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跨越漢語的長城

跨越漢語的長城
——以早期入華傳教士語言學習為中心
（中國） 李真
English Summary: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is one of the peak times during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es exchange, especially after the Jesuits who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issionaries that came to China. The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began to collide and blend mutually. From this point, it opened the first page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and vise versa. During this period, language became an important tool in the communication. Thus, the period also pushed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 by westerners at that time and left hundreds of precious bio-lingual dictionaries, Chinese grammar book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extbooks and translation works both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at this period not only richened the Worldwide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but also benefited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grammar, lexicology and phonetics.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the westerners in China at that time, and try to reorganize and conclude the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order to make the good supplement to the Worldwide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from the angle of academic history.
伴隨着地理大發現後歐洲殖民主義向海外大肆擴張的進程，天主教也借着航道的暢通開始逐步向遠東滲透其勢力，多明我會、方濟各會首先進入菲律賓等地，而素以『重視知識，提倡教育，效忠教皇』著稱的耶穌會也派出傳教士赴海外傳教，實踐其創始人羅耀拉『為基督征服世界』的誓言。
中國就是當時耶穌會海外傳教的重點地區之一，在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文化積澱的文明古國，天主教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在此傳播必須首先要跨越漢語這道長城，以漢語為溝通中西的橋梁與紐帶。東來的傳教士初入澳門就迫切地感受到學習漢語的必要性；當天主教歷經艱難進入中國內陸，這種新的宗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互衝擊，使得傳教士們更加意識到僅僅是在布道講經時使用簡單的中文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在學習漢語上付出加倍的努力，真正掌握這門艱深的語言，並去發掘中國文化寶庫中有益於天主教傳播的材料，才能逐步從內部改造中國人的信仰體系。
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來華傳教士從16世紀晚期開始了近世西人對於漢語的學習與研究進程。在四百餘年間，他們留下了數百部漢外雙語字典、語法書、教材、讀本、中西文譯著，他們的研習方法和成果，不僅豐富了世界漢語教育史的內容，而且對於近代以來漢語語法學、詞彙學和音韻學的研究也都有着重要的意義。
一、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初識漢語
1575年6月，奧古斯丁會派馬丁·德·拉達神父到福建；1578年，聖方濟各會派彼得·德·奧法羅神父前往廣州，希望能允許他們傳播福音、學習漢語，但遭到當時中國政府的拒絕。故16世紀晚期奧古斯丁會、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等托缽修會試圖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努力均告失敗。
相較於其他修會，雖然耶穌會在華傳教之創始也頗為艱難，但卻成為後來最為成功影響也最大的修會。這與當時耶穌會所採取的比較靈活的傳教政策密不可分。最早來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是方濟各·沙勿略，他是耶穌會的創始人之一，受命成為首批赴東方傳教的傳教士，他先在印度，後前往日本。沙勿略意識到不能把在印度使用的傳教方法搬到日本，在這裡首先必須了解日本語言和文化，並採用日本的風俗習慣。這也許是耶穌會士在遠東傳教最早的本土化策略。沙勿略發現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深遠，決定於1552年前往中國，但卻最終倒在了距離中國澳門僅一步之遙的上川島，未能實現他中國傳教的願望。到了1555年，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巴列托到了廣州，成為最早在廣州停留的耶穌會士，他返回果阿後也向其同仁們建議要學好漢語才能在中國更好地傳播福音。作為來華傳教的先驅，沙勿略和巴列托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要以語言為遠東傳教之有利工具。
