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婉約】島田翰生平學術述論

島田翰生平學術述論
Review on Shimada Kan and His Scholarship
摘要：島田翰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漢學家，所著【古文舊書考】【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在中國頗有盛譽，曾促成歸安陸氏皕宋樓販於日本靜嘉堂。但中日學界對於島田翰其人其學的了解認識，或模糊不清或有意迴避，更缺乏研究。本文搜求日本有關島田翰的傳記資料，結合島田翰著作及日本近代社會文化發展之大勢，述論島田翰生平事跡及學術成就，為日本明治漢學史及中日近代文化學術交流史摭漏補遺。
關鍵詞：日本漢學古典文獻學島田翰皕宋樓中日學術交流
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島田翰這個名字，是與1907年歸安陸氏皕宋樓販於日本靜嘉堂聯繫在一起的，而對於其人其學的了解卻很是模糊，更缺乏研究[1]。近年來筆者研讀日本中國學，特別是在爬梳日本學人來華訪書的材料時[2]，感覺到島田翰這個人物，似乎是中日學界、書業界繞不開的重要存在。他在世時不僅被日本學界譽為『明治校勘學第一人』，其代表作【古文舊書考】更受到中日兩國通儒碩望如俞樾、德富蘇峰等人的交口讚譽。可是在日本近幾十年出版的一般性漢學家（中國學家）傳記及漢學史著作中，卻都沒有他的位置，他的學術成就被有意摒棄不論。有鑑於此，本文搜求日本有關島田翰的生平資料[3]，結合島田翰著作及日本近代社會文化發展之大勢，述評島田翰生平事跡和學術成就，為日本明治漢學史及中日近代文化學術交流史摭漏補遺。
一、漢學神童
島田翰（字彥楨，1879-1915）[4]，1879年元旦翌日出生在東京一個極負盛名的知識分子家庭，這個家族中一些成員的名字，曾在日中近代文化學術史上十分有名，在此不避冗長地簡要介紹如下，以見其學術成長的家庭氛圍和社會時代背景。
其父島田重禮（篁村1838-1898），是日本幕末和明治時期著名的漢學家。曾與以『論語加算盤』著稱的近代日本商業之父澀澤榮一為同學，共同師從於幕末考據學大家海保漁村（1798-1866）。其母為幕末儒學家鹽谷宕陰孫女。1869年，島田篁村創設漢學私塾『雙桂精舍』，收徒教學，是當時最有名的漢學私塾。然而，隨着明治政府『脫亞入歐』傾向日盛，私塾式微，新教育興起，島田篁村也不得不轉入新式學校任教，1881年起，任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漢文學和支那哲學的教授[5]，後長期擔任東大支那哲學科第一主任教授。日後一批卓有成就的漢學家如【史記】研究專家瀧川龜太郎、著名新聞記者兼【楚辭】研究家西村時彥，先秦經史學方面頗有成就的安井小太郎等，都是篁村雙桂精舍時代和東大古典科時代的雙料學生，另外，如林泰輔、市村瓚次郎、白鳥庫吉、服部宇之吉、岡田正之、狩野直喜等等，這些日後在東京、京都兩大帝國大學，執掌中國學研究的大家，則是他在東大稍後期的學生。他被學生們譽為『解讀漢書籍的第一人』，並與德國歸來的井上哲次郎並稱為『東西兩腐儒』，雖有譏諷落伍之意，更是嘆服學問之高深。篁村喜藏書，竭力訪求天下善本古籍，自語自己的書齋是『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矣。』[6]要之，島田篁村是日本西風漸盛時代傳統漢學的重要傳承者和發揚者。
島田翰的一個胞兄，兩位姐夫，也都是聲名卓著的大教授。長兄鈞一（1866-1937），長翰13歲，自幼師從父親學習漢學，1889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古典科，後為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斯文學會理事，在漢學界有令名，嫂子為東大教授、漢學家川田剛三女。大姐琴子，長翰9歲，嫁儒學家安井息軒之孫同時也是雙桂精舍的高材生安井小太郎，先後任教學習院大學、中國京師大學堂、大東文化大學、東京文理科大學等校教授，晚年有『東京漢學界泰斗』之稱。二姐繁子，長翰7歲，嫁服部宇之吉，服部宇之吉以東洋哲學研究聞名中日學界，曾任東京大學文學部部長，哈佛大學教授。1902-1909年間在中國，任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總教習，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立下過功勞。繁子隨夫生活在清末的北京，能操中國語，在晚清社會教育界頗活躍。曾策劃和助成了秋瑾的東渡日本。島田翰與繁子年齡最接近，自幼親近，他1903年夏秋的第一次中國行，就是繁子夫婦安排和促成的。
