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章是偽作 之四、關於『四十而不惑』

四 、關於『四十而不惑』

皇侃【論語義疏】：『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又引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蒞政，可以無疑惑也。』

【論語集釋】『餘論』輯錄了多條前人之釋，曰：

黃氏【後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張子厚曰：『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蘇子由曰：『遇變而惑，雖立不固。四十不惑，可與權矣。』

【論語·子罕篇】曰：『知者不惑。』

何晏【集解】云，孔曰：『不疑惑也。』

四十而不惑

孔子自己所言的不惑、不疑惑並不難理解，和常人對不惑的字面理解大體是一致的。就是朱熹【集注】所說：『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也就是楊樹達講的：『孔子四十不惑，盡知者之能事也。』也就是說，孔子所謂不惑，就是通明事理，無所疑惑。

錢穆的解釋稍有不同，他說：

『人事有異同，有逆順，雖有志能立，或與外界相異相逆，則心易起惑。必能對外界一切言論事變，明到深處，究竟處，與其相互會通處，而皆無可疑，則不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為孔子進學之第二階段。』

錢穆更傾向於把不惑說成是進學過程中的現象，但也表現為『對外界一切言論事變』『皆無可疑』，與通明事理之解釋沒有實質性的差異。

可以說，古今關於『四十不惑』的解釋與孔子自己所言『不惑』的本意差異不大。如此，就可以來考察，孔子40歲的時候，到底是惑與不惑的問題了。孔子有沒有可能做到『四十而不惑』呢？他作為一個真實的而不是天生聖明、生而知之的神秘個體，怎麼可能做到徹底的通明萬事之理而不困惑呢？40歲的孔子，既沒有經歷深重的災難和曲折，也沒有走上政壇經歷政治的歷練，更沒有經歷後來周遊列國的流離顛沛，他憑什麼就積累起豐富的人生經驗而不再困惑了呢？如果是在遙遠的古代，人們由於文明程度的原因，可以相信孔子是一個天生的聖人，就像二程講的是『生而知之』_{其實生而知之也解釋不了這個問題。如果是生而知之的話，解除困惑就不需要等到40歲，而應該是生下來就不困惑，天生的不困惑}的話，難道站在今天的文明高度，我們還能再來相信這些不切實際的謊言嗎？從人類的歷史經驗出發，今天的人們完全有理由對『四十而不惑』的可信性提出質疑。

不惑者，練達也，明悟也。不惑之人，應該是能夠明於事理，對歷史發展的內在裏路，有着明朗的理解而不暗於是非，能夠做出清醒而理智的歷史決斷。而40歲的孔子能夠具備對當時重大事件明斷是非的能力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有孔子對晉國鑄刑鼎一事的評價，可作為分析孔子是否困惑之例證。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這就是著名的孔夫子反對晉國鑄刑鼎事件。鑄刑鼎，標示了歷史的進步，是歷史發展內在趨勢的反映，但孔子不能理解，他昧於歷史的內在變革而走到歷史對立面，是不是一種思想上的困惑呢？晉國為什麼要鑄刑鼎，鑄刑鼎反映的是什麼樣的歷史現象，孔子是不能理解的。缺乏明斷是非的能力，不能明悟歷史的發展變化，站在新生事物的對立面，這種狀態的孔子到底是惑還是不惑呢！昭公二十九年_{耶元前513年}，孔子39歲，不及40，但即使再迂腐顢頇之人，也不會因為這個時候的孔子離所說的不惑之年差一歲，而為之開脫吧？

生當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人之困惑是正常的，孔子的困惑也是其始終無法擺脫的。面對『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歷史巨變，置身禮崩樂壞的紛亂之世，他不困惑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他感慨什麼呢？是什麼東西的失去值得他深情眷戀？是什麼東西像大河東去般使其無奈？禮為什麼崩，樂為什麼壞，他有答案嗎？他懷念秩序井然的西周時代，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為什麼明明是應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卻突然變成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還出現了大逆不道的『陪臣執國命』？為什麼秩序井然的周王朝天下變成了無道之世，甚至一幫師徒棲棲遑遑地奔走各邦、遊說列國也無補於事？這種違背其意志的歷史變化，他不困惑嗎？從人類認識史上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經驗來看，就個人的認識來說，還從來沒有消盡困惑的時候。任何人無論其年齡大小，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困惑也始終伴隨。40歲的孔子就沒有了困惑，他還是個正常人嗎？

其實，就從孔子自身的作為說，他也會產生深深的困惑。身處深刻變化的時代，經歷亂世社會的無序狀況，孔子對秩序化的西周禮制頗為嚮往，『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就是他對周禮的情感表達。而事實上，他不僅不能回去，而且自己也嚴重地背叛着周禮。他順從歷史的發展或從時局出發做出的許多權變性選擇，他所提出的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主張，就是如此。

他創辦私學，廣收門徒，弟子三千，是否違背周禮時代『學在官府』的教育秩序？

他主張『有教無類』，是否違背西周時代的教育精神？

他主張『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是否違背西周世卿世祿制度下的用人原則？

他主張『泛愛眾而親仁』，是否符合西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級精神？

他想應叛臣之約去幫助公山不狃，是否是對周禮精神的大逆不道？

他高度評價管仲『民到於今受其賜』，評價子產『古之遺愛也』；而管仲背叛主子，子產鑄刑書，都不符合傳統周禮之精神；孔子的評價是否也違逆周禮？

一個清醒的思想家，在自己的思想主張、行為選擇和自己所曾經崇尚的東西發生矛盾的時候，他不困惑嗎？他相信自己主張的合理性，但又為什麼和自己所崇尚的東西相衝突？他能夠理解其中之原委？如果理解周禮時代的逝去是歷史的必然，他還會由衷地崇尚？如果不理解，他能不感覺到其中的矛盾而困惑？如果我們相信孔子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就應該知道，這種歷史困惑，是如影隨形地伴隨着他的一生，豈敢言『四十而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