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的咏史诗

  : 李　鹏

　　赵翼，字云崧（“崧”或写作“松”、“菘”等），一字耘菘，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他著有《瓯北集》53卷、《瓯北诗话》12卷，但他不仅仅是诗人、诗歌理论家，还是个史学家。他的《廿二史札记》和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堪称清代史学三部巨著。《瓯北集》卷三《杂书所见》中，赵翼评论自己的友人时说：“绩学推王、钱（西庄、辛楣），工词数袁、蒋（子才、心余）”（本文赵翼诗均引自《瓯北集》，下文只标卷数），言外之意，自己一人身兼文学、史学二长，周旋于袁、蒋、王、钱等人之间。对于赵翼而言，“史学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学者身份标签，更为具体的是，由于长期浸淫其中，他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形成了特有的专业趣味、思维习惯等。而这些，势必影响到作为诗人的赵翼，使得他和纯粹的文人才士不尽相同。
　　史学赵翼对文学赵翼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诚然是赵翼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咏史怀古题材的偏爱，《瓯北集》中这类诗歌不仅数量很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艺术质量也几乎是最好的。本文拟对此作一简单评介。
　　作为一种诗歌体类的咏史诗（广义的咏史诗，既包括直接歌咏史事的咏史诗，也包括因为历史遗迹、历史风物引发的怀古诗），一般溯源到东汉班固的五言《咏史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大量的咏史诗。在代表诗人左思的推动下，咏史诗从班固式“美其事而咏叹之，栝本传，不加藻饰”，发展到“自抒胸臆”（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张景阳咏史诗”条），创立了咏史诗写作的新范式。萧统《文选》卷二一列“咏史“一类，标志着咏史诗已被视为一种成熟的诗歌体类。到了晚唐，咏史诗的创作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即用大规模的组诗歌咏长时段的历史。据书目记载，当时如褚载、杜辇、阎承琬、童汝都曾创作咏史组诗，但他们的作品均已佚失，存留下来的有胡曾《咏史诗》3卷、汪遵《咏史诗》1卷、周昙《咏史诗》8卷、孙元晏《六朝咏史诗》1卷。这一形式出现后，代有作者，其中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影响较大，二人分别有《杨铁崖咏史》（收在刘振清编《清照堂丛书》里）及《拟古乐府》（见《李东阳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咏史组诗这一形式再次繁荣，翻开乾嘉诗人的诗集，像一组几首或十几首的咏史组诗，比比皆是，难以枚举。而像赵翼的友人如洪亮吉、舒位、谢启昆、顾宗泰等更是创作了大型咏史组诗，动辄数百首。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连皇帝也创作咏史组诗，乾隆帝有《御批通鉴辑览》及咏史《全韵诗》106首，嘉庆帝以他的名义刊刻了《御制全史诗》64卷，包括《读〈史记•三皇五帝本纪〉》、《读〈尚书〉》、《咏〈左传〉》、《读〈通鉴纪事本末〉》等组诗，可见赵翼身处时代咏史之热。
　　乾嘉时期这些咏史组诗，大多是撮取本事，排比成篇，间有感慨或评论，但大抵词旨温厚。当代有的学者从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料、史实的运用出发，将咏史诗区分为“传体咏史”、“论体咏史”和“比体咏史”三类（孙立《论咏史诗的寄托》，《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按照这一划分，则乾嘉咏史组诗中大多属于传体咏史。从这些诗中，读者获得的更多的是历史知识，其中间或也有议论精到或寄托深远的诗篇，但总体水平并不高。
　　置身在这股“咏史热”氛围中，赵翼虽然没有类似友人那样的咏史组诗，但咏史、怀古之作却也不少，我统计了一下，《瓯北集》中这类作品共有140余题。这其中有些也属于“传体咏史诗”，但大多是“论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他或是在登临遗迹时，或是在赏画观剧时，或是在阅读史书时，有所感动触发，于是形诸吟咏。此外，有时一些不便明言的内容他也借咏史怀古的形式加以表达。因此，和咏史组诗不同，赵翼咏史诗的创作更依赖于灵感而不是历史知识的储备，而其咏史诗之所以历来被称道，主要是因为以诗论史中表现出来的对历史事件见识的高超、对历史人物评骘的公允，以及在历史陈迹中寄寓着自己的情感、志向和深沉的现实关怀。