島田翰自小浸潤於漢學氛圍濃重的家庭環境中，萬卷漢籍、眾多善本觸手可及，培養了他對於中國文獻典籍天生的親近感和研究興趣。又因為他自幼口吃，至九歲不能如常人般利於言辭，不免性情急躁，不善交往，便更加沉醉於書齋古卷之中而不諳世情。他對漢籍古本敏銳的鑑別力，連他父親篁村都驚為『天才』、『神童』。在雙桂精舍中，他與那些年長於他的學生們本應是同門師兄弟關係，卻因為富有學識，小小年紀被學生們稱為『小先生』。
另一方面，島田翰是41歲的父親和39歲的母親的幺子，自幼得到雙親和兄姐的寵愛，像一般上流社會子弟一樣，聰明博識而不免文弱敏感，甚至任性自為，缺乏約束。1897年中學畢業，雖漢文漢學成績優異，卻因嫌厭棄學英語、數學這些新學科目，不能考入東京大學預科，進了當時免試升學的高等商業學校附屬清語本科（兩年後改為『東京外國語學校』）。次年，父親不幸病逝，依據父親遺命，隨從竹添進一郎（井井，光鴻1842-1917）進學，1900年，島田翰從東京外國語學校清語科畢業後，隨即作為竹添的私人助手開始了研究生涯。
竹添進一郎是島田篁村的好友兼同事，擔任東大支那哲學科第二主任教授。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竹添曾任駐華公使隨員及天津領事，任職期間遊歷中國華北、江南並深入蜀地，有著名的【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滬上游草】【杭蘇游草】等中國遊記出版，與中國政界學界如李鴻章、薛福成、曾紀澤、俞樾、王先謙、沈曾植等人，多有過從和學術交往。竹添這樣的中國背景，為島田翰日後交往和見重於中國高層學界，提供了基礎。
當時的日本社會，還頗留存着重門第、看出身、靠社會關係等等的風習，這使島田翰生長在這樣一個一流知識分子家庭的優越性，顯得不可忽視；同時，隨着1878年、1897年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兩個最早帝國大學的建立，社會上重視學歷，唯學歷是舉的風氣，也十分明顯，像島田翰這樣沒有一個過硬的帝大文憑，而且所學又是在當時越來越被看不起的『清語學科』，便極不容易在社會上謀得一個如他出身一樣體面的職位，也是客觀的事實。所以，一方面是家世的顯赫優越，一方面是個人學歷的劣勢；一方面是漢文漢學造詣的優異獨到，一方面是近代社會的日益西化而漢學式微，島田翰就是在這樣雙重矛盾的社會環境和個人條件下，展開了他20歲以後的人生歷程。
二、古典文獻學成就
島田翰在日本學術界被稱為『書志學家』，對應於中國學術界的術語，相當於『版本目錄學家』、『校勘學家』，或統稱為『古典文獻學家』。他的漢學造詣和在古典文獻學上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項工作上。
第一項，協助竹添進一郎出版【左氏會箋】。
竹添進一郎對於【春秋左氏傳】的校勘集解工作，起始於1890年，1893年竹添受聘為東京大學支那哲學科教授，兩年後他辭去了東大的教授職務，專心於這項工作。1898年後，島田翰作為助手加入，使這項工作有了切實有力的拓進。1903年，34萬多字的【左傳會箋】出版，為竹添在學界贏得重大聲譽，三年後，竹添因此得到日本學士院獎和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稱號。在本書的後記中，竹添回顧了自己十多年來專注於此，以致身染疾病的研究歷程，卻獨獨未有一句提及厥有其功的島田翰。倒是兩年後，中國學者黃紹箕[7]有言：
『去年嘉納君寄贈竹添先生所著【左傳會箋】，其書博觀而約取，具有斷裁，可稱善本。今讀君書（指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乃知作者於井井書屋，在親炙之列，【會箋】之成，左右採獲，與有力焉。』[8]
