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章是伪作 之四、关于“四十而不惑”

四 、关于“四十而不惑”

皇侃《论语义疏》：“业成后已十年，故无所惑也。”又引孙绰云：“四十强而仕，业通十年，经明行修，德茂成于身，训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无疑惑也。”

《论语集释》“余论”辑录了多条前人之释，曰：

黄氏《后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于立之后者何也？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立，守经也。不惑，达权也。张子厚曰：“强礼然后可与立，不惑然后可与权。”苏子由曰：“遇变而惑，虽立不固。四十不惑，可与权矣。”

《论语·子罕篇》曰：“知者不惑。”

何晏《集解》云，孔曰：“不疑惑也。”

四十而不惑

孔子自己所言的不惑、不疑惑并不难理解，和常人对不惑的字面理解大体是一致的。就是朱熹《集注》所说：“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也就是杨树达讲的：“孔子四十不惑，尽知者之能事也。”也就是说，孔子所谓不惑，就是通明事理，无所疑惑。

钱穆的解释稍有不同，他说：

“人事有异同，有逆顺，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钱穆更倾向于把不惑说成是进学过程中的现象，但也表现为“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皆无可疑”，与通明事理之解释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可以说，古今关于“四十不惑”的解释与孔子自己所言“不惑”的本意差异不大。如此，就可以来考察，孔子40岁的时候，到底是惑与不惑的问题了。孔子有没有可能做到“四十而不惑”呢？他作为一个真实的而不是天生圣明、生而知之的神秘个体，怎么可能做到彻底的通明万事之理而不困惑呢？40岁的孔子，既没有经历深重的灾难和曲折，也没有走上政坛经历政治的历练，更没有经历后来周游列国的流离颠沛，他凭什么就积累起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不再困惑了呢？如果是在遥远的古代，人们由于文明程度的原因，可以相信孔子是一个天生的圣人，就像二程讲的是“生而知之”_{其实生而知之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是生而知之的话，解除困惑就不需要等到40岁，而应该是生下来就不困惑，天生的不困惑}的话，难道站在今天的文明高度，我们还能再来相信这些不切实际的谎言吗？从人类的历史经验出发，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四十而不惑”的可信性提出质疑。

不惑者，练达也，明悟也。不惑之人，应该是能够明于事理，对历史发展的内在里路，有着明朗的理解而不暗于是非，能够做出清醒而理智的历史决断。而40岁的孔子能够具备对当时重大事件明断是非的能力吗？《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一事的评价，可作为分析孔子是否困惑之例证。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这就是著名的孔夫子反对晋国铸刑鼎事件。铸刑鼎，标示了历史的进步，是历史发展内在趋势的反映，但孔子不能理解，他昧于历史的内在变革而走到历史对立面，是不是一种思想上的困惑呢？晋国为什么要铸刑鼎，铸刑鼎反映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现象，孔子是不能理解的。缺乏明断是非的能力，不能明悟历史的发展变化，站在新生事物的对立面，这种状态的孔子到底是惑还是不惑呢！昭公二十九年_{耶元前513年}，孔子39岁，不及40，但即使再迂腐颟顸之人，也不会因为这个时候的孔子离所说的不惑之年差一岁，而为之开脱吧？

生当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之困惑是正常的，孔子的困惑也是其始终无法摆脱的。面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历史巨变，置身礼崩乐坏的纷乱之世，他不困惑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感慨什么呢？是什么东西的失去值得他深情眷恋？是什么东西像大河东去般使其无奈？礼为什么崩，乐为什么坏，他有答案吗？他怀念秩序井然的西周时代，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为什么明明是应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却突然变成了“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还出现了大逆不道的“陪臣执国命”？为什么秩序井然的周王朝天下变成了无道之世，甚至一帮师徒栖栖遑遑地奔走各邦、游说列国也无补于事？这种违背其意志的历史变化，他不困惑吗？从人类认识史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来看，就个人的认识来说，还从来没有消尽困惑的时候。任何人无论其年龄大小，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困惑也始终伴随。40岁的孔子就没有了困惑，他还是个正常人吗？

其实，就从孔子自身的作为说，他也会产生深深的困惑。身处深刻变化的时代，经历乱世社会的无序状况，孔子对秩序化的西周礼制颇为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他对周礼的情感表达。而事实上，他不仅不能回去，而且自己也严重地背叛着周礼。他顺从历史的发展或从时局出发做出的许多权变性选择，他所提出的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主张，就是如此。

他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弟子三千，是否违背周礼时代“学在官府”的教育秩序？

他主张“有教无类”，是否违背西周时代的教育精神？

他主张“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是否违背西周世卿世禄制度下的用人原则？

他主张“泛爱众而亲仁”，是否符合西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精神？

他想应叛臣之约去帮助公山不狃，是否是对周礼精神的大逆不道？

他高度评价管仲“民到于今受其赐”，评价子产“古之遗爱也”；而管仲背叛主子，子产铸刑书，都不符合传统周礼之精神；孔子的评价是否也违逆周礼？

一个清醒的思想家，在自己的思想主张、行为选择和自己所曾经崇尚的东西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不困惑吗？他相信自己主张的合理性，但又为什么和自己所崇尚的东西相冲突？他能够理解其中之原委？如果理解周礼时代的逝去是历史的必然，他还会由衷地崇尚？如果不理解，他能不感觉到其中的矛盾而困惑？如果我们相信孔子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就应该知道，这种历史困惑，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的一生，岂敢言“四十而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