’各类字，我们都称为表意字。显然，语言里有很多词是很难或完全不可能给它们造表意字的。上面指出过的那些难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义的词，其中的大多数，即使采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无法为它们造出合适的文字来。

　　2、记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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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原始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或是用来表示数量或其他意义。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族过去使用的契约木刻，以‧代表一元，‧

　　代表十元，X代表五十元，* 代表百元。（:

　　江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 1期12页。哈尼人用五个小点代表‘五元’，符号不记录语言。这是原始记数符号不是文字的一个明证。）代表一元的小点跟‘一’、‘二’、‘三’、‘　’(四)所用的线条一样，可以看作抽象的象形符号。代表十元、五十元、百元的符号，至少是后两个符号，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硬性规定的符号。这种符号很难命名，姑且借用一个现成的词?‘记号’，作为它们的名称。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是不是可以分别为它们规定某种记号作为文字呢？

　　& 裘先生认为：在文字形成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流行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字符号的。古汉字里‘ㄨ’、‘　’、‘十’、‘八’这几个数字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阶段用来记数的记号。但是要新造很多记号字却是有困难的。记号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词没有内在联系，比较难认难记，不容易被人接受。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在形成过程中都极少造记号字。记号字的局限性比表意字还要大得多。

　　3、表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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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只有一条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这就是借用某个字或者某种事物的图形作为表音符号（音符），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这样，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就也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这种记录语言的方法，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上称为假借。用这种方法去为词配备的字，就是假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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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由于传统文字学的影响，不少人觉得假借的道理很深奥。这是一种错觉。

　　? 我国民间歇后语和谜语中所用的谐音原则，就是假借所依据的原则。例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这句歇后语，就是由于‘舅’、‘旧’同音而借‘舅’为‘旧’的。从民族学资料来看，有不少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利用实物表意的方法中也已经用上了谐音原则。

　　? 西非的约鲁巴人曾经习惯于用海贝来传递信息。在他们的语言里，当‘六’讲和当‘被吸引’讲的那两个词是同音的，当‘八’讲和当‘同意’讲的那两个词也是同音的。所以，如果一个年轻男子把串起来的六个贝送给一个姑娘，这就表示‘我为你所吸，我爱你’。姑娘的答复可能是串起来的八个贝，这就是说：‘同意，我跟你一样想。’（: 转引自美国 I.J.GeIb《A Study of Writing》5

　　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

　　? 云南的景颇族过去通行‘树叶信’。他们把一些不同种类的树叶和其他东西分别用来表示某种固定的意义。在景颇族载瓦文系用来谈情说爱的树叶信中，‘蒲软’树叶所表示的意思是‘我要到你们那里去’，‘豆门’树叶所表示的意思是‘你快打扮起来吧’。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当‘到达’讲的那个词跟树名‘蒲软’同音，当‘打扮’讲的那个词跟树名‘豆门’同音。

　　　

　　看来，表音的方法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普遍为人们所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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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文字的那些词，有很多是难以用表意的造字方法来对付的。人们无疑很快就会发现，可以用自己本来就熟悉的‘表音方法’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所以，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的开始出现和假借方法的开始应用这两件事，在时间上不会相距多久，大体上应该是同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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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体系和一些原始文字里，都有大量假借字，而且有不少极为常用的词就是用假借字记录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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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汉字里，常用的语气词‘其’是用音近词‘箕’的象形字‘ ’来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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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书字里，‘大的’这个词是用同音词‘燕子’的象形字来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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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西文里，‘有’这个词是用音近词‘芜菁’的象形字来记录的。

　　这种现象也说明假借字的历史一定非常悠久。在文字形成的过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同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只是在表意字大量产生之后，假借方法才开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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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的产生，有助于使那些本来跟图画分不出明确界线的象形符号，逐渐跟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假借方法也能起这样的作用。那些性质还不明确的象形符号，如果经常跟假借字放在一起使用，或是被假借来记录跟它们所象的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就会较快地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裘先生说过，‘用符号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的认真尝试’是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真正标志。根据以上的讨论，可以进一步说，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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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假借方法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对找不到合适的单个假借字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可以假借两个以上的字组合起来记录它。例如：在纳西文里，对双音节词‘化育’〔pw　pa　〕，就是把‘蒿’〔pw　〕和‘蛙’〔pa　〕这两个词的象形字组合起来记录它的。在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里，这种现象更为常见。