恰如其分地肯定了島田翰在這項工作中的貢獻。包括【左傳會箋】的書名，最後也是由島田翰決定的。
第二項，【古文舊書考】的撰著及出版。
【左傳會箋】工作結束後，島田翰轉而成為德富蘇峰（1868-1957）的助手。德富蘇峰是日本著名的報刊記者、時事評論家、學者和藏書家，他的『成簣堂文庫』以收集五山版和刻本及其他漢籍善本和朝鮮古書知名，現存東京御茶水圖書館。1903年底德富蘇峰化了一筆不小的金額，買入島田翰的部分藏書，德富蘇峰非常賞識他的學識，聘他為自己的藏書顧問和編目，希望利用他過人的漢籍版本學知識，為自己收集中日珍籍善本獻計獻策，權衡鑑別。1905年3月，在蘇峰的資助下，民友社出版了奠定島田翰一生學術地位的重要著作【古文舊書考】。
【古文舊書考】四卷，漢文著成，對日本所藏中、日、韓古籍珍本52種，進行版本源流、傳布流播、校勘訓詁等方面的考釋，在考鏡源流、點勘校讎，糾謬匡誤中，顯示了作者於經史子集四部博覽群書，識見深廣，學問淹博的學術功力。島田翰完成此書稿時只有25歲，這與他成長為學經歷中獨特的『得書之便』有關。在家庭中，得益於父親豐富的藏書，從學竹添進一郎後，不僅遍閱竹添的書，又得益於宮內省圖書寮等公私各家的豐富藏書。因為他出色的學識贏得宮內大臣田中光顯的賞識，特許他進入宮內省圖書寮（即今宮內廳書陵部）遍觀群書，利用其中的宋元古刊本和日本古寫本進行校勘。用他自己的話說：
『先大夫聚書二萬餘卷，上自唐抄宋刊，下至於近代名人著書，精鑒博索，兼收並蓄，無所不有。而井井夫子實多藏宋元舊刻，予既得而校之矣，其後，得縱觀圖書寮及千代田文庫之藏，亦又何幸哉！』[9]
【古文舊書考】出版後，德富蘇峰特別為其留出150部，分贈公私各處。贈送者名單中，機關單位有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及一些重要圖書館，個人包括漢學家、法政學家、教育家等二十多位宿儒時賢，還有中國人楊守敬、李盛鐸、張之洞、王先謙、俞樾等人。使得此書一時頗為學界矚目，幾乎被譽為年輕才俊的傳奇性佳作。以下列舉幾條該書受到的嘉評：
德富蘇峰：
『任何人在論及中國、日本的書籍時，都不可能跳過【古文舊書考】。……他在校勘學上的成就，在現代日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第一，這絕不溢美。……【古文舊書考】是他二十五歲的著作，其學問的淹博，見解的透徹，論辯的精悍，文字的俊銳，令中國大儒俞樾讚美不止。……如有公正的審查者，一部【古文舊書考】即可獲得文學博士而綽綽有餘。』[10]
俞樾（1821-1907）曾是竹添進一郎舊友，此時年逾八旬，對老友學生著作的誇獎，雖出於鼓勵獎掖之情，亦委實真心讚嘆，甚至將曾國藩贈予自己的『真讀書人』譽稱，題贈島田翰。他為此書題詞寫到：
『余略一瀏覽，既嘆其讎校之精，又嘆其所見之富也。如舊抄本【春秋集解】所標誌經傳字，皆在欄上，為經傳初合之本；【文選·神女賦】「王」字「玉」字猶未互誤，……皆吾人所未克寓目者，而先生博考之，而又加以審思明辨之功，宜其為自來校讎家所莫能及矣。余聞見淺陋，精力衰頹，讀先生書，惟有望洋向客而嘆已矣。往者，曾文正公嘗許余為「真讀書人」，余何人？敢當斯語？請移此字為先生贈。』[11]
黃紹箕是京師大學堂總辦，他從時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的夫安井小太郎處得贈此書，寫了一篇很長的跋文。首贊作者所見版本之善：『所錄舊鈔卷子本，或系隋唐原抄，或舊時轉寫而淵源出隋唐以前，其餘舊刊本，亦多我中土所未見者。』次贊作者考據之善：『至於考書冊之源流變遷，辨文字之異同得失，表彰幽隱，申暢疑滯，皆碻有據依，絕無肊說。……又每校一書，參考諸本，旁及他籍，於我中土校勘家之舊說，訂訛補逸，符驗灼然，使乾嘉諸老見之，當有入室操戈之嘆。』繼而對這位未及而立之年的後生，寄予厚望：『非篤志劬學，好深湛之思，殆未能若斯之盛也。……他日覃精研思，網羅放失，整齊百家，鏡學術之源流，定群言之得失，於以軼軌蘭台，追蹤都水[12]，不難矣。』[13]
島田翰自己對此書，也有相當自信的陳述：
『【古文舊書考】一書，私自幸其中所論，發前人未發之秘，決前人未決之疑者，十之六七。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14]
