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人生-礼乐文化与人文素养

礼乐人生系列文章系摘自网络

华夏传统与当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平崛起（一）

“华夏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近一百多年来，每逢社会的转折时期，或者大的政治风暴来临，总是会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对于要走向现代化（则全盘西化）的中国来说，传统文化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千年积淀的华夏传统文化究竟是宝贵的历史遗产，还是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一个民族的内部，总有一部分人想要割弃自己的历史。近年来，社会上有人在少年儿童中推行诵读本民族经典的活动，居然也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讨论清楚，我们民族的发展就不能步入健康的轨道。

近代以来华夏传统文化衰微的三个原因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原生文明之一。大家知道，就文明的形成方式而言，人类文明可以分为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两大类。原生文明是独立形成的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没有或者基本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因而有独特、鲜明的文化个性，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属于原生文明。

次生文明不然，它们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受到过其他文明的强烈影响，例如我们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明，都是在华夏文明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这些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其中华夏文明的因子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中国人理应为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与此相反的现象呢？这主要是近代的特殊历史所造成的。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国势殆危所造成的文化自戕

1840年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明。鸦片战争是转折点，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的门户，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举国震惊。其后的数十年，列强为瓜分中国不断挑起战火。直到1917年的巴黎和会，中国的国运可谓奄奄一息。激于时变，救亡图存成为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

一方面，大家感到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建设民族工业，富国强兵。各位来清华大学学习，不知是否了解清华的背景？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它原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当时是全国惟一一所不属于教育部而属于外交部的学校。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激于时变，愤慨于政府的腐败无能，怨恨线装书不能抵挡洋枪洋炮，于是把国运的厄难归咎于传统文化。

一个知书达礼的书生，无故地挨了八个强盗的打，打得遍体鳞伤。这里的罪魁祸首是八个强盗，可是书生却大声责怪自己，先是觉得自己本来就不应该读书的，要是成天练习刀枪就好了；接着又痛骂写那些书的人，声称要把这些书都丢掉；再后来呢，觉得自己的家当也没有一件是好东西，件件都不堪入目。这种逻辑似乎有些混乱，但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情绪。其中有些知识分子，例如胡适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不仅态度激烈，而且语言刻薄。下面的这段话，是胡适先生写在《信心与反省》里面的，我们来读一读，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人的态度是何等的极端：

胡适像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且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媲美，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与算学的两个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

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文化自戕的言论。在胡适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都不如希腊、罗马。我们今天读他这段文字，觉得有点离谱。

中国古代的文学有那么差吗？真会让我们这些子孙汗颜吗？不会的。我们先秦的文学，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是光彩夺目的。南方的楚辞，北方的《诗经》，是世界文学的瑰宝。《论语》的睿智，《左传》的叙事，《国语》的说理，《战国策》的雄辩，哪个不能成为典范？《史记》被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炉火纯青的作品。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至今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以胡适先生的广博的学识，不会不了解这些冠绝于世的伟大作品的，我们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感到“汗颜”？

中国古代的雕刻和政治，也并不像胡适先生说的那么惨。希腊、罗马多石材，所以雕刻作品大多是大型的石雕。中国多平原、湖泊，石雕作品不多，雕刻的技艺主要体现在玉器、象牙器等等的上面。玉器制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和墨西哥、新西兰，是全世界三大古玉制作中心，其中中国的水准最高。

玉器质地晶莹剔透，硬度很高，脆性很大，加工起来，相当之困难，而中国玉工的制作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技艺，阴刻、阳刻、浅浮雕、半圆雕、圆雕、微雕、镂空、俏色等技术之讲究，没有一样是不可骄人于世的。这种雕刻技术，希腊、罗马人是不曾梦见的。胡适先生不会没见过故宫里的那些稀世的玉器珍宝，不知何故，胡适先生要以人家之长来比我们之短，而不是相反？

华夏传统与当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平崛起（二）

至于中国的科学，也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至少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天文、数学还是水平不低的，我们完全不必像胡适先生那样丧气。清代乾嘉时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大举东来，著名学者阮元曾经写过一部《畴人传》，历数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在天算领域的著述与学者。胡适先生理应知道这部书的，不知为什么不置一词。