時任耶穌會遠東地區視察員的范禮安神父最早確定下耶穌會在遠東傳教路線，即在中國傳教須以『熟諳華語為首要條件。』[①]自此，來華的耶穌會士正式將學習漢語列為了重要功課，『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在范禮安的安排之下，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成為明末最早學習漢語的外國人，並進而成為西方最早的漢學家。
羅明堅於1579年抵達澳門，並開始學習漢語，然而當時最缺乏的就是師資。他在1583年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說：『起初為找一位能教我中國官話的老師非常困難，但我為傳教非學官話不可，可是老師如只會中國官話，而不會講葡萄牙話也是枉然，因為我聽不懂啊！因此後來我找到一位老師，只能借圖畫學習中文，如畫一匹馬，告訴我這個動物在漢語中叫「馬」，其他類推……』[②]後來人們傳說羅明堅找了一個畫家當老師，大約就是這個緣故。然而由於年代久遠，那位老師的姓名已不可考，但他極有可能是明代最早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老師。在羅明堅的刻苦努力下，他的漢語進步很快，甚至能寫作漢詩。羅明堅以流利的漢語與中國人溝通交往，逐步取得了明朝海道官吏的信任，成為天主教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留的第一人。
1582年，范禮安再遣利瑪竇前往澳門，利瑪竇的到來，大大推動了天主教在華的傳播事業。他天資過人，加上勤勉努力，很快就掌握了這門東方的語言。在中國艱巨的傳教事業是由羅明堅的繼任者利瑪竇完成的。利瑪竇提出了『合儒闢佛』的傳教路線，並以文化『適應』策略傳教，他所提倡的尊重儒家文化，尊重中國人習俗的傳教路線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條路線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入華傳教士對漢語的系統學習和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學習漢語的第一個高潮。
明清鼎革之後，清初的統治者對於天主教保持了比較寬容的態度，從順治到康熙統治前40年間，傳教士們學漢語，習滿文，出入宮廷，結交權貴，傳教事業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在華的耶穌會士前後多達近百人。他們當中有的在來華途中就跟隨前輩開始漢語的學習，有的在澳門的聖保祿學院學習一段時間後進入內地傳教，有的在傳布教務的地區向中國教友學習。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通過各種方式和多種途徑努力提高自己的漢語水平，藉以在傳播福音時達到歸化中國信眾的最終目的。
著名的中國禮儀之爭後，雍正、乾隆兩朝對待天主教的態度已經從清初的寬鬆政策轉變成了嚴厲的查禁政策，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受到了限制，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前。部分傳教士雖然繼續在宮廷活動，但已經成為宮廷技師，不能公開傳教。清廷只用其技藝，而禁其教務，這在無形中消磨了他們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熱情。這種禁教政策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嚴重抑制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二、早期傳教士語言學習的特點
由於來華的各個差會之間的傳教對象不同，因此他們所提倡的學習方法也不盡相同。耶穌會重視對士大夫階層的傳教，因此強調對官話的學習和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研究，重點在於譯介古典作品；而像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則長期在東南沿海的下層民眾中傳教，形成了重視地方方言和口語技能的傳統，開始編撰最早的字典和語法書。
1. 建立了穩定的教學機構
在東方傳教的大本營澳門逐步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教學機構和教材。1572年澳門建立了第一所培養遠東傳教士的初級學校；1580年，羅明堅在學校里又成立了一個教學習所，利瑪竇稱之為『聖瑪爾定經言學校』。傳教士於此學習漢語，並用漢語向中國人傳教。[③] 羅明堅稱：『目前我正在這裡學習中國語文……這些教友無疑將是最佳的翻譯，為傳教工作將有很大的助益。』這個學校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學校。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麥安東、孟三德等人都在這裡開始了漢語學習之路。1592年由范禮安提議，在葡萄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下，1594年在上述兩校合併的基礎上擴建成立了澳門聖保祿學院,這標誌着耶穌會在遠東的教育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④] 在學院裡專門設立了漢語課，由此中文教育開始成為學校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 編寫了固定的教材