【古文舊書考】1905年初版後，1927年董康為其在北京藻玉堂重版刊行，以便在中國廣泛流布。2003年，北京圖書館再次影印出版該書，更名為【漢籍善本考】。
近100多年間，此書作為中國版本目錄學史上最早的名著，一直被引征、依據和討論，雖然也有如長澤規矩也等人的置疑指謬，但它的開創性地位和學術貢獻是公認的。如1932年日本田中敬出版的【圖書學概論】，被認為是日本圖書學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而其書中關於中日古籍版本印刷方面的論述，多承襲【古文舊書考】相關論著而來。又如葉德輝說『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四卷，於宋元古鈔各書，考訂至為精析。』[15]瞿冕良稱『（【古文舊書考】卷一、卷二所附之）【書冊裝潢考】、【雕版淵源考】實為中國書史的開創之作，其問世(1905年)比我國葉德輝【書林清話】(1921年刻印)早16年。』[16]
第三項，作中買入歸安陸氏藏書及【皕宋樓藏書源流考】的寫作。
島田翰作中斡旋，使日本買入陸氏藏書的經過，在其1907年出版的【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中有記之：
『乙巳丙午之交，予因江南之游，始破例數登陸氏皕宋樓，悉發其藏讀之。太息封塵之餘，繼以狼藉，舉凡異日之部居類聚者，用以飽蠹魚；又嘆我邦藏書家未有能及之者。顧使此書在我邦，其補益文獻非鮮少。遂慫恿其子純伯觀察樹藩，必欲致之於我邦。而樹藩居奇，需值甚昂，始號五十萬兩，次稱三十五萬元，後稍減退至二十五萬元，時丙午正月十八日事也。
二月返槎，歸而謀諸田中青山先生，不成。先生曰：「能任之者，獨有岩崎氏耳。余將言之。」而予亦請諸重野成齋先生。今茲丁未三月，成齋先生有西歐之行，與樹藩會滬上。四月，遂訂議為十萬元。五月初二日，吾友寺田望南赴申浦，越六月，陸氏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之書，舶載盡歸於岩崎氏靜嘉堂文庫。』[17]
這裡記載了他『乙巳丙午之交』（即05年9月到06年3月）到中國江南旅行，訪皕宋樓，見善本珍籍狼藉而發願『必欲致之於我邦』，最終促成岩崎氏購買皕宋樓的經歷。後世所論陸樹藩賣書經過，以及中國學界對島田翰之印象，多出於這段記載。近年有陸氏後人指出，島田翰在這段文字中有貶損陸家，故意抬高自己在這樁買賣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嫌疑[18]，近年研究日藏中國方志的專家巴兆祥，亦有文論及島田在這宗買賣中的作用只是鑑定陸氏藏書價值等等[19]。但我認為，從島田的身份和經歷看，以下幾點是基本可信的：
（1）島田游江南，在蘇州杭州等地，曾數訪俞樾、丁氏兄弟等大學者和大藏書家，故而到皕宋樓，亦能有行家的信譽，獲得『破例數登陸氏皕宋樓，悉發其藏讀之』的機會，這是在1906年3月正式受靜嘉堂派遣調查皕宋樓藏書之前的事。
（2）陸氏有賣書的意願，首先想在國內轉手，而所接洽的上海張元濟等國內公私各處，卻都未能有能力出價購買，故而，陸書藩才寄望販於日本人。這也是陸家能讓島田『破例數登陸氏皕宋樓，悉發其藏讀之』的另一個原因。
（3）為促成日本購買皕宋樓，島田首先聯繫田中光顯，田中當時身居宮內大臣的高位，又對古籍版本有興趣而內行，其對島田的賞識已見前述，故而島田向他疏通也是可信的。然而，仍有『不成』二字，但田中推薦並承諾將動員三菱岩崎財團出手購買。
（4）當時岩崎財團下屬的靜嘉堂文庫由重野安繹（成齋）任文庫長，而重野曾是島田重禮的同事，島田繼而請示於重野，與之商議，最終促成之，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說，作為陸家售書及日方買書的中間人，島田翰的人脈關係和行家身份所起的雙重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皕宋樓藏書平安抵達日本，島田翰詳考陸氏藏書淵源流變的【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也正式面世，他先將之寄給了上海的友人董康，董康雖甚為嘆息，但立即為其刊印流布。一則籍以引起國人對陸氏藏書流失的知曉和對類似事件的警惕，所謂『保存國粹，匹夫有責』也，二則也是對作者在江南藏書史方面著述成就的讚譽和首肯。其書詳考皕宋樓外，兼及晚明有清以來三、四百年間江浙民間藏書的聚散轉售情況，考鏡學術，條分縷析，其學術價值更是素有定論。