胡适把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等，都挖苦为“我们所独有的宝贝”。其实，骈文、律诗、八股，确实是我们的宝贝。直到今天，谁要是精通这些体裁的东西，就可以到大学教书。以前把八股文说得一钱不值，近年启功等先生写文章谈八股文，我们才知道情况完全不是那样。由于胡适把“贞节牌坊”也列入我们“独有的宝贝”里面，给人的印象是，压制妇女的性自由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有人发表反驳的文章，有一位作者指出，在中世纪的西方，妇女的遭遇并不比中国好，为了防止她们红杏出墙，而野蛮地强迫她们穿铁裤衩。当时西方的监狱、法庭也是非常黑暗的，这方面的事实太多了，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列举了。至于胡适把中国古代的礼学说成是“吃人的礼教”，我们后面再谈。

“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这就是胡适的中西文化观。胡适甚至说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圆”这种贻笑万年的话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消除。

总之，“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他们只看到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认为不打倒传统文化就不足以开启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有它积极的一面，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的、偏激的，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之下，对传统文化固有信心的崩溃。走西方的道路，“全盘西化”，成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西化”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政治运动造成的文化无知

如果说“五四”前后，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第一波冲击，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对传统文化造成了第二波冲击。
50年代以后的政治运动很多，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每以文化批判作为切入点。比方50年代初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0年代对于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的批判，都是如此。当然，这些运动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的时候，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凡是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国民党时代的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属于“旧”的范畴。许许多多的文物古迹，就是在这个口号下被破坏的；许许多多线装书，就是在这个口号下被烧毁的；民间的许多民俗节庆，也是被指责为旧风俗，开始走向衰微的。

在“破四旧”运动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是“与传统作彻底决裂”的理念。当时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决裂》，就是发挥这种理念的作品之一。当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无产者的任务，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结果，砸烂了不少不该砸烂的东西，而新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出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浩劫。它的破坏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的毁灭上，更重要的是在一代人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反传统的印痕。

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从全国每一个角落展开了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扫荡。从后来发表的材料，我们才知道，江青等推动“批林批孔”，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是通过批孔来批林彪，实际上是通过“批林批孔”来打压周恩来，所以这场运动又叫“批林批孔批周公”。他们用“周公”来隐喻周恩来。这段时期，“影射史学”非常发达，他们做得非常之巧妙。孔子最推崇周公，希望社会能恢复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建立的那一套制度。

周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制礼作乐，使得中国社会从崇尚鬼神的时代解放出来，进入了民本主义时代，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这原本是史学界多数学者的一个共识。可是，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理论，人类历史先后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形态。

古代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是在什么时候？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乃至南宋封建说等形形色色的说法。大多数史学家，包括翦伯赞先生、范文澜先生等在内，都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这原本是学术问题，是允许争鸣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还在讨论之中。

但是，按照当时的人物评价标准，战国封建说对于孔子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按照这种分期，西周和春秋都属于奴隶制时代，孔子是春秋末期人，正当社会向封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孔子却希望回到周公那里去，这不就是开历史倒车吗？孔子不就是要复辟奴隶制吗？孔子最推崇的周公不就是奴隶制的总头目吗？历史就是这样被某些政治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批林批孔”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被策划起来的，但是，受害最深的却是儒家思想。

举国上下，不管念过没念过《论语》，也不管有文化没文化，人人都要“拿起笔做刀枪”，写批判“孔老二”的文章。直到今天，民间还有不少人保留着“孔老二”的口头禅。只要你一提孔子，有人马上就会说：“喔！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所以今天要提倡儒学的阻力，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时代形成的。

百年以来，对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不断摧残，使文化承传陷于困境，随之而起的，是两代、甚至是三代对于民族文化相当隔膜、相当无知的青年。我们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无知而造成的种种笑话。这种无知，表明年轻的一代对于传统的冷漠，它的严重性在于，民族文化的承传将会出现障碍。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失落，是由于外敌的入侵所造成的，而我们今天并不存在这种危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缺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而实行文化自戕，长此以往，将会变成毁灭性的文化自杀。

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一旦失去了它，国民就没有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民族的离心力就会增大。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

经济落差造成的文化自卑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中国人民是世界上生活得最幸福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肩负的任务，是要解放全人类。

