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人生-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之为礼乐文化正名

礼乐人生系列文章系摘自网络

“以礼杀人”与“以理杀人
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他说：“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新青年》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在此后的近百年当中,“礼”不断被人泼脏水，“积毁销骨，众口铄金”,于是,礼教变成了上自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无人不晓的贬义词。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每每简称为礼。如果吴虞的说法得以成立，则中华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如此野蛮的国家，岂能加以“文明古国”的桂冠?因此，对于礼的认识事关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评价，不可等闲视之，我们不可不明辨之。

什么是礼教？
为礼乐文化正名，就必须从“礼教”这个词开始。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它们的本义，不过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清代学者凌廷堪说过：“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意思是说,上古圣王治理民众的方针,以及后世圣贤教育民众的孔子像方法,都可以最终归纳为“礼”这一个字。圣王治世的目标是建立大同世界,这是见诸于《礼记》的。圣贤教民,是要让百姓懂得礼、遵守礼。凌氏的见解,非常精到。太古时代,人与禽兽为伍,《礼记•曲礼》说，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蛮夷有“弱肉强食”之谓，而今人以为礼与儒乃衰国之源，国弱之导，发其兽性而弃其人性，已不觅其人兽之别矣)。“为礼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礼来教人。礼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走向了文明。而圣人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为礼”和“教人”。那么，礼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找出关于礼的解释的源头,这就需要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论述中去寻求答案。

在《论语》里，孔子谈礼的地方在在多有，由于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礼的所指，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感叹自己的年衰，居然许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程子说，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时候，“寤寐长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为周公手创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备，足以为万世龟鉴,所以他表示了“从周”的立场。

众所周知，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乱，史称“礼崩乐坏”。贵族们为了权和利，彼此征战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向往，这是非常正常的,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态度，赞美春秋乱世，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第二，礼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无形、无色、无声、无嗅,对于知识程度较低的人来说,甚至会觉得虚无缥缈。而礼就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

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老百姓就不敢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老百姓不去触犯法律，是因为畏惧刑罚，他并没有羞耻之心。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而且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
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会去推行礼和乐呢？就是说,推行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名仁者,一名富于爱心的人。可见,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第三，礼是修身的手段。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离道了。

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因此,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借助于礼，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举例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xǐ)，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意思是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空自劳碌。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显得胆小。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作乱。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伤人的话。平心而论,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都不是什么坏毛病，但只要离开了礼的指引，都不会结出“正果”。

类似的意思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如，《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时，提到了臧武仲、公绰、卞庄子等三位鲁国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学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没有私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都是最为出色的。孔子说，要成为完美的人，仅仅把这四个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不够的，还要“文之以礼乐”，将礼乐与上述四种优点完美结合。可见，礼乐是最重要的修身课目。
我们不可能把孔子谈礼的文字全部提到，但是主要的部分已经都谈到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论语》中的礼，没有一处是号召大家去杀人或者吃人的。孔子所说的礼,是指以道德为内涵的国家典制，是德与仁的具体表现,也是修身的法则，这些与凌廷堪关于圣王以礼为治,圣贤以礼为教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关于礼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健康的，代表了社会的理性思潮,而且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对我们还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礼教杀人吗？
吴虞说礼教杀人,半个多世纪之后,江青大张其说,声称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将礼直接等同于奴隶制,这是江青为了打倒孔子而编造的谎言,不可不辩论清楚。
“克己复礼”一词，出自《论语》的《颜渊》篇。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行为，让它回复到礼，这就是仁。只要有一天大家都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都归于仁了。所以说，做一个仁者，是要靠自己的，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呢？颜渊听后，希望孔子再说一说克己复礼的细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说，不符合礼的事情，不要去看、去听、去说、去做。孔子的这些话，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读一读，就会明白当年的批判是何等的不讲道理。人人懂得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不出格,难道不好吗？这里哪有复辟奴隶制的意思？难道是“瘌痢头打伞，无法无天”才好吗？