三、竊書事件
令人意外的是，這樣一個天才式的學術俊彥，卻因兩度竊書——私藏、私賣日本國寶級典籍而遭起訴，終至畏罪自殺！
（一）足利學校【論語】事件
島田年少時，父親曾經對他誇耀過：『我家藏書之豐，無與倫比，能夠勝於我家的，大概只有足利學校了』。足利學校興建於鎌倉時代，是日本最古老的大學，堪稱中世紀學問的中心，以富藏中國古代典籍而聞名。1901年10月，23歲的島田翰因私藏足利學校珍本【論語】而被起訴，開庭審理。這是他名聲敗壞，失信於社會的第一步。關於這件事，可從竹添進一郎寫給當時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的說情信，了解一斑。摘要翻譯如下：
『……卻說島田重禮二男翰之事，重禮死後遵遺命師事於拙夫，弱冠之年而校勘之學深湛，當今碩儒恐無出其上者。拙夫愛憐其才，獎勵其志，欲使其力盡用於校勘之學，自家藏書自不必說，至如秘閣及他家所藏古書，凡拙夫力所能及，儘量提供借覽之便。目下拙夫正撰述【左傳】之校勘，亦將足利學校的藏書借來供他閱讀。未想即引起這樁意外事件。要而言之，其為父母老年得子，幼年病弱，更受雙親憐愛而疏於嚴整管教，脾氣暴躁，至於弱冠而疏於人情世故，竟將足利學校的書籍私自無端帶歸，於書上校勘之餘，像對待自家父兄門下及拙夫的藏書一樣，蓋上自己的印章，視為自己的珍藏。或寫上「行年二十」的字樣。（中國文人往往有蓋章寫字此等習慣，後世以古書上有私記或印章，認為是增加書的光彩。）島田亦有「若干年後為這本書增加光彩」的自負心。（在其父兄和拙夫的書上，也有過此等事。前年冬天我遇此事，苦笑了之，如當時能夠嚴厲叱責之，亦不致有今日，深為後悔。）援此通例，導致書癖發作。後來受到「盜竊」之嫌疑，狼狽之餘，又因其一貫暴躁的脾氣，態度倨傲，口吐狂言，終至於被有罪告發。……
希望籍您之權職，在不紊亂官紀的前提下，為罕見之讀書種子，傾注一點憐愛之情。島田所犯之罪跡，實出於疏闊世故、自命不凡二途，懇請諒察。』[20]
竹添此信，深文周納，委婉曲折，既有對自己縱容學生的反省，更將此事件淡化為島田翰的疏闊世故、自命不凡，可見作為為師者和被老友託孤者的款款情致。竹添與清浦是熊本同鄉，且年長於清浦九歲，憑着其在政界和文教界的威望，這封信應該是起到了作用的。此後，島田並未入獄服刑，繼續做竹添的助手，完成【左傳】的校勘工作。那本私攜回家、蓋有島田翰私印、寫有島田翰識語的【論語】，卻已然丟失，不知下落。
（二）以書牟利種種
這次風波僥倖過去了，而島田翰並未警醒悔悟。作為行家的他，應該是深知古籍善本的巨大價值的，私藏足利學校【論語】事件，在他，應該不僅僅如竹添所說是不諳世事和自命不凡所致。從此後另幾件與書有關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他以書牟利的種種行徑。
1905年年末，27歲的島田翰在蘇州拜會85歲的俞樾，如上所述，俞樾曾為島田的【古文舊書考】題詞，十分賞識，此次相見，各抒敬慕獎掖之情，論學亦頗歡暢[21]。末了，俞樾應島田之請，將自己【春在堂全集】的部分手稿本贈與島田，並在稿本上親筆題寫識語：
『島田君來訪，求余舊著各書稿本，余原稿一經刊行，即毀棄之，未留底本。乃命余孫費半日之功，於筐底搜得四卷殘稿，以報翰之求。物有幸與不幸者也，想此僅存之手稿，能傳播至鄰國日本，展覽於文化界人士之中，亦可謂物之幸矣。』[22]
這部得自於自己所敬慕的中國前輩學者的手稿，在蓋了『島田氏圖書記』之後，卻不知何時被島田翰轉售於某個舊書店了。因為從現存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的這部書稿可以知道，國會圖書館於1912年3月，從書店購得此書。真也算應了俞樾所說『物有幸與不幸者也』。
也是在這次遊歷中國江南時，由駐蘇州領事白須直（溫卿）介紹，島田還訪問了蘇州顧氏過雲樓、湖州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兄弟八千卷樓等著名藏書家，他曾向白須借過250美元，估計正是用來購買古書的。對於那些買不起或者藏家不願出售的好書，島田曾以秋天再來中國時歸還為約，借走藏書家的珍本古籍。而事實是，那些書往往就有去無還了。1906年下半年，白須曾幾次寫信甚至打電報，向島田催還借款以及所借中國人的藏書。島田曾有一信回覆說，已將所借丁氏之書，從日本郵寄歸還丁氏，可是白須後來的信中說，丁氏一直並未收到還書。讓人不得不懷疑，這些珍本古籍到底是否完好地郵寄出來了？[23]