华夏传统与当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平崛起（三）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开眼看世界，才发现自己的经济有多落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记得那时，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事的孩子到香港定居，不久，我们看到他从香港寄来的彩色照片，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样好看的照片，我们在挂历和画册上才看到过。那个时候，谁要是提着一个四喇叭的三洋牌收录机在街上走，机器里面放着流行音乐，那他就是大家最羡慕的人。

这种巨大的经济反差，是国人从来没有想到的。错愕之余，很多人再次归咎于传统文化，并加以激烈的抨击。80年代，社会上出现过两次文化大讨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还要不要？大学里的争论尤其激烈，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腐朽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那时我正在读研究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位风头很足的人在演讲时说：“近代中国最大的悲哀，是没有成为美国或者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穷成这样，想要给别人做殖民地，人家都不会要！”这种渴望去做人家奴才的无耻言论，竟然还博得了一些学生的喝彩！当时一些民众盼望富裕的心态，由此可以想象。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人们每每把经济水平的落差与文化差异混为一谈，把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品质的低劣，从而产生出文化自卑的心态，因而迁怒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甚至做出文化自戕的蠢事。文化自戕的结果是本位文化的流失或者变异。这并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至少日本人就曾经是这样的。韩国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种现象的显露：不少人认为，国运如此，都是读线装书读的。但是，他们在经济成功起飞以后，传统文化热也随之高涨起来了。不过我们的开放在日本人之后一百多年，理应可以避免他们已经犯过的错误，可是，我们还是重复了一遍他们的错误，这似乎是不太应该的。

华夏传统文化不可能消亡的三个理由
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可能有人会说，照你这么一讲，岂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希望了？不是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的强弱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的消长，是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竞争交杂在一起的，并且不断地发生转换，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不可能消亡，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从社会现实来看：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衰微的原因正在消失

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居然沦落到了任凭列强宰割的地步，中国人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是相当巨大的。诸位到清华来，不知去看过学校西区的近春园没有？那里有一方荷塘，就是朱自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那个地方，是清华园的名胜之一。荷塘的中间有圆明园海晏堂遗址现状

一个小岛，原本上面有许多的屋舍，非常漂亮的地方。可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岛上的房子全部被烧了。圆明园是万园之园，近春园是其中之一，与今天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原本是毗连紧邻著的，所以被殃及。清华学校的办学经费，是“庚子赔款”赔给美国人的款项的一部分，校园是侵略军劫后的废墟，学习的课程多数是欧美的，清华的师生每天面对这一切，心情一定是非常郁闷的。所以，那时的清华留美学生，学成之后几乎都是回国的，因为要报效祖国，要让国家富强，不再受列强的欺负。

我想，钱伟长先生的经历，很可以体现老清华的人文精神。钱伟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在学术界和民间都享有盛誉。钱伟长是著名史学家钱穆的侄子，所以自小就喜欢文史，而且根底扎实。他报考清华大学，作文和历史都得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作文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你不是没到过清华园吗？那么，你就梦游吧，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考试时间是四十五分锺。结果，钱先生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文采飞扬，写得非常之好。由于有作文成绩不能给满分的老规矩，判卷的老师千方百计地想挑他的毛病，但就是挑不出来，无奈之余，只好给他一百分。历史考试的试题是写出“二十四史”的书名、作者、卷数以及注家，许多人只得到二三十分，而钱先生又得了满分。如果他在历史系或者中文系深造，理应成为很有成就的学者。

但是，他到清华报到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难当头，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救国。再三考虑之后，他决定去学物理学。于是，他找到了物理系的系主任叶企孙先生。叶企孙先生问他物理的入学考试成绩，他说是不及格。叶先生当时就拒绝了，因为他的基础实在太差。可是，钱先生非常坚决，为了达到转系的目的，他每天在叶先生上班之前就等候在办公室门口，叶先生一来，他就上去“缠住”他。最后，叶先生被“纠缠”不过，便同意他到物理系试读一个学期，如果期末考试及格，方才可以转过来，否则还是回去读你的历史系去。

不久，学校决定派遣包括钱伟长先生在内的一二十位学生出国深造，带队的是一位英国人。同学们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上海黄浦江边集合。带队者给每位同学发了护照，并且告诉大家，轮船的第一站是日本的横滨，要停留三天，大家可以在横滨玩玩，横滨的签证已经办好。可是，同学们一听都很愤怒：“中日正在交战，我们怎么可以到敌国的领土上去玩！”于是，大家把护照撕得粉碎，扔进了黄浦江。那位带队的英国人被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震撼了！

