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鞅变法的认识
史载：秦孝西元年下令求贤，商鞅初以帝王之道游说，不能用；继说之强国之术，孝公大悦，遂用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然而秦孝公死后，商鞅被秦惠王车裂以徇，其死惨不忍睹。细读《商君书》，本人对此有二个解读。
一、商鞅变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
商鞅认为：神农教耕，当时的人民还没有完全掌握耕种技术，谁能推广先进的耕种技术，势必获得人民的支持而王天下；汤、武时期，则是武力至上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战争机器，谁就能打败对手称王天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使用仁义道德治理国家就能称王天下。
开塞第七曰：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
画策第十八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这是商鞅提出变法主张的重要认识基础，国力强盛是立足于诸候之间、称霸诸候的根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壹赏、壹刑、壹教。
赏刑第十七曰：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鞅将达到国家富强的唯一手段定位在了战功。
令商人无利可图，不贵酒肉之价，褊急之民重刑而连其罪，农恶商，商疑惰，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壹言第八曰：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战法第十曰：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
商鞅提出农战，并不是以人民生活幸福为根本目的，提倡农战的社会舆论是为了达到称霸诸候的目的。弱民第二十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人民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人民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唯一途径就是战功和农耕，虽然在战争中有死亡的可能，但一旦自己不死，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治理国家只有二件事：一、对外战争，显示强大，呑并他国。二、发展生产，不断积累国家财富。在这二件事中，商鞅都没有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治国的一个基本内容，而只是利用了人民趋利避害的心理，用战功授官予爵，抑制商贾、技巧之人。外内第二十二曰：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
二、商鞅变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法治，就是人民群众要遵守法律的规定，执政者也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并且，人民能够在法律的规定下，用非暴力的方式更换执政者。然而商鞅变法的法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慎法第二十五曰：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相对于举贤能治理国家，商鞅提出了以战功和农耕来治理国家。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并且将此手段命名曰：法。目的是为了与用《诗》、《书》、礼乐手段治国的内容区别开来。君臣第二十三曰：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
加强君主对政策自觉遵守的道德修养，是商鞅关注的一个重点，修权第十四曰：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商鞅的法治就是希望君主能够谨守以战功和农耕来治理国家，并且是国家授官予爵的唯一手段。商鞅不是从根本上站在现代法治的角度上制约君主，而是用君主的好恶来制约臣子和人民，仍然是人治的一种。与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提高君子个人道德修养没有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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