同樣，島田還曾借走蘇州顧鶴逸過雲樓的藏書。張元濟在給繆荃孫的信中曾述及：『島田翰來，至顧鶴逸家購去士禮居藏元刊【古今雜劇】，明本雜劇【十段錦】，殘宋本【聖宋文選】，聞出資者皆不少，令人為之悚懼耳。』[24]其實，島田翰並未出資購買而是借走了這些書，一條出自顧家後人的陳述，揭示了他借書而又未歸還的真相。
『筆者於1997年秋至蘇州，輾轉得見顧鶴逸之孫、已七十開外的崑曲藝術家顧篤璜先生。據老人後來函告，【古今雜劇】等書並非售出，而是被島田翰騙走的。島田翰常來蘇州訪書，顧鶴逸對他精通版本之學頗為讚賞，以為他是學者而信任於他。當島田翰商借【古今雜劇】等書時便慨然相借，不想他竟一去不返，此後顧鶴逸托其他日本朋友多次催討，被告之島田翰在日本犯案入獄，後因羞愧而在獄中上吊自盡，此事便不了了之。』[25]
顧鶴逸所託多次催討的日本朋友，應該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白須領事。這些有借無還的珍貴典籍，不知是否又被島田翰拿到哪裡去牟利生錢了。這不免讓人想起『借書一痴，還書一痴』的藏書家古訓。
（三）金澤文庫事件
1915年5月13日，日本【報知新聞】上刊發了『國寶二萬餘元賣卻武州金澤文庫怪事』一文，島田翰因涉嫌參與盜賣稱名寺金澤文庫書籍文物，再次被刑事起訴，陷入審訊調查中。
金澤文庫是稱名寺國寶庫的一部分，建於十三世紀中後期，是與足利學校齊名的日本中世紀典籍收藏的寶庫。文庫收藏多宋元刊本和明初刊本、手寫本，以及同時代日本的『和刊本』與『和寫本』，其中不少漢籍是中國已經亡佚了的，被日本稱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此外，稱名寺還藏有北條氏家族及歷代稱名寺住持收藏的佛教文物等。
【報知新聞】文章報道的大致內容如下：
稱名寺住持中村真禪師涉嫌出售國寶案暴露，輿論一片驚愕。神奈川縣警察當局已成立調查組，查明稱名寺丟失【宋版文選集注】及【宋版大藏經】等一百數十件文物典籍，總價值在二萬日元以上。
中村真1908年任職稱名寺主持，授命整頓當時寺內十分紊亂的內務和收藏狀況，在與舊住持交接期間，島田貫（即島田翰，報道中用此名，貫與翰日語發音同）曾帶着中國人，來寺中參觀，一一瀏覽寺內的文物典籍。
此後，島田頻頻涉足稱名寺，在前後七年的時間內，與中村達成默契，屢次將國寶【文選集注】等文物典籍帶出寺外出售，對住持及相關管理者報以巨額回報。中村住持的罪行上月中旬業已認定，同時，與中村往來共犯的島田貫亦被收押，警視廳的數名刑警正向其審問調查國寶出賣的下落，其中【文選集注】的已知去向。……
據考，島田翰在1909年年底之前將【文選集注】拿出寺外，隨即轉手賣給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又拿了在日本市場出售，一卷要價上2000日元，稱名寺無力購買。被岩崎氏購得5卷[26]，現存東洋文庫，上面有『島田翰讀書記』印章及島田翰的識語；京都的小川氏購得3卷，其中第93卷的末尾有『宣統元年十一月（1909）得於日本彥潔（島田翰字彥楨，不知為何有誤）記』。【文選集注】全120卷，在島田翰盜出之前，金澤文庫的【文選集注】已有散佚。明治以來，歐風漸盛，社會上『廢佛毀釋』勢力強勁，致使寺院衰敗，法紀無度，與此前後，其他寺廟也出現過寶物外流，監守自盜等現象。
1915年7月28日零點五十五分，島田翰在得知將被拘押至刑務所之前，於橫濱自己家中開槍自斃。
四、餘論
時勢造英雄，故而江山代有人才出；時勢也造悲劇，致使一些人空懷才志，一生在逼仄的狹道上跌宕坎坷。回顧歷史特別是學術史，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悲劇性知識分子形象。
把島田翰說成一個悲劇性人物，應該不算是替他的『以書牟利』『盜書行徑』作回護。因為時至今日，與其停留在對他知書盜書的道德審判上——他的決然自斃，某種意義上已是嚴厲的自我審判，——毋寧通過他短促的一生，來增進對於促使他走上不歸路的日本社會以及他個人因素的認識。