几年之后，钱先生再次被派遣出国。去办签证的时候，美国大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依照惯例向他问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中美交战，你能否站在美国一边？钱先生明白，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让签证官满意，那么出国肯定没有希望，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回答说：“No!”说完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出去了。钱先生的这种高尚的气节，我们今天听来，依然觉得回肠荡气、激动不已，这才是华夏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有一次，我遇到我们清华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我向他谈起钱伟长先生的那些往事。徐教授说，这些事迹他也听说过的。他觉得老清华的学生与今天的年轻学生相比，最大的差别是老清华的学生有“血气”。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不太在意个人的得失，而能毅然决然地把国家的命运摆在第一位。我觉得，徐教授用“血气”二字来概括老清华的精神风貌，实在是非常的传神。

经过几代有血气的中国人的艰辛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大国。在当今的世界上，不管是谁，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中国人任人宰割、忍穷挨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尊严和文化自尊的意识日益苏醒。

华夏传统与当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平崛起（四）

这些年，大陆民众的生活有了非常快的提高。这里我用大学教师的住房来做比较。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正教授的月薪是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只相当于几十美元。而今天大学教授的月薪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北京的一些重点大学的教授，月薪有一千美元左右。生活水准提高的另一个指标是住房。过去，大学教授的住房相当之差，青年教师只能住“筒子楼”。这种楼原本是集体宿舍，中间是一条走廊，两边是十几平方米一间的房间，每家一间。没有单独的厨房，炉子只能放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厕所和盥洗室，是一层楼的人公用的那种。

教授的房子，一般也只有七十多平方米。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我现在的住房面积有一百二十八平方米，有一位经常出国的朋友到我家里来叙谈，看了我的房子后，非常感慨地说：“外国教授的房子也不过如此！”而且，现在住房的设计越来越人性化，适合于人居。比如，我现在住的小区，绿地的面积超过45％。如果说，我们过去的住房是“生存”，一个起码的生存条件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生活”，是享受生活了。生活一旦安定了，不会再为基本生活问题操心了，就有可能去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了。我这些年，每年都到台湾去参加学术活动。有台湾学者说：“这些年大陆经济增长以后，大陆学者给人的印象也不同了，他们开始有自信了。”

另外，“文革”结束以后，中央已经正式宣布不再发动政治运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术禁区越来越少，学者不再惧怕被扣上政治帽子。以前许多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研究。孔子的名誉也得到了恢复。1989年秋，中国孔子基金会举办了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有三百多人。从此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同等规模和级别的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每次会议期间，都有国家领导人到会讲话，或者接见与会代表。最近，国家又决定在世界各地建一百所孔子学院。2004年秋，由政府部门出面，在山东曲阜举行了祭孔大典。这一切，表明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消除“批孔”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民间，有不少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士，热心在少年儿童中推广“诵读经典”运动，提倡诵读儒家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经典，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据了解，这项活动开展十年来，大陆地区参与读经的人数已经有五百万之多。在儒家文化传播中断了一百多年之后，社会各界再次出现儒学热，证明儒家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同时也证明了它依然是造福于社会的优秀人文资源。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就像我们血管里流淌的血，是不能改变的。“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许多人已经痛定思痛地来反思那场浩劫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摧残。许多有识之士在呼唤回归传统文化，希望大家都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从世界格局来看：需要捍卫多元文化

当前的世界局势错综复杂，某西方强国图谋独霸世界，因而奉行单边主义。各国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单极政治格局的严重后果，因而纷纷起来加以抵制，世界政治正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多元的世界格局，才是最安全的。

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在走向多元化。目前，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架构下，各国不仅可以与周边国家互利合作，加强自身的经济发展，还可以整合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同盟，用一个声音与外界说话，避免变成某些大国的经济附庸。

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更是如此。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本位文化都是它赖以存在的理由。失去了本位文化，就意味着该民族消亡的开始。某西方大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奉行单边主义，而且依仗他们的科技和经济优势推行强势文化。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第三世界，也针对发达国家，试图实现文化霸权主义。他们的图谋，已经引起法国等国家的警觉和抵制，法国率先提出了捍卫多元文化的口号。抵抗强势文化，捍卫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深层的意义。