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奴隶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用活人殉葬。这种现象在商代很盛行，但西周以后，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出现，并且日益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殉葬的现象已经不多见了，即使出现了，也会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于是，有些贵族就改用木俑殉葬。相比于用活人殉葬，这种做法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即便如此，孔子也不能容忍，他愤愤批评那些“始作俑者”，也就是发明木俑的人，说：“其无后乎！”意思是说这家伙应该断子绝孙吧！孔子反对人殉，是“仁者爱人”的表现，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和人类的良知，如此宽厚的仁者，怎么会喜欢奴隶制？
可以证明孔子的仁爱之心的，还有《礼记•檀弓下》里的“苛政猛于虎”的典故。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路过泰山，一位妇人在墓旁哭泣，孔子在车上听到了，便让子路上前询问。子路说：“听到你的哭声，好像是有特别伤心的事吧？”妇人回答说：“这里有老虎出没，先是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后来丈夫也被老虎吃了。如今，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感到奇怪，说：“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妇人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一家人为了躲避苛政，宁可死于猛虎。孔子听后，感慨地对子路说：“年轻人要记住啊，苛政猛于虎啊。”孔子对苛政都如此深恶痛绝，怎么会去号召大家杀人呢？

有学生对我说：“西周是奴隶制，孔子希望恢复西周的典制，这不就是复辟奴隶制吗？”这位学生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不了解古史分期的情况。西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因此，不能把西周制度等同于奴隶制度。二是没有读过儒家的文献。所以，我回答他说：“建议你回去读读《礼记》，这是了解儒家礼学思想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你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儒家试图复辟奴隶制的证据，请你告诉我。”《礼记》不仅不能为他找出一条证据，相反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反证。下面我们仅就《礼记•檀弓》所见举一些例子。
齐国的大夫陈子车客死于卫国，他的妻子和家宰商量后，准备用活人来殉葬。陈子车的弟弟陈子亢到卫国奔丧，闻讯后，坚决反对，认为：“以殉葬，非礼也！”为制止他的嫂子和家宰的计划，陈子亢对他俩说：“如果必须要用活人为我兄殉葬的话，那么，你们二位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子车之妻和家宰不得不罢休。
此外，陈干昔在临终之前，要求他的儿子为他做一口大棺材，要求将来让他的两个婢子一左一右地在他身边殉葬。陈干昔死后，他的儿子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说：“以殉葬，非礼也！”

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反对殉葬的，反对的理由完全一样：“以殉葬，非礼也！”认为殉葬是不符合礼的，绝对不可以去做。礼学家反对殉葬的立场是如此的鲜明。吴虞这些人都是从旧学出来的，不会没读过《礼记》。因此，他们对礼的抨击，让人非常惊讶。
不仅如此，凡是残害无辜的不人道行为，也都在儒家的反对之列，《礼记》中相关的记载也相当之多。
某年，鲁国发生大旱，鲁穆公准备将国中的尪者抓来暴晒。所谓“尪者”，是指某些骨骼有毛病，面孔朝天的人。古代有人认为，天大旱的原因，是上天怕雨水会灌到他们的鼻子里面，所以不忍心下雨。县子听说后坚决反对，说：“因天旱不雨而惩罚残疾人，未免太过残忍，断然不能这样做。”于是，鲁穆公说：“那就不晒尪者了，改晒巫婆吧！”县子认为这同样是迂阔之举，依然不可。鲁穆公无奈，最后提出迁徙大的集市，县子这才表示同意。

某年，吴王夫差率领军队入侵陈国，他们砍伐神社的树木，杀死患有传染病的百姓，所到之处，表现非常恶劣。吴军回国时，陈国的太宰嚭奉命前往送行。夫差自以为得胜而归，声名显赫，要太宰嚭评价吴军的“军声”。太宰嚭说：“自古以来，攻伐有罪之国的仁义之师，都不会去砍伐该国神社的树木，不杀害病人，也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者，为的是体现人道。如今贵军连病人都杀，所以，可以称你们为‘杀害病人之师’。”夫差说：“如果我们归还你们土地，释放俘虏，你又将如何称呼我的军队？”太宰嚭说：“君王讨伐敝国犯下的罪行，但又怜悯我们而赦免之，还愁没有好的军声吗？”
《礼记•檀弓》里的这两个例子，让我们走进了仁者的视野，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古代礼家是把仁爱作为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人怎么会去吃人,怎么会去复辟奴隶制?

