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位繼承中的監國（4）

  : 檔案春秋

四、明代後期的監國


　　嘉靖十八年二月，明世宗南幸承天，『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T為留守使，大學士顧鼎臣等協守。』[52]當年四月世宗回駕，五月內閣進【居守敕稿】，六月世宗命東宮啟事如永樂初年，試圖恢復明初太子監國之傳統。[53]十九年八月，世宗因『好神仙』，『思習修攝術』，明確表示要太子監國，一二年後自己再親政如初。這一諭旨出乎大臣們的想像，『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卿楊最憤起而諫，指斥世宗怠於政事，迷於玄修，拒絕奉行太子監國的諭旨。雖然楊最受杖而死，但他的舉動反映了當時群臣的心聲，因而『監國之議亦罷』。[54]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太子監國不可能有什麼影響，何況世宗的皇太子（莊敬太子）那時才年僅四五歲呢。發生於不久之後的一個事例說明了明朝的君主專制制度其時已發展到爛熟的程度，難以容忍太子監國對皇權的分割。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世宗生病還未痊癒，羅洪先、唐順之和趙時春三人疏請來歲元日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朝賀。世宗大怒，說：『朕方疾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以君父為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姑從寬，俱黜為民。』[55]昔日唐宣宗有『若立太子，則朕便為閒人』之慮，宋太宗則有『人心遽屬太子，置朕於何地』之嘆，[56]明世宗的怒言與他們多有近似之處，從中可以看出君主與儲君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子監國，亦即所謂的『國朝定製』，也就沒有多少實施空間了。
　　崇禎末年，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左都御史李邦華等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而給事中光時亨斥責諸臣奉太子往南『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群臣意見紛紜，思宗也計無所出，只有坐等王朝覆滅而已。[57]
　　綜上所述，可以從明朝監國制度的變遷來觀察明代皇位傳承制度的獨特性。監國，又稱留守、居守，但實際上其間存在着區別。在朱元璋立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了皇帝出巡、太子監國的制度。當時還有重臣留守的習慣，如馮勝留守北京汴梁。這兩者之間的輕重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明初太子素有處分政事的傳統，從懿文太子到宣宗為太子時，都有這種習慣。這一點在永樂中後期有所變化。仁宗數次監國，其權力趨於縮小，這與成祖集權、漢趙二王饞毀有關。在永樂年間，又有趙王和皇太孫居守北京的事例，但他們的權力遠遠比不上太子監國的權力。
　　很顯然，監國帶有皇位繼承人的色彩，而這一點，由於下面兩個例子加強了。一是洪熙、宣德年間襄王居守，一是正統年間J王監國。襄王是宣宗的嫡子，且曾監國、居守，故在宣德至天順年間一直是皇位繼承之際的焦點。[58]J王則由監國走上了皇位。因此，在正德年間，寧王造反，就聲稱奉太后旨令監國；而明清鼎革之際，南明的幾個政權幾乎都是先稱監國而後登基的（其中魯王沒有稱帝），由此可見監國在明代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繼承觀念。
　　明代的監國有懿文太子、建文帝、仁宗、宣宗、襄鄭二王、景帝和莊敬太子幾人，其權力趨於縮小。前四人權力較大，到襄王時，就幾乎沒有權力了，只是一個象徵而已。襄王的監國甚至有一次是秘密的狀態，景帝居守時也沒有絲毫權力，只是在特殊的條件下才得以監國。這顯然與他們的藩王身份有關。在正常情況下，對嚴格遵守嫡長繼承制的明王朝來說，藩王很難染指皇權，故在藩王居守時不會授其以實際權力。後來世宗曾試圖恢復永樂年間東宮啟事的傳統，但莊敬年幼，根本不能實行，而且，世宗多有忌諱之處，很難想像太子分權之事。可以想見，明代監國制度實際上反映了明王朝的繼承觀念，並隨着明王朝的歷史發展而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