儒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范之一，儒家文化注重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注重群体的和谐，注重精神家园的建设，相对于重视个人能力，重视物质的西方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当前，西方文明居于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文明的弱点日益显露。因此，儒家文化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缺陷。

这些年，大陆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民族文化建设得越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就越大。对于历史文化无比悠久的华夏民族尤其是如此。这些年，国际上流行汉语热，全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之下，如果我们还是实行文化自戕，甚至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消灭了，那就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悲剧。

从历史上看：华夏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知道，华夏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它历经劫难，不断受到各种形式的挑战。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华夏文明腹地的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了，生活富足。而周边的许多部族，文化相对滞后，甚至还处在游牧文化的阶段，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不时地要进攻中原，掳掠劫夺，情况相当的混乱。可是，这种动荡不仅没有消灭中原文明，反而促进了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华夏民族由此形成，并且为秦汉大一统的出现铺平了道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政权林立，战乱频仍，史称“五胡乱华”，中国再一次处于分裂的时期。

可是，这也没有能够动摇华夏民族的根基，相反，促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大大增加，隋唐大一统王朝也随之出现。再往后，经过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的动荡和民族融合，出现了明清两朝的大一统。晚清以来的百年沧桑，外患内乱，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惨痛的记忆。

可是，尽管有时令人有山穷水尽的感觉，但最终还是走向了繁荣。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过程中，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万物的心态，成为了全民族走向统一而不是走向分裂的精神支柱。因此，任何一次社会震荡，都没有能够动摇华夏文明的根基。恰恰相反，它好比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且始终屹立不倒，表明华夏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正是我们对华夏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的理由之一。

华夏传统与当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平崛起（五）

尽管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前途充满信心，但丝毫也不意味着即使我们放任无为，它也能自然强盛起来。恰恰相反，我们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某些西方大国非常精明，他们很有战略眼光，善于做文化的文章。他们利用高科技和巨额的资金，打造所谓的“大片”，并且用手段先进的媒体来炒作，不仅有效地冲击了我们的影视市场，赚取了有如天文数字的商业利润，而且悄悄地改造著受众的价值观。

自我为中心、暴力、色情、奢侈，正在国民中潜移默化地滋长。这些年出现的仇杀等恶性案件大量增加，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一些青年人的处世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我有一天在理发室理发，旁边有一位专门负责洗头的女孩正在给别人打手机，她说：“你要记住，吃好、玩好，比什么都好！”我们平时在香港电影里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语言，比如：“最要紧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点啦！”这种生活理念的形成，往往就是在诸如看电影这样的过程当中，非常自然、非常愉悦地接受的。而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是非常注重群体利益、国家利益，非常注重人文关怀的。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的最生动的描述。所以，我们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志士仁人为民请命、为国捐躯。当年，东林党人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叫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何等的胸怀！据说现在有的年轻人把它改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轻轻改动了几个字，但已经面目全非，君子与小人，天壤之别！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我们传承千年的价值观正在受到颠覆，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一旦这种颠覆全面实现了，我们的文化也就消灭了。

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古老的农业时代的文明，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快节奏的工业时代。两者之间，既有可以承接的东西，也有不相适应的部分。如何做到既能保留民族文化的因子，又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有人总是批评中国人保守、泥古，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古人的理念是与时俱进的。比如说礼，魏晋时代的礼仪，就与先秦有很多不同。为什么？因为生活方式变了，先秦时代的人是席地而坐的，很多礼节是与此相适应的。到了魏晋，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坐椅子了，所以礼节也就随之变化。

到了宋代，生活方式又起了变化，礼也就跟着变化。这是很自然的。所以《礼记》说：“礼，时为大。”礼把跟上时代作为一个最大的原则，否则你就难以存在。不过，它所不断变化的主要是礼的形式。礼的合理内核，如孝悌、礼让、诚信等等，则始终没有被抛弃。所以不管它怎么变化，它还是华夏礼仪。

