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字究竟怎麼讀

  來源: 光明日報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名諱中的『恪』字究竟應該讀什麼音，是kè還是què，已經在報刊上和網絡上討論了好幾年了。從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學者周汝昌和吳小如先生也都參加了。我以為吳、周兩先生的論證有些可以討論，我也通過這個問題引起了理論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為這個討論是很有意思的。它關係到：一、一些有異讀的音，應該如何規範；二、語音的演變，應該如何研究；三、語音演變中的特例，應該如何對待；四、從這些問題中，來看語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論問題。
陳先生的名諱『寅恪』何所取義？『寅』是其生年，陳先生生於1890年，時為光緒十六年庚寅；『恪』是其輩分，他在義寧陳氏中是『恪』字輩。據說，陳先生的祖父陳寶箴的同科舉人陳文鳳制定了譜派――『三恪封虞後，良家重海邦。鳳飛占遠耀，振采復西江』，陳先生的父親是『三』字輩，名『三立』，陳先生的孩子都是女性，名字中就不用譜派，其侄子陳封可等，是『封』字輩。『三恪封虞後』是有出典的，史書上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就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用這三封，來表示恭敬。『恪』就是恭敬義。據此說來，陳氏的遠祖，就是虞舜了。『恪』字本來寫作『凇保宋代的文字學家徐鉉說『恪』是其俗體字。『恪』讀什麼音好？京津地區，大都讀què。著名的音韻學家王力先生也是跟着念què的。吳小如先生的文章說：京津一帶，【謖集古錄】便讀作『què齋』，所以『恪』讀què是有根據的。陳先生本人又是如何讀的呢？他自己1940年親筆書寫的致牛津大學的英文信，落款是『TschenYinkoh』（【陳寅恪集・書信集】223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顯然，這是據『恪』為苦各切的音拼寫的（『恪』只有這一個反切，在歷史上它不是多音字），所以還保存了入聲尾h。據此是難以斷定陳先生是如何將此字折合成國語的（國語中沒有入聲，也沒有ko這個音節）。陳先生對這個字的國語讀法，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讀kè，據說，清華圖書館元老畢樹棠先生曾經問過陳先生，陳先生告訴他『恪』應讀ke音,他又問『為什麼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糾正呢？』陳先生笑着反問『有這個必要嗎？』另一個版本是讀què，據說，陳先生本人就說過此字讀què（傳說而已，羌無實證），所以他的夫人、女兒、助手、學生都如是讀。這些都是口耳相傳的說法，叫人莫衷一是了。
『恪』究竟應該讀什麼音。這關係到g/k/h受後面的高元音的影響而讀成j/q/x的問題，也就是顎化問題。這個顎化，明朝時已經顯示出來了。迄今為止，其基本規律已經非常明白了，就是：四等（除蟹攝合口外，如『桂』字）必顎化；三等開口必顎化（如『九』字），合口則存在兩種狀況（如『去』顎化，『鬼』不顎化）；二等開口大都（不是全部）顎化，而方言中卻常常不顎化，兩種狀況的存在相當普遍，二等合口不顎化；一等則不顎化。
『恪』是一等字，不顎化，據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話在『恪守』這個詞裏也都讀kè。漢字讀音的規範，是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同時也考慮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規律。兩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為準，這自然限於北京話中常見的字。按照這個辦法，將『恪』的讀音規範為kè是恰當的。
認為應該讀què的大都據二等字來證明，這樣的論據是不能證明其論點的。很多人都喜歡用『確』字來證明『恪』可以讀què，這是有問題的。『確』字是胡覺切，二等字，常組成『磽确』一詞表示土地多石而貧瘠，現在用作『_』的簡體字，而『_』本身是苦覺切，同樣是二等字。所以『_』在方言中會讀為『ko』或『ka』(均為入聲)，而普通話中讀為『què』，這是二等開口字的顎化，不可以用來證明一等字必然顎化。周汝昌先生文章中所舉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開口字，按語音演變規律，多數是顎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顎化。如『客』字，周先生文中說其家中的保姆讀qiè，我所知道的，還有山東德州、內蒙古的呼和浩特、烏蘭察布市都念qiè，這不能說違背規律。但北京話仍念kè，所以規範的讀音是kè。『嵌』雖然也有不少方言讀kàn，但也只能根據北京音讀qiàn。周先生的文章較別人不同的是還舉了三四等的字，這就更不能說明問題了。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話中是顎化了的。清代八旗人念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劇【法門寺】的道白也如此念，這樣的讀法還有很多地方，如南京、江淮等地。這只能說明該地保留一種老的讀音。而京劇本來就要求分尖團，用這樣的讀音是正常不過的了。但這些都不能改變qù為標準音的讀法。『契丹』之『契』，是四等字。俄語中『契丹』對音為kitai並用來稱中國，只能說明當時俄國人聽到的這個字的音是未曾顎化的，其聲母是k,不見得當時它也可以以q為聲母。它後來顎化了才讀為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時代，同一個字有不同的讀音，這些不同是源於同一反切的分化呢，還是本來就有不同的反切？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寶貴的語言材料。但是，不宜作為同一個平面來看待。
