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

文章转摘自互联网 作者 佚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４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３／４，人口占全国２／３。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３０００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湖南东部，福建西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汉语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差别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方面的差别最小。语音的差别在声母的繁简、辅音韵尾的多寡以及调类的区分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吴方言塞音声母有浊塞音[b、d、g]、不送气清塞音[p、t、k]和送气清塞音[pʻ、tʻ、kʻ ]３套，官话方言只有后２套。广州话辅音韵尾有[m、 n、ŋ、p、t、k]６个，苏州话只有[n、 ŋ、?]３个，北京话只有[n、ŋ]2个。广州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入、中阴入、阳入９个调类。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４个调类。烟台话平声不分阴阳，所以只有平声、上声、去声３个调类，是声调系统最简单的方言之一。

由于现代方言的调类与古调类之间有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调类的名称来标记现代方言调类。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调类名称相同，并不表示调值相同。例如北京话的阳平是升调（３５），天津话的阳平是高平调（５５），而汉口话的阳平则是曲折调（２１４）。

上文说汉语方言语音的差别大，词汇和语法的差别小。这是从大体上说的。从细处看，词汇和语法上相异之处也并不少。拿词汇来说，政治、文化、科学方面的词是全国性的，可是日常生活里用的词有许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异。拿语法来说，方言之间在词法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形式、形容词的后缀、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以及名词后缀“子”和“儿”的表示方式（例如“儿”杭州话用成音节的语素表示，而广州话和温岭话用变调表示）等等在不同方言里有时有相当大的差别。

方言之间句法上的差别可以举“把”字句和反复问句为例。 “把”字句是官话区方言里十分重要的一种句式，可是粤方言和吴方言都没有这种句式。例如北京话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干净），广州话往往要用“动词＋宾语”的说法（洗干净件衫）。在大部分官话方言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 V不V”（V代表动词，例如：去不去│认得不认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例如昆明话)以及一部分吴方言（例如苏州话）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可V”（可去│可认得）。

汉语的分支

汉语所包含的语言种类问题，在语言学界颇有争议。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语只包括汉语一种语言；另一种认为汉语包括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等语言。中国国内的学者多数支持前者，而中国以外尤其西方多数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支持后者。支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汉语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而是一簇相互关联的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支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则将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等列为汉语方言，例如赵元任认为标准语（普通话）是方言，闽语、粤语等也是方言。然而实际上，习惯上所称的“汉语方言”相互之间或与标准汉语之间无法互通，语言距离往往比欧洲同一语系之下的各种语言之间还要远。例如一个只会西班牙语的人可能可以使用西班牙语和另一位只会葡萄牙语的人达成沟通，但一个只会粤语的人和一位只会闽语的人对谈时，是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的。

中国国内语言学家根据汉语分支的不同特点，把汉语划分为传统的七大方言。在这七大方言内部，仍存在不同的次方言区。有时这些次方言区内的使用者也不能相互理解。在不同的方言区的人的语言意识也有一定的区别。例如，一个使用粤方言的香港人可能会感到与操台山话的广东人有很多共同点，虽然他们可能不能相互理解。

在地理上的方言分歧也是很明显的。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或者西南方话地区，相隔几百公里的人一般可以相互口头交流，但某些地区语音和词汇的变化也是很大的；然而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山区，较小地理范围内可能存在相互口语交流困难的方言。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福建某地，相隔只有十公里的当地居民也许已经不能自如口头交流了。

汉语方言官话，或称官话方言等：指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湖北大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语方言。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华北官话分布在北方东部，以北京话为代表，西北官话分布在北方西部，以西安话为代表，西南官话分布在南方西部，以成都话为代表，江淮官话分布在南方东部，以扬州话为江淮话的代表。上古时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后，分化成为中古汉语语音。而现代“官话方言”，主要形成于宋元时期。官话在形成之后，在南北方分别发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为以后中国各代的官方语言，北方官话至今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 。使用这一方言的人占中国人口的７０％。

需要指出的是，“官话方言”，过去曾经称为“北方方言”，并不局限于中国北方。相反，中国西南地区和江淮地区的南方方言也属于官话方言。

官话的明显特点包括：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 ”，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像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８．４％。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的客家人和绝大多数畬族人中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５％。客家方言的特点是平声，上声不分阴阳，但入声，去声分阴阳。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ʔ”（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p/-t/-k]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全部变成ʔ。山西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８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４．２％。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５％。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全部清化的新湘语相对接近西南官话。分别以长沙话（新）及双峰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５％。历史上湖南湖北两省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赣方言，古称傒语。属汉藏语系汉语，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详情见图，早先3000万的数据是不够准确的），是汉语七大方言区之一。赣语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这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p/-t/-k]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全部变成[-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历史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汉语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１１到前７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１７０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汉语

这种汉语使用于隋朝、唐朝和宋朝（西元７世纪到１０世纪），可以分为《切韵》（西元６０１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西元１０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语。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初叶。孙中山１９２５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２０００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至于新闻报导、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就全国范围来说，一直延续到４０年代末。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

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融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 “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书面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曾经从旧白话小说的语言里继承了一些句式。这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例如“在＋处所词”的构造可以放在动词前头（“在台上坐着”），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坐在台上”）。在北京话里，前置的“在”用“跟”、用[āi]或是[tǎi]，后置的“在”用[·tə]，都不用“在”。用“在”的说法是从旧白话小说里继承下来的。

有些书面语句式是受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的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的影响产生的。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影响全部书面语句式的重要语法现像作为例证。上文曾经提到，汉语里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句子的主语往往可以不说出来。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没有主语。现代口语和古汉语都是如此。可是现代书面语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语。如果没有，就会感到结构不完整，逻辑上不周密。这显然是受了印欧语的影响。

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词的比重大。书面语双音词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１９世纪末叶以来１００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素（书面上就是汉字）造成的复合词。这种构词方式是能产的，生命力很强。

汉语是精确的。记得在本人早年读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堂而皇之地写着：“走拼音化道路是汉语的必然趋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英文可以打字，而汉语不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已远远超过英文，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快速提高。可英文输入呢？却似乎滞步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