在当前这种过度强调物质享受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因应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固守住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兹事体大，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严峻挑战。我们只有把上述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才确确实实是光明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许多人心目中，所谓“崛起”，就是经济力量的飞速发展，文化只是供人娱乐的手段，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品而已。其实，文化是一种软实力，非常之重要。不少国家利用文化提升国民素质，树立国家形象，包装本国产品，甚至用它开拓新的市场，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有关这一问题，可谈的内容相当之多。限于时间，我只能结合我今年在清华为本科生开的两门课（一门叫“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另一门是“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来谈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建立民族自尊和自信

要想实现华夏民族的崛起，固然要靠科学技术，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什么分歧。但是，科技的发展是要靠人去实现的。科技人员的精神状态如何，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在国外的科学家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返回祖国，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献身。老一代知识分子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立祖国的核工业，在许多局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我想，他们的这种选择，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民族自尊。人的民族自尊不是自发产生的，是经过后天教育才会有的，他们从小受到过民族文化的熏陶，所以才会如此。当前，华夏民族正在实现世纪腾飞，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教育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前些年，有些人千方百计贬低华夏文明，鼓吹西方文明，影响很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题是要证明华夏文明如何不行，如何不被西方人认可。如果这些人都是洋人也就罢了，可惜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完全不顾事实，极力要把中国人说成劣等民族。我们真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言论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市场。作为一名中国古史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用事实来作些回应，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兼听则明”，所以我就开了“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这门课。

中国是文物大国，近百年来，由于田野考古的飞速发展，文博领域成为成绩最为骄人的领域。许许多多出土文物，不仅一再刷新了古代中国的面貌，而且震惊了海内外。五千年文明为这门课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我选择了十件（组）精品文物作为切入点，导出十个方面的专题，内容涉及到古代农业、丝绸、天文、音乐、玉器、冶金、建筑、区域文化等诸多的领域，试图由此展开来介绍古代中国的文化成就。下面，我扼要地介绍其中的几个专题。

我们先来谈农业专题。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过去，西方人认为，人类农业的起源地是在两河流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都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后来，各国的植物学家、考古学家经过大量的工作发现，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至少有三个独立的农业文明的起源中心，即两河流域、中国、中美洲。三个中心最重要的成功栽培作物分别是：两河流域的大麦和小麦，中国的稻和粟，中美洲的玉米。

稻谷化石（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
大米是人类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大米有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之分。非洲稻系发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争议。亚洲稻系的发源地，过去一直以为是印度的阿萨姆邦，在这里的一些距今七千年的陶片上发现了已经炭化的稻谷。因此，学术界认为，亚洲稻谷是由印度传入越南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的。可是，“文革”期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一座七千年以前的古村落遗址，其中有大面积的稻谷堆积的遗存，最厚的地方有一米厚。这个发现，动摇了阿萨姆邦说的地位。之后，我们又在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九千年的水稻田，在湖南道县发现了一万年前最早的栽培稻实物，说明中国才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

此外，考古学家在我国北方的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千年的粟（小米）的遗存，据测算，它们埋入窖穴时的实际数量有数万斤之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粟的遗存，证明中国是栽培粟的起源地。
中国南方的稻和北方的粟，造就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经过数千年的经营和发展，终于结出了灿烂夺目的中国青铜文明之果。

华夏传统与当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平崛起（六）

玉龙
下面来谈玉器专题。早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中国新石器时期手工业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普通的陶器、工具制作之外，还有技术含量非常高的玉器制作。玉器的玉，就其晶体结构而言，有软玉和硬玉之分。我们通常说的玉，主要是指软玉，是指透闪石—阳起石矿物组成的玉石，包括白玉、青玉、碧玉、黄玉等。世界的玉器制作，以中国玉器、中美洲墨西哥的玛雅人玉器以及新西兰的毛利人玉器，并称世界三大古玉。其中，中国的古玉不仅出现的年代早、种类多、制作精良，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系列化的倾向。中国最早的玉器，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了北起辽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濒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半月形玉器分布带，其中以良渚文化最为发达。

良渚文化分布在我国江南地区太湖流域，距今约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目前发掘的为数众多的良渚文化墓葬而言，几乎达到无墓不出玉的程度。良渚玉器种类繁多，主要有璧、琮、璜、镯、管、珠、坠、锥形饰、柱形饰、柄形饰以及龟、鸟、鱼等动物形玉器。