同一個字，同樣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區會有不同的讀音。這種狀況，音韻學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之轉』的。我們說的一音之轉，指的是兩個不同的字，它們之間聲韻有轉變的關係，而意義上也有相近相通之處。周先生文章中所說的『可正是』如果確實可以將『可』讀為『恰』的話，那就是一音之轉。而且，『可』是一等字，這樣說來一等字也就可以顎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舉的這個例子，是成問題的。『可，猶恰也。』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彙釋】卷一已經說過。所舉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風】『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西廂記】『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說實承張相。不過，張相可要審慎得多了，他只是說『可』可以訓為『恰』，並沒有說『可』可以讀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攝二等字，『可』是個開音節，是果攝一等字。你要說『可』能讀成『恰』，要花多少力氣拐彎抹角去尋路徑呀！用這個無法得到實證的例子，怎麼能證明一等字也可以顎化呢？說一音之轉，那必須有相當多的證據。不可不謹慎。
據上說述，『恪』在京津地區，既讀kè，又讀què，實在是一種特例。為什麼可以讀què呢？我根據吳先生文章提供的線索，做了點猜想。吳先生說『凇弊志┙蚨廖què。此字同樣是苦各切，本來也是一等字；但字從『客』得聲，而『客』是個二等字，京津地區也許就依此作為二等字來讀吧？而『恪』既是其俗體字，自然也就可以讀作què了。【集韻】中從『凇弊宙莧槌鮃桓觥佟弊鄭有丘駕切的音，也是個二等字。據丘駕切折合成今天的讀音，就是qià了。吳先生說聽講吳語的人將『恪』讀成qia，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認為，『恪』在現在這個歷史階段，規範的讀音應該仍為kè，讀què則是其變音，不可以為典要。但是，如果顎化還在繼續進行，繼續擴大，也不排斥將來某一天，會將què作為其規範音。
只有一個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帶卻歧為兩讀，實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語言事實。這個事實，對原來的從西方引進的新語法學派的音韻理論提出了挑戰。這種理論認為，語音規律是無例外的，符合音變條件的詞，會同時發生同一變化，出現『聚族而居』的狀態。鑑於這種理論和語言實際的齟齬，旅美華人學者王士元先生經過多年的研究，提出『詞彙擴散理論』來糾正它的缺陷。『詞彙擴散理論』認為：讀音的變化，並不是所有符合音變條件的字同時發生同一變化，而是在時間推移中逐個變化的。只要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就可以觀察到不規整的現象，即所有應該變化的字中，有已變的，有未變的。而率先變化的，是那些使用頻率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韻位置沒有使用頻率高的字來得明確。
用這個理論來看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就會看得更加清楚些。漢語的顎化過程，也許迄今並未完成，其跡象如：上面所說的二等開口顎化的不規整狀態，其典型的如』客』在有些地方讀qiè；二等合口本不顎化，而河南靈寶虢鎮將『虢』念作jué,顎化了（友人馬漢鵬說，他曾在該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變化的不規整狀況，吳語中也如是，『龜』、『鬼』、『跪』、『櫃』、『貴』顎化了，而『歸』、『軌』、『虧』等不顎化。四等蟹攝合口是不顎化的，如『桂』字，但在溫州話中卻顎化了，念jù（溫州大學馬貝加教授說）。
這個顎化過程，迄今基本上沒有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顎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知只有『恪（冢』字，其所以顎化，究其原因，就是在口語中使用頻率不高，其音韻位置又不太明確，雖然反切音是一等，而『凇鋇拇印翱汀鋇蒙，『客』卻是二等，而從『凇弊宙莧槌隼吹摹佟庇質嵌等，清代惠棟的【春秋左傳補註】卷四就說『三恪』在魏封孔羨碑又作『佟保有這兩個原因，就讓它率先產生顎化的又讀què了。『恪』的正讀和又讀在京津地區同時並存，很是有趣。
回頭再看陳先生對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讀音處理，以為正讀是kè，而又不去糾正què音，這正顯示了智者的眼光呀。
作者：王繼如，男，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出生於1943年，廣東揭陽人。1966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學院（今改師大）；後師從訓詁學大家徐復先生和文獻學大家張舜
徽先生，獲文學碩士和歷史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文獻語言的研究工作。曾任台灣東吳大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訓詁問學叢稿】、【敦煌問學叢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