羅明堅初到澳門時沒有任何學習漢語的教材，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至今還保存着他以中國的二十四節氣為教材的識字課本散頁。隨着對中國語言與文化的逐步了解，利瑪竇首先注意到【四書】是當時儒家傳統的基礎文本，通過【四書】學中文，既可以學到規範的文言文，又可以了解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耶穌會從一開始就確定了學習四書和官話的目標，並且一直貫徹下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利瑪竇所譯的【四書】經過一代代傳教士的修訂，它的拉丁文和漢語對照本已成為入華傳教士學習中國文化的標準教材。[⑤] 除了四書，儒家的幼學啟蒙課本如【千字文】、【三字經】等後來也都成為漢語教材之一，至今在羅馬梵蒂岡的圖書館裡還保存着一些當時教材的文獻。
3. 培養了早期的漢語教師
當時由於傳教所需，神父們對學習漢語抱有極大的熱情，然而師資的匱乏始終是困擾他們的一個難題。由於此時中國人仍有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的觀念，加之明政府將教授外國人漢語視為危害社會的大罪，因此就更加限制了中國人去主動教授傳教士學習漢語。中國人往往是被動地承擔了教學的工作，並且承擔了極大的風險。當時傳教士的漢語教師包括他們的翻譯、中國的小書童，後來才慢慢地有一些信教的文人開始指導他們的漢語學習。
利瑪竇曾記載了當時官府的告示：『此輩舌人教唆洋人，並泄露我國百姓情況。尤為嚴重者，現已確悉彼輩竟教唆某些外國教士學習中國語言，研究中國文字。……上項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諸端活動，將嚴刑處死不貸。』[⑥]『舌人』就是當時的翻譯，也是傳教士最早的老師之一。聘用小書童當口語老師也是常有的情況。太監們為了讓利瑪竇他們學好官話，『在南京買了一個男孩作為禮物留給了神父們。他說他送給我們這個男孩是因為他口齒清楚，可以教龐迪我說純粹的南京話。』[⑦]後來神父們與士大夫階層結交，一些奉教的文人開始成為他們的老師，包括像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著名學者都曾為傳教士的漢語老師。
除了以中國人為師，傳教士內部也有以老帶新的學習傳統，先期抵達並學習了漢語的傳教士承擔了教習後來同道的任務，這也有力地促進了他們的漢語學習。例如利瑪竇曾為麥安東和石方西師，費奇觀做過傅汎濟和鄧玉函的老師，王豐肅（又名高一志）和郭居靜教過金尼閣學習漢語。
三、早期傳教士語言學習的成就
當傳教士第一次面對漢語這種非拉丁語系的陌生語言時，無論是對其語言結構，還是對其文字系統，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摸索學習方法，總結學習經驗，在此基礎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1. 編撰了最早的語言學習字典
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是1575年由德·拉達編著的閩南語西班牙語對照方言字典【華語韻編】。耶穌會入華後編的第一部字典是羅明堅、利瑪竇合編的【葡漢辭典】。這是明清之際第一批漢外辭典之一，以漢語官話和歐洲語言為對照，對研究漢語拼音史和中國近代語言學史有着重要意義。根據這個辭典可以初步判定明朝時的官話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的，它為研究晚明語言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⑧]
此後的來華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編纂出了一大批雙語辭典，甚至多語對照辭典。如孫璋編有一部【漢蒙法語字典】，錢德明編了【滿法字典】和【滿、藏、蒙、漢、梵字典】，魏繼晉編了【六種語言大字典】，將漢語與拉丁、法、意、萄、德等語言相對照。在1575至1800年間，傳教士曾編過60多種漢語或漢外對照類辭書，大部分為抄本，約有50多種保留至今。[⑨]
2. 開創了漢語語法研究的先河
中國傳統小學一直強調訓詁、音韻、字書三類，缺乏一種新的研究語言的方法，即語法學的角度。中國人自己編寫的漢語語法【馬氏文通】直到1898年才問世出版。中國語言學中除了實字、虛字、活字、死字等一些簡單的概念外，比較缺乏一種真正的語法描寫框架。在三百多年前，來華的傳教士就開始嘗試為中國傳統語言學引入一個新的研究角度，即用印歐語法的框架來分析漢語語法，開創了近代西洋漢語語法研究的進程。
旅居呂宋的多明我會傳教士最先運用拉丁語法框架來分析漢語文法，編撰了一批漢語文法書，目前有記載可尋的最早的漢語文法書是高母羨的【漢語文法】（1592，已失傳）；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1703，廣州）是現存第一部正式出版了的漢語語法著作。多明我會的傳教士運用拉丁語法的一些知識，對漢語進行了粗線條的描述和分析，在早期的西人漢語語法研究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然而，自高母羨、萬濟國等人之後就沒有再出現在漢語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後繼者，取而代之的則是耶穌會。
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幾部語法書於17世紀末18世紀初相繼問世，衛匡國的【中國文法】（1653）作為耶穌會漢語語法研究的發端之作，也是目前存世的西方人所編寫的最早的語法書；馬若瑟的代表作【漢語札記】（1728）是耶穌會對漢語語法研究的第一個重要貢獻，該書將漢語官話和文言同時納入研究視野，共選用了一萬兩千餘個例句，近五萬漢字，這一規模在西方人編撰的早期漢語語法書中無人能超越。在歐洲漢學形成發展中，它成為了最有影響的文獻之一。
早期傳教士們對於漢語語法現象的認識和語法構架的體悟，雖然不盡全面，有的甚至還顯粗陋，但對於後來的語言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語言材料和研究經驗，是極好的鋪墊和積累，對今天的漢語語法研究仍有相當的啟發作用。
3. 開啟了漢語拉丁拼音化的進程