　　4、形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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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假借方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记录语言的能力。但是假借字多起来以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被假借的字本身有自己所代表的词，同时又被假借来记录同音或音近的词，而且假借它的词可以有好几个，因此阅读文字的人往往难以断定某一个字在某一具体场合究竟代表哪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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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说：早期表意字的原始性也给阅读文字的人带来了麻烦。在早期的文字里，存在着表意的字形‘一形多用’的现象。同一个字形可以用来代表两个以上意义都跟这个字形有联系，但是彼此的语音并不相近的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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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西文里，象空气流动的‘ ’，既代表‘风’这个词，又代表‘春季’这个词（二词完全不同音），因为春天常常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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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汉字里，象成年男子的‘ ’最初既是‘夫’字又是‘大’字（‘夫’的本义就是成年男子），象月亮的‘ ’最初既是‘月’字又是‘夕’字。〔:

　　沈兼士对古汉字早期表意字的这种特点曾作过研究。他指出这种一形多用的现象‘在形非字书所云重文、或体之谓，在义非训诂家所云引申假借之谓，在音非古音家所云声韵通转之谓。而其形其音其义率皆后世认为断断乎不相干者。’（《初期意符字之特性》，《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08页，中华书局，1986）。〕

　　在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里，这类例子也很常见。这种表意字的存在，当然也会影响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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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义混淆现象，人们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号（以下简称意符）用作指示字义的符号，加注在假借字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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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汉字里，‘翼’的象形字‘ ’（像鸟或虫的翼），在假借来表示当明天讲的‘翌‘的时候，有时加注‘日’字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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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西文里，‘蕨菜’的象形字‘　’，在假借来表示同音词｛小官｝的时侯，往往加注端坐人形而写作 。

　　?

　　在圣书字里，这类现象有相当复杂的例子。例如由三个符号组成的 这个表音组，可以用来表示‘纸草’、‘蜡’、‘青年’这三个词的语音。为了加以区别，在用来表示‘纸草’时就在后面加上表示植物的区别性意符 ，表示‘蜡’时就在后面加上表示颗粒体的区别性意符 ，表示‘青年’时就在后面加上表示人的区别性意符号 。

　　这种由表音的符号和指示字义的符号一起组成的字，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上称为形声字，表音部分称为声旁，表意部分称为形旁。形旁在普通文字学上称为定符或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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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人们为了使文字跟所表示的词的联系更为明确，一方面在一些假借字上加注‘定符’，另一方面还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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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字本作 ，象凤鸟形，后来加注音符‘　’（凡）而成为 （‘凤’、‘凡’古音相近。更后，凤鸟形简化为‘鸟’旁，‘凡’旁又移到上方，就成了‘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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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西文里，‘山崖’写作 。纳西语当‘山崖’讲和当‘鸡’讲的那两个词同音，所以在山崖的象形符号上加画一个鸡头作为音符。

　　传统文字学把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字，看作象形字的一种特殊类型，即所谓‘象形兼声’。其实还不如把它们看作一种特殊的形声字来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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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有时显然是为了区别由于一形多用或其他原因而有两种以上读音的字形的不同用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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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西文里，象太阳的 ，读〔bi‘〕时当‘太阳’讲，读〔　ｉ〕时当‘白天’讲，读〔so　〕或〔so　〕时当‘早’讲。如果是当‘早’讲，一般就加注‘山颠’的表意字（字形表示山颠有树被风吹折）而写作 ，因为当‘山颠’讲的那个词也读〔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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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书字里，象耳朵的 既可以表示‘耳’，也可以表示‘听’。表示‘听’的时侯，后面要加注一个表示这个词的末一个辅音的符号。表示‘耳’的时候，则往往在前面加上一组表示这个词的全部辅音的符号（圣书字只表示辅音，不表示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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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古汉字里，为了区别一形多用的表意字形的不同用法，往往采用字形分化的办法。例如：

