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一、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_{【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如『寺』原从『又』_表主持，后改从『寸』_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_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_{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_{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三、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_{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1、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2、指事：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这是『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3、会意：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_{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_{后作「拯」}、正_{后作「征」}、韦_围、各_𢓜、立、既_会食已、即_会就食、莫_暮』等。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从、牧、取、占_以口卜卦、鸣、轰、炎、淼』等。

4、假借：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是误解了许慎。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_{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为『衣小』，借为_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_{茵席―因凭}、『字』_{育子―文字}等。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_说、讣_赴、间、措_错、赈_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_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_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_{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

四、『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_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结构。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_{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_{构字之前并无原型}。这是历时观点。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再说『假借』。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_{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_包括引申』_{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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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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