古人把合于理的制度称为“礼制”。《左传》上有许多“君子曰”，都是一些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品评历史的话语。他们总是用“礼也”或者“非礼也”来做评定。所谓“礼也”，就是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非礼也”就是不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以前，我们常常有一种成见，认为礼不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是，我们一条一条去查看这些评语前面的史事，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其中大量的评语是批评执政者的。例如，鲁隐公五年，作为国君的隐公，居然要到棠这个地方去看人打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先祖相传的制度，国君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怎么可以放下该做的事情不做，而去看打鱼呢？隐公不听，还是去了。结果史官就用“公矢鱼于棠”这五个字记录在案，作为警示。《左传》用“非礼也”作为对这件事的评语。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根据春秋时期的礼制，诸侯宫庙的楹柱不施油漆，椽子不加雕刻。可是鲁庄公为了迎娶夫人哀姜，先是“丹桓宫之楹”，就是把桓公之庙的楹柱都刷成了红色。接着又“刻桓宫桷”，就是要雕镂桓公之庙的椽子。大夫御孙劝谏说：我听说这样一句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鲁国的先君都有“共德”，而您居然做这种大恶之事，这恐怕不妥吧？御孙这句话里面的“共”，是“洪”的假借字，洪是大的意思。“德之共”，就是德之洪，是德里面的大者。而庄公的奢侈之举，正是“恶之大”者。所以，鲁国的史官把这两件事都记了下来。《左传》评论说，庄公做的这两件事“皆非礼也”。
当时的政治家谈到“礼”的时候，都是把道德作为它的注脚的，下面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说：“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把礼乐看作是“德之则”。《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说：“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把礼看作是推行政令的车子，而政令则是以身相守的道德原则，丢了就会出乱子。《左传》昭公二年，叔向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则礼与忠信、谦让又是互为表里的东西。

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从某种意义来说，礼就是为了情感而制作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因人之人情为之节文”。例如，父母双亲去世，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彼此的感情还在，所以子女每逢季节转换，或者岁末的时候，应该通过祭祀的方式来追思自己的亲人。祭祀的时候要诚敬，应该“事死如事生”，要像侍奉生者那样侍奉死去的亲人。所以《论语》上说，对待父母至亲，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为了培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

君臣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长期共事，彼此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当一方死亡时，另一方在情感上有所表现，才是符合于礼的。晋国大夫智悼子（荀盈）死，尚未埋葬，晋平公即开怀饮酒，并命乐师师旷、近臣李调陪饮，又鼓锺助兴。杜蒉听说后，直接进入寝门、上堂，斟酒命师旷喝下，又斟酒命李调喝下，然后自饮一杯，下堂欲走。晋平公怪而问其故。杜蒉说：纣王死于甲子日，夏桀流放于乙卯日，后来的君王无不把甲子、乙卯作为忌日，不敢奏乐。此时，晋国大臣智悼子的灵柩尚停在堂上，悲痛远比甲子、乙卯之日为大。师旷身为晋国乐师，居然没有提醒国君，所以，我让他喝罚酒。而李调是国君的近臣，竟然贪此酒食而忘记国君的过错，所以也要喝罚酒。晋平公问：可你自己也喝了罚酒，这又为何？杜篑说：我不过是执掌膳食的宰夫，却超越职权，过问起国君的过失，所以也要受罚。于是，杜篑洗过酒爵，斟上酒，高高举起。晋平公惭愧极了，对左右侍者说：“将来我死后，一定不要废去这个酒爵，要永远记住杜篑的劝戒。”后来，人们把宴会结束前的最后一次献酒称为“杜举”，即缘于此。

儒家主张，父子之情为人间最为真挚的情感，应该超越政权、金钱等等。晋献公死时，重耳（即晋文公）正在国外流亡。秦穆公派人前往吊唁，同时建议他利用献公新亡，国中举丧的机会，回国夺取政权。重耳听从舅犯（即重耳的舅舅狐偃）的意见，拒绝了秦穆公的建议，对使者说：“我长久逃亡在外，父亲去世而不能回国哭泣尽哀，哀恸无比，哪有心思去夺权？”说罢磕头触地，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也不与使者说私话。使者回国向秦穆公报告出使经过。秦穆公称赞重耳仁义，说：“重耳只磕头触地而不拜，说明他不敢以献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也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表明他对父亲的真挚情感。不与使者说私话，说明他没有趁丧夺权的念头。”
以上史事哪里有半点拥护奴隶制的影子？