島田翰是日本傳統漢學延續入近代的最後一粒種子，籍着家學的優勢，他肆意發展着自己的漢學愛好，鑽在中國古代典籍的故紙堆里，漸行漸遠而不知返顧。那個時代的日本，正日益走上近代化，一切以西方文化為標的。進入帝國大學進而留洋深造，是當時世家子弟、少年才俊最佳的出路，畢業後便能在社會上某得重要的位置，經濟保障不用說，體面和尊嚴也就有了。偏偏這個與時代漸行漸遠的少年書生，在父母的溺愛下，偏科棄學，新式學堂必修的英語和數學，就不僅成了他進入帝國大學的障礙，也使他坐失走上如他兄長和姐夫那樣人生道路的機會。
書香子弟，除了為學，別無其他幹才，正如他自述的『質性迂癖，無用於世。』這一點若與他的同學田中慶太郎相比，正好顯出他的『無用』。田中慶太郎與他一樣，有古書、漢學情結；與他一樣，只有個東京外國語學校清語科的文憑。但田中繼承了祖上乃京都皇家御用古書店的家業，在東京開設『文求堂』漢籍書店，成為既有學問又相當成功的書界商人[27]。島田翰死後，田中慶太郎還為他編輯遺著【訪余錄】，1921年出版。與田中相比，島田缺少了商人精明務實的實際才幹。
還有同樣出身名門，與他同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的永井荷風、二葉亭四迷，日後在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界成果豐碩，顯然，島田也缺乏像他們那樣成為小說家的文學天賦。
於是，空懷才學而不為世用，只能以替父輩大學者作書俑或秘書，來獲得自己立足於世的經濟保障[28]。而這，遠不是他的人生志向、學術抱負。他對自己的學術是抱有自信和厚望的，認為是將有大作為的『明治校勘學』：
『仆嘗私以為考據自閻、錢諸老，理學從程、朱諸先生以下，分毫拆絲，無復余蘊矣。其可籍以辟秘發幽者，唯獨校勘一道。蓋皇國建學，參取唐制，遣唐有使，留學有生，求法沙門來往不絕，而古文舊書亦取次舶載。上下千有餘年，其出於兵火風霜之餘，存於野店僧寮之間者，亦復不少。於是而校勘異同，讎定是非，以立明治校勘學，以開末學之非，仆之志業如此耳。』[29]
在其他幾篇文章中，他也多次說到過類似的意思：縱觀中國學術發展史，考據、義理都已走到末路，唯校勘一途，頗有展拓前景，特別是日本保存珍稀秘籍不少，有的在中國本邦業已失傳，因此，建立『明治校勘學』或『大正校勘學』，日本人是得天獨厚而責無旁貸的。這是他為自己的學術研究確定的意義和位置。可惜天不假年，所謂『有才無命，有學無行』，一個天才式的漢學俊彥，一個處在急劇變動時代的沒落讀書人，就這樣在學術史的星河中溘然隱退，倏爾長逝。有關島田翰與中國學術界之關聯等，限於篇幅，容另文再論。
[1] 就我所見，國內尚無專門介紹島田翰生平學術的論文，有言及其人其事者，往往語焉不詳，雖三、五百字而多有訛誤。如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更名為【漢籍善本考】），幾百字的出版說明粗疏有誤；又如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一卷，在『島田重禮』條下言及『次子翰』約300字，於其生年、著述情況等項均有誤。余不一一列舉。唯劉玉才點校整理【島田翰】前有一篇千言小傳，堪稱準確不誤，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九輯，2007年版。
[2] 參見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著，錢婉約、宋炎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3] 近幾十年來，日本漢學研究著作對島田翰關注也幾乎闕如，感謝中安真理女史寄贈高野靜子著【鬼才書志學家島田翰（1879-1915）小傳】，以下簡稱【小傳】。此份小傳載高野靜子：【蘇峰及其時代·續】，日本東京：德富蘇峰紀念館1998年版，第295-406頁。
[4] 關於島田翰生卒年，日本書籍中亦多有錯誤。如將生年誤為1877年或1881年，又將卒年錯為1914年等，中國書籍更有因襲之誤。本文採信【小傳】所說，作者採訪傳主親友後人，考訂出正確的生卒年。
[5] 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之『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一節，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20頁。