　　赵翼咏史诗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见识迥异常人，他既具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在一些具体历史事件中又能够揭开纷繁的表象，直指本质。例如，卷二三《杂题》其三认为秦始皇修筑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当时是暴君的虐民行为，而站在整个历史的高度看，长城有巩固边防的作用，而大运河则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可谓“功及万世长”、“贻休实无疆”。对于秦桧冤杀岳飞一事，他说“乃知风旨本朝廷，为梗和戎亟拔钉”（卷一三《岳忠武墓》），认为这是宋高宗授意秦桧干的。对于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夺取帝位，他拿来和后来朱高煦、朱宸濠的叛乱相提并论，说“兴师若不论成败，高煦宸濠岂异情”（卷二《金川门怀古》其一），认为他们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实质上并无区别。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之事，卷三一《莪洲以〈陕中游草〉见示，和其五首》其五咏马嵬坡直言：“宠极强藩已不臣，枉教红粉委荒尘。怜香不尽千词客，召乱何关一美人！”诗中对女色倾国、红颜祸水论很不以为然，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藩镇过于强大。
　　其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赵翼能够结合历史情境，体贴人物内心的初衷、苦衷，不作苛刻之论，议论公允而又发人深思。如正统史学历来将王安石视为奸臣，甚至将北宋覆亡归咎于他，但赵翼却说：“荆公变祖法，志岂在荣利？盖本豪杰流，欲创富强治。……推原其本怀，固与权奸异。”（卷三《咏史》其五）对于冯道和息夫人，人们多讥议他们的臣节和贞节，赵翼认为“时平易绚机中锦，世变难完席上珍”（卷五二《咏史》），有同情，也有体谅，却并不作道德上声色俱厉的挞伐。再如，卷二一《馆娃宫》：“恩受吴宫功在越，可怜啼笑两俱难。”对西施心态的揣测，细致入微又合情合理；卷一三《袁州城外石桥最雄丽，相传为严世蕃所作》：“却笑世间康济事，也须势利始能成。”严世蕃是明代权奸严嵩之子，但因为他有势有财，却能造一座雄丽石桥来渡人。这正如孔子感叹的那样，行“道”也须借“势”（《孔子家语•观思第八》：“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迨将废矣。’”），看似矛盾，却彼此相须，其间关系颇耐寻味。
　　再次，赵翼不少咏史诗继承了左思“咏怀”的传统，借咏史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情感，而不是泛泛地对史事表示感慨。二十三岁时，他失去教馆，生活贫困无着，只好入京谋取出路。在路过淮阴时，他想起韩信当年的遭遇，感慨“贱日流离艰一饭，时来功业陋三分。英雄也自论遭际，敢叹寒酸尚卖文。”（卷二《淮阴钓台》其二）夺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诗里流露的志向极其远大，充满自信。台湾林爽文暴动，赵翼入李侍尧幕府，李侍尧很器重他，想推荐他复出为官。但赵翼不愿受李侍尧的羁络，卷三一《咏古》其三咏聂政：“英声轵里亘千春，只解酬恩不择人。何物韩严甘为死，可怜轻掷不赀身。”表面上是对聂政许身非人的惋惜，实际是表明自己不愿为了酬恩而失去人身、意志的独立，话语之外也流露了对李侍尧为人的不满乃至不屑，因为李侍尧是当时的一个贪官，《清史稿》卷三二三《李侍尧传》谓李侍尧“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
　　最后，非常可贵的一点，赵翼的咏史诗并非如梁启超抨击的旧史学一样，“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他的不少咏史诗充满“鉴往知来”的经世致用精神。赵翼在对史事感怀的同时非常注意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正如他自己在卷四二《读史》其一所说的：“古方今病辙相循”，他注重的是用“古方”医治“今病”。乾隆朝中后期，吏治越来越腐败。卷三一《闲咏史事六首》其二：“炙手权门百贿填，古人眼孔究堪怜。区区黄雀青鱼，屋栋虽充值几钱？”古人如陶侃利用自己监鱼梁之便给母亲弄了一坩鱼（见《晋书》卷九六《列女传•陶侃母湛氏传》），跟时下的贪官们比起来不值一提，如今是“库无百万黄金铤，那足称为宰相家”（其三），矛头暗指乾隆宠信的和|。在卷二七《咏史》中他感叹：“食椒能几粒，八百斛犹贫。枉署摸金尉，先为入草人。但知乌攫肉，岂悟象焚身。何事狂奔者，依然覆辙循。”讥刺各级官吏都是贪财聚敛而奋不顾身。卷三九《阅〈明史〉有感于流贼事》其二：“百年安堵享升平，谁肯轻生肇乱萌。死有余辜贪吏害，铤而走险小人情。”这既是对明末历史的准确总结，也是对乾嘉朝时势的清醒把握。一方面是吏治败坏，一方面是流民四起，可乾隆仍然沉浸在盛世的幻觉里，自称“十全老人”。赵翼以史学家的清醒和诗人的敏感，对时世抱有深沉的忧患：“盗起开元后，渠歼正德中。古今多变局，天地少全功。未事几谁觉？临危力已穷。陈编供阅历，愁对一灯红。”（卷四《读史》）
　　总之，在乾嘉时的咏史热中，赵翼的咏史诗可谓独树一帜，最具特色，很值得喜爱文史的读者涵咏。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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