“以理杀人”与“以礼杀人”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礼作正确的行为准则，人性化的国家制度，检验为政得失的标尺，这是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确立以后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这么先进的理念怎么会与“吃人”扯到一起去呢?其中的原因，除了吴虞等人的激进之外，还与另一场学术争论有关，这中间的过程，大家很少去深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必须予以说明。
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一个至今为人诟病的口号。但它并不是宋人凭空独创的东西，而是有其来源的。天理、人欲这一对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的《乐记》篇：“人化物也者，存天理而灭人欲者也。”儒家认为，天理是公理，人欲是私念,两者是对立的。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意思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内心有天理，所以人懂得礼义廉耻，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如果人心中没有了天理，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然而，只要不是圣人，任何人的内心都是天理与私欲并存的，只是何者占据主导地位罢了。程子认为，造成天理不明的主要原因是人欲的存在，因而主张彰显天道，用道德规范来节制私欲。但是，程子的态度比较偏激，认为天理与人欲形同水火、无法调和，“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他的本意是希望“损人欲以复天理”，警示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排弃私欲,弘扬天理。遗憾的是，他把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推向了极端，并且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把害怕饥饿寒冷比作人欲，要求人们禁绝私欲，尤其反对寡妇再嫁。按照这一理论,连人的生理欲求都成了私欲,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种过于极端的理论，居然得到了包括朱熹在内的众多理学家的认同。

清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反理学的思潮,一些学者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根为宋明学者成天空谈心性理气。清代学者戴震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对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天理就是自然，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天理和人欲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成了“忍而残杀之具”。所以戴震认为宋明理学家是“以理杀人”。
平心而论，宋明理学盛行于当时，主要是在学术界，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它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反对寡妇再嫁也没有成为法律，只要读一读明清的小说和史料就可以知道，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妇女并没有因为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而受到特殊的压抑，实际生活的现状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

与理学的境遇相反,礼学并没有受到清代学者的责难。由于满族在入关南下之初,曾经采用非常野蛮的手段强迫汉人剃发（即“留髪不留头，留头不留髪”，其出发点在去汉族之自我本性，以及灭汉而存满）,在文化上认同他们。清人的这些举措,使得汉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顾炎武一方面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一方面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来唤醒大众。还有一些学者用学习和研究礼学,甚至在生活中按照汉人的礼仪行事的方式,暗中对抗清朝的文化。例如,山东济阳学者张尔岐,其父为清军所杀,所以终身不仕,而且抱定《仪礼》一书研究,母亲去世后,葬礼完全按照《仪礼》中的丧礼仪轨来进行。所以,清代学者中,不仅没有指责汉族传统礼学的,而且传统礼学的地位远比宋明时代高,研究礼学成为热潮,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学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从清初的张尔岐开始,一直到清末的孙诒让、黄以周,大家辈出,名著叠现。乾隆年间,清政府甚至出面罗致学者修《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礼记义疏》,即所谓的“三礼义疏”。学术界对传统礼学的评价都非常之高,从来没有人说过“以礼杀人”的话。

吴虞等人把“以理杀人”偷偷改成了“以礼杀人”,轻轻一字的改动,似乎漫不经心,却把整个中华文明历史颠覆了!当年戴震批评理学家“以理杀人”,问题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主要集中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议题上,如果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是宋明理学。戴震从来就没有颠覆中国文化的企图,他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是学术性的。吴虞等人把矛头指向了礼，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礼的概念要比理大得多。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它几乎包含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国家典制到行为方式，都在它的范围之内。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把礼否定了，就把儒家思想的体系彻底否定了,也就把整个中国文化否定了。我们读吴虞的文章,没有多少学术性,而是谩骂式的。在吴虞的笔下,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手段卑劣,越是讲仁义道德的人,就越是杀人狂。我们实在不知道,吴虞在放出如此重话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掂过它的分量,它的后果。

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在街头演讲
金耀基先生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只看到传统中坏的或极坏的因素，认为非打倒传统不足以开启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在当代少有勇猛创新的气象。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性，以此并未能提供一条现代化的路向，盖在五四主流的思维架构下，导出‘全盘西化’的结论是有必然性的。”（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250页，台北时报出版社，1988）吴虞等人的言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经崩溃。
不管怎么说,“五四”以来，知识界批判封建文化，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吴虞等人把封建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骂倒,全部搞臭,他们的偏激,是矫枉过正，那还有可以让人原谅的地方。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抛弃传统礼仪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如果今天有人还是停留在吴虞的那些话上，继续谩骂，全盘否定中华礼乐文化,那我们就没有一丝可以原谅他们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