[6] 轉引自李慶：【日本漢學史】壹，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頁。
[7] 黃紹箕（1850-1908），浙江瑞安人，光緒進士，為晚清清流健將、維新名士，政變後任京師大學堂總辦。富藏書，藏書處曰『蓼綏閣』，對史志目錄深有研究，有【漢書藝文志輯略】。
[8] 黃紹箕：【古文舊書考·序】，見【漢籍善本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
[9]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凡例】，見【漢籍善本考】，第25頁。
[10]德富蘇峰：【島田翰與】，轉引自高野靜子：【小傳】，載【蘇峰及其時代·續】，第315頁。
[11] 俞樾：【古文舊書考·序】，見【漢籍善本考】，第3-5頁。
[12] 蘭台、都水，分別為古代中央藏書處、刻書機構。
[13] 黃紹箕：【古文舊書考·序】，見【漢籍善本考】，第12、13頁。
[14] 島田翰：【訪余錄·與岩崎男爵書】，劉玉才整理：【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九輯，第370-371頁。
[15] 葉德輝：【書林清話書林余話】，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版，第7頁。
[16] 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詞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第91頁。
[17] 【吳興藏書錄 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頁。
[18] 參見顧志興：【湖州皕宋樓藏書流入日本靜嘉堂文庫真相考評】，見【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65-182頁。及陸氏後人徐楨基：【藏書家陸心源】第三章，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9] 參見巴兆祥：【陸心源所藏方志流失日本考】，【安徽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20] 1901年10月13日竹添進一郎致清浦奎吾書簡，轉引自【小傳】，第304、305頁。
[21] 參見島田翰：【訪余錄·春在堂筆談】，【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九輯，第362頁。
[22] 俞樾：【春在堂全集手稿本】識語，轉譯自高野靜子：【小傳】，第357頁。原件今藏日本國會圖書館，譯文或與原始中文略有出入。
[23] 參見高野靜子：【小傳】，第355-360頁。
[24] 顧廷龍編：【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27頁。
[25]劉薔：【過雲樓藏書考】，見【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5年版，第277－288頁。按，顧家人『獄中上吊自盡』有誤，詳見後文。
[26] 這個岩崎氏是買入皕宋樓的靜嘉堂主人岩崎彌之助的侄子岩崎久彌，1917年購入『莫理循文庫』，以此為基礎創立了東洋文庫。
[27] 參見錢婉約：【田中慶太郎與文求堂】，【漢學研究】第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28] 島田翰1904年結婚，在11年的家庭生活中，先後遭遇愛妻病故、續娶、長子夭折等挫折，共生有二男四女（最後一女為遺腹子），曾自述『十年流落，炊煙屢絕，奔走南北，衣食是圖』。
[29] 島田翰：【訪余錄·與岩崎男爵書】，【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九輯，第3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