玉琮（良渚文化出土，左为原件，右为兽面纹放大）
请大家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件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的放大图，原大只有二三厘米见方。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它的构图非常繁缛细腻，已经接近于微雕了。图中表现的是一位头戴羽冠者骑伏在怪兽的身上，怪兽有大目、獠牙、利爪。可能表现的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兽面的头部，通常用单（双）阴刻线的圆圈象征眼睛，再用浅浮雕勾勒出略呈长方形的鼻，鼻梁饰有拱形隆起，间有在鼻下阴刻出吻部的，或以弧线勾勒出脸庞。吻部有獠牙者，鼻呈圆角长方形，有眼睑、鼻梁和额；无獠牙者，鼻呈蒜头形，无眼睑和鼻梁或额。

玉料的硬度很高，硬度在摩氏5?6—6度，只有用金属工具才能刻画。而良渚文化尚处于新石器时代，工具只有石器和角骨器，用这样的工具加工玉器，犹如要用指甲在玻璃上刻画一样，是无法想象的。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他们究竟是用什么工具加工的，已经成为世界工艺之谜。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古代的乐器。传统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宫、商、角、征、羽五音，七声音阶是明代从国外传入的。相当一部分音乐史学家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音乐，主要是西周以来的礼乐所用的宫、商、角、征、羽五声音阶（相当于简谱中的1、2、3、5、6）来构成曲调，是没有4和7的。所以有人说中国人是五音不全的。

可是，据《战国策•燕策三》的记载，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送行到易水河边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先用“变征之声”，再用“慷慨羽声”。所谓“变征”，是古代的音阶名称，相当于今天的升高半音的4，这个音不在五声音阶的范围之内，这表明当时并不只有五声音阶。但是，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有学者认为，荆轲所用的变征之声，有可能是从两河流域即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传入中国的。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的贾湖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在此后的六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十六件两头洞通、开有一系列侧孔的骨管，出土时大多置于墓主人股骨两侧，呈土黄色，为鹤类肢骨截去两端骨关节后形成的中间稍细、两端稍粗的骨管，再钻孔而成，形制固定，制作规范。

新石器时代的骨笛（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
1987年11月上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响实验室和武汉音乐学院组成测音小组，用stroboconn闪光频谱测音仪对保存最为完整的20号七孔骨笛进行了测试。实际的演奏试验和测音结果表明，骨笛音质较好，可以吹奏以C为宫的七声古音阶（123#45671•），或以G为宫的七声新音阶（12345671•）。此外还存在着多宫演奏的可能性，可以吹奏较复杂的旋律。此后，专家对同时出土的其余十五支骨笛也进行了系统的鉴定。综合结果表明，舞阳骨笛已经具备七声音阶结构，发音准确，音质也较好，至今仍可吹奏旋律。专家在测音现场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音高准确，音色坚实而嘹亮，令在场者震惊。

舞阳骨笛是贾湖先民有意识、有目的、有规范地制作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在制作技术和使用技术方面的成熟性，对于中国音乐发展史的认识和估价，有重大意义。在迄今为止全世界所发现的史前音乐文化的物证之中，无论是器物的年代、可靠性，还是制作的精确程度，它都堪称无与伦比，表明了华夏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列举以上三个例子。学生听完这门课之后，反响非常热烈，认为我们的祖先真是优秀得很。如果我们这一代做得不好，就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千万不能诿过于我们的祖先。有的同学感慨地说，我们从上小学起，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爱国，可是闭上眼一想：爱什么？脑子里是空的。听了这门课之后，才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的华夏文明确实是令人自豪。

目前这门课限选人数为二百七十人，但选修的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每次都只能采用电脑抽签的方式来确定选修者的名单。有的学生连选两年都没有选上，就旁听了两年。介绍这些情况，并不是要证明我的课讲得有多好，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好，谁来讲这门课都会是这样。

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中国政府这些年提出的建国目标，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等，在我看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而不是彼此脱节的。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华夏传统文化。
没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就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最有资格讲和谐社会的。我们今天讲建设和谐社会，决不是因为有人担心我们争霸而说给别人听的，而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延续。