在傳教士接觸和認識漢語的過程中，為了學習便利，他們要用自己的文字來對漢字進行注音、拼讀和轉寫，因此就有了最早的漢語注音方案。以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開始於耶穌會入華以後。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葡華辭典】（1584-1588）中第一次為漢語制定了注音表，這是漢字拉丁注音的初創階段，到了1598年，利瑪竇和郭居靜在其他神父的幫助下，共同制定了一個中文發音表，完成了最早的拼音方案。可惜的是，這套拼音方案至今尚未被發現。
後來，利瑪竇於1605年出版了【西字奇蹟】一書，採用了當初設計的注音方法將全文的漢字都做了注音，這是當時第一部刊印的帶有拉丁拼音的中文書。這部書至今仍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編號是Racc.,Gen.Oriente,Ⅲ，2331（12）。
此後，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1626）一書融會了中西音韻學之所長，以西音之法，通中國之音，『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⑩]前輩學者羅常培先生把從利瑪竇到金尼閣的努力稱為『利—金方案』，並認為這一方案對中國音韻學有三大貢獻：
『第一、借用羅馬字母作為拼音的符號，使後人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可以執簡馭繁；第二、可以依據『利—金方案』所提供的材料來確定明末『官話』的音值；第三、自從利瑪竇金尼閣用羅馬字標註漢音，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受到了他們的啟示，遂給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開闢出一條新路徑。』
從【葡華辭典】到【西儒耳目資】，入華耶穌會士逐步完成了對漢語所進行的拉丁拼音注音方案，對後來廣為流傳的威妥瑪-翟理斯拼音法大有啟發，也為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打下了基礎。
四、結語
長期以來，我們忽略了入華傳教士的語言學習和研究，他們習華語，讀古籍，編字典，撰文法，從筆記信札中對中國語言的零星描述到詳細介紹，從學習四書入手到能用中文流利寫作和進行翻譯，從為學習便利編寫漢外雙語字典到對漢語語法進行探討與分析。作為漢語最初的學習者和最早的研究者，一方面，他們是學習與研究的主體，對於漢語教學和學習有着最直接的感性認識；另一方面，他們以西方的學術背景和認知角度來觀察和描述漢語的特點，這種來自非漢語母語的學習者的視角可以提供給我們很多二語習得的經驗和教訓。因此，應該從世界漢語教育史的廣闊背景下來考察傳教士的漢語學習與研究，這對於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學科史的總結和梳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①] （法）費賴之，馮承鈞譯，1995.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中華書局.
[②] （意）利瑪竇, 羅漁譯，1986. 【利瑪竇書信集】（上、下）. 台灣：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
[③] （意）利瑪竇, 羅漁譯，1986. 【利瑪竇書信集】（上、下）. 台灣：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 同時請參閱湯開健，2002. 『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天主教傳播之關係，』 【漢學研究】20，2-37.
[④] 李向玉，2000. 『聖保祿學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對我國近代教育的影響，』【清史研究】4-48.
[⑤] David E.Mungello, 1989.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⑥] 何高濟等譯， 1983. 【利瑪竇中國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
[⑦] 何高濟等譯， 1983. 【利瑪竇中國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
[⑧] 楊福綿，1995. 『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紀錄的明代官話，』 【中國語言學報】5-35-81.
[⑨] 王力達，1963.【漢語研究小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⑩] 何九盈，2000. 【中國古代語言學史】. 廣州：廣州教育出版社.
參考文獻：
（法）費賴之，馮承鈞譯，1995.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北京：中華書局.
（意）利瑪竇, 羅漁譯，1986. 【利瑪竇書信集】（上、下）. 台灣：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
何高濟等譯， 1983. 【利瑪竇中國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
何九盈，2000. 【中國古代語言學史】. 廣州：廣州教育出版社.
王力達，1963.【漢語研究小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西平，2009. 【歐洲早期漢學史】. 北京：中華書局.
張西平等，2003. 【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David E.Mungello, 1989.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作者簡介：
李真，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講師，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漢學、傳教士語言學研究，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