　　‘ ’本来也可以写作‘ ’。这两种字形都既可以用来表示‘大’，也可以用来表示‘夫’。后来专用前一形表示‘大’，后一形表示‘夫’，把它们分化成了两个字。‘ ’和‘ ’本来也都是既可以用来表示‘月’，也可以用来表示‘夕’的。分化情况跟‘大’和‘夫’相似。

　　不过，加注音符以区别不同用法的情况，大概也是存在的。古汉字里有少数形声字，字义与形旁完全相同。例如

　　‘鼻’字从‘自’‘畀’声，‘自’字本作‘　’，象人鼻，本义就是鼻子。这种形声字就有可能是在一形多用的表意字形上加注音符而造成的。这就是说，‘ ’可能本有‘自’、‘鼻’二音（《说文．王郚》‘皇’字下说‘自读若鼻’），代表两个同义词（也有人认为这个字读‘自’时本无‘鼻’义，人们指自己时往往以手指鼻，所以古人既用这个字表示‘鼻’，又用它来表示自己的‘自’）。后来才在表示‘鼻’的‘ ’字上加注‘畀’声，分化出了‘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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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形声字起初都是通过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音符而产生的，后来人们还直接用定符和音符组成新的形声字。不过就汉字的情况来看，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音符，始终是形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

　　5、文字体系之前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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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形声字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是文字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但是形声字的应用似乎并没有很快导致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已经使用形声字的纳西原始文字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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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引丽江纳西族经典《古事记》的一段原始文字，（据该引书29页）：

　　　

　　表示拿蛋。 本是‘解开‘的表意字，在纳西文字里当‘解开’讲和当‘白’讲的那两个词同音，所以这里假借它来表示‘白’。‘‧’是‘黑’的表意字。 是风。 是蛋。 是湖。 表示蛋破发光。最右边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山崖’的形声字。据纳西族经师的解释，这段原始文字的全郚意思是：‘把这蛋抛在湖里头，左边吹白风，右边吹黑风，风荡漾著湖水，湖水荡漾著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个光华灿烂的东西来’。在这段原始文字里，虽然已经使用了假借字和形声字，但是很多意思仍然是用图画手法表示出来的。

　　& 裘先生认为：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等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体系，一定也经历过跟纳西文相类的、把文字跟图画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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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古汉字商代后期的甲骨文里，可以看到接近图画的表意手法的一些残余痕迹。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某些表意字往往随语言环境而改变字形。例如：

　　甲骨卜辞里常常提到商王对祖先举行进献食品的‘ ’祭。‘ ’在典籍里多作‘登’（《周礼‧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郑玄注：‘登，升也。’）。卜辞‘ ’字本作 ，象两手捧著一种叫做‘豆’的盛食器皿。如果登祭所用的食品是鬯（一种香酒），‘ ’字往往改写作‘ ’，两手所捧的‘豆’换成‘鬯’。卜辞里既有‘ 鬯’之文，又有‘ 鬯’之文，看来‘ ’仅仅是‘ ’字有特定用途的一个异体。

　　但是在汉字发展的较早阶段，情况恐怕并不如此简单。纳西文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纳西文里，字形随语言环境而变化的现象很常见。

　　例如‘吼’字通常写作 ，象牛嘴出声气，如果说到‘马吼’，通常就把这个字里的牛头换作马头，并不需要另加一个‘马’字。

　　在汉字发展的较早阶段，‘ ’也应该是用夹表示‘ 鬯’的。到商代后期，这种比较原始的用字习惯基本上已经被抛弃，‘ ’字则作为‘ ’的特殊异体而保存了下来。类似的例子在甲骨文里还可以找到一些。此外，文字排列方式跟语言中的词序不完全相应的现象，在甲骨卜辞里偶尔也能看到。这些都可以看作古汉字曾经经历过把文字跟图画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阶段的的证据。（: 参见裘先生《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国语文》1978年3期1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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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在形声字出现之后，原始文字大概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改进，才能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估计在不断增加新字的同时，至少还需要进行这样一些改进：逐渐摒弃图画式表意手法，简化字形并使之趋于比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渐变得与语序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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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认为：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单纯使用音符的拼音文字，最初是在这种文字的影响下形成的。（: 关于拼音文字的形成，裘先生建议参见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