华夏传统与当代中国：礼乐文化和平崛起（七）

营造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教育成为身心和谐的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严格来说，儒家说的礼，是包括乐在内的，因此我们经常礼乐并提，说是礼乐文化。但在习惯上往往简称为礼。礼乐文化的宗旨，就是要使得人实现自身的“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大家都一定听说过《论语》里面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的一段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的“和”不是指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指人的精神的一种境界。人最大的特点是上天赋予了他们喜怒哀乐的性情。可是，人的这种性情不会自发地处在无过无不及的境地，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它的表现就是暴怒、狂喜、忧郁、麻木等等。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健康，也会引发社会问题。所以，儒家就用“礼”来调节人性，使他能够把握好“度”，事事处处都能“中节”。

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以有子说“和为贵”，并且认为它是先王之道中最美的东西。如果人们都能自觉地用礼来约束自己，管好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么他的行为就一定是和谐的。

儒家为了推行自己的道德理念，把它们分解成许多具体的德目，比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然后又把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让大家照着做。这样，儒家的理想就一步一步地在实现。下面我们以“孝”为例，来做一个说明。

孝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可是，孝道不是挂在嘴上就会变成现实的，所以儒家又把它具体化为许多不同层次的行为要求，比如《礼记•曲礼》说的“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关心老人的起居。再比如《弟子规》里说的“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要恭敬地听从父亲母亲的教诲，这就高了一个层次。再比如《孟子》里说到有五种不孝的行为：“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二十四孝”之“鹿乳奉亲”（清顺治满文译本）

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主要还是就生活上供养父母来说的。而《礼记》里面曾子说的“五不孝”，就把孝行提高到居处、事君、为官、交友、作战等方面，认为只要是让父母蒙羞的行为都是不孝：“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这就使孝行从单纯的奉养父母引导到道德的层面了，真是非常的高明。其他的礼仪无不是如此。

儒家不仅追求人的行为上的和，更重要是追求内心的和。礼只能解决人的行为规范的问题，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并不能解决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如果内心世界进入一种至上的境界，言行举止就必然中规中矩，合乎天道。解决人心问题的途径，是施行乐教。《乐记》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用乐教化民众，可以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所以《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认为，能够打动人心、变化气质的是乐，不是指所有的音乐，而是特指德音雅乐，就是那些节奏和谐、内容健康的乐曲。

所以《乐记》说乐能够和人心，这里的“和”还是恰到好处，处处中于节的意思。儒家主张“乐教”，就是用民众喜闻乐见的乐曲作为教化的工具，来化解民性。比如《诗经》，原本都是有乐谱的，可以诵，也可以唱，所以古代一些高士喜欢操琴抚弦，不是为了驱赶无聊，而是为了化性，用乐来自化。我们如果听一曲《文王操》或者《高山流水》那样的雅乐，马上就会觉得心境平和中正了，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都是从人性上去说的。这方面的学理相当深奥，体系也非常博大，无法在这里展开来向大家介绍，只能点到为止。

此外，古人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制定了非常详备的礼仪制度。比方说，从孩子成年开始，每逢人生的关键时刻，都有相应的礼仪来指示人生，所以称为“人生礼仪”，包括冠、婚、丧、祭等等。比如孩子到了二十岁举行的成年仪式，称为冠礼，意在教育孩子从此要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家庭和社会负起应有的责任。婚礼的主旨，是教育新郎、新娘合二姓之好，共同营造新家庭。丧礼是子女处理亲人遗体的仪式。祭礼是子孙追思先祖的仪式。此外还有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觐礼、聘礼等等，它们的核心都是要让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诚信相待。这一套制度特别系统、特别成熟，成为我们国家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飞速成长，国力大为增强，但是唯利是图的坏习气也在蔓延孳生，道德滑坡，失礼失信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正是我们多年抛弃礼仪之邦优良传统的必然后果。有感于此，我这些年为清华的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门课，目前已经讲了四轮，学生经过学习，都觉得非常受用。因为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人给他们讲过这方面的知识。而在实际上，作为一名大学生又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修养。不少同学学完这门课之后，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他人，都显得彬彬有礼了，说话、写信的遣词用句也能使用雅语，格式也更具传统文化的特色。有些学生甚至认为，如果将这门课在所有学校推广，那么全社会的风气一定会有明显的改观。

实践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好好研究，这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精彩到感动，感动到无语，无语到相通。
华夏传统，一脉相承。

礼者，理也，仪者，表也，礼仪者，理之表也。
礼仪之行，天道之体，循道而为，是以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