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初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 宋应星在任分宜县教谕期间，将他平时所调查研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整理成书，在崇祯十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出版。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天工开物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国内却长期失传。在1920年代才从日本传回来。后来也在浙江宁波发现了初刻本。 本电子书《天工开物》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某些章节少量地收取 0.1 元，只是为防止内容被粗滥复制，并保护校对作者的劳动。
【易经】，孔子注解【周易】（【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一）作【十翼】（十翼又名易传）乃得易经，故易经实为周易之注解版本，注解内容为易传，于汉初列为五经之首。 【易经】由伏羲所畵八卦，周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是谓周易），后孔子所作十翼（【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十翼构成。 【周礼·春官·大卜】已有【周易】之名，汉初设五经博士，始称【易经】，【易传】成书于战国至汉初，或托孔子所作。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易经】囊括了天文、地理、军事、科学、文学、农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至孔子作传，始为哲理的书，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亦称为羲经、周易。
这是通行本《红楼梦》，由程伟元、高鹗整理续写并刊行的版本。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属于章回体的长篇古典小说。 期初，满清包衣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乃传阅于亲友，不幸散件，剩得八十回。高鹗乃取之，并续了後四十回，又将前八十回一并修篡，以贯通前後故事情节，终定为“全本”并刊行于世。 《红楼梦》的版本甚繁，但终归两大类，据周汝昌先生考据，《红楼梦》版本的两大类之一是抄本，另一类是印本。所谓印本，就是最早由程伟元、高鹗付梓的版本，印本流行至今，亦已经分化为多种版本，本电子书所录，乃是通行的版本。所谓抄本，就是传阅的原稿，经手抄保存下来的版本，日积月累，传抄的版本也有十余种之多，不同抄本之间，文字内容又有差异。此类版本刊行价值低，且编纂工程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由蔡义江教授融合各抄本，择其善者而从之，形成了新本《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承印刊行。 程高印本虽然流行，但前八十回的行文习惯，与後四十回有明显差别，而故事情节上也有不连贯之处。 华韵国学经典书库网将同时收录两个版本的《红楼梦》，这里收录蔡义江的新本《红楼梦》，喜欢的读者可以收藏，而喜欢通行本《红楼梦》的读者朋友，也可以在本站找到并收藏。
《古本水浒传》，也名《古本水浒》，是江苏常熟梅氏藏本，由梅寄鹤于二十世纪发现并收藏。 《古本水浒传》前七十回，与金圣叹评本《水浒传70回本》无异，后五十回，又与前已刊行的任何版本俱不相同。西元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单独印行后五十回，此後，《古本水浒传》多以後五十回刊行于世，一般情况下，如无特别注明，《古本水浒传》均是指后五十回。 《水浒传》版本繁多，主要有古今两类，所谓古本，是指现存最早的明初容与堂本，该本编录有一百回；所谓今本，是指至今通行的万历年间始印的袁无涯本及其衍化本。 古今本的主要差异在于，今本袁无涯本比古本容与堂本多了二十回：九十一至一百一十回；另外，第二十六回标题及内容亦有不同，袁无涯本第廿六回标题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容与堂本第廿六回标题为“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明末，金圣叹在今本袁无涯本的基础上，删除第七十二回及之后的部分，只留前七十一回，并将第一回改称“楔子”，最后一回又篡改了后半回的内容，以卢俊义梦见梁山好汉俱为天收而匆匆了结故事。金圣叹在其评本《水浒传70回本》及《金圣叹批水浒传》均有明确定论，认为宋江等一百零八梁山好汉，所作所为，是于国不忠，于民不义的，这或许是其半路匆匆了结《水浒传》的原因。金圣叹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一身精忠报国之心，不容抹杀，但《水浒传》是施耐庵在元末所作，其主旨是反抗暴政，反抗蒙元伪政权。由此可见，生活在不同社会阶段的人，对同一故事情节，视角及定论都是不同的。 而《古本水浒传》，又持别样的立场及定论，在续金圣叹评本时，将袁无涯本里宋江等梁山好汉被朝廷招降收编的结局也改了，是直到最后一回，宋江也并不投降的。 《古本水浒传》虽曰古本，但与真正的古本容与堂本是不同的，而且其是续写本，第一回在内容上交待了金圣叹评本《水浒传70回本》的最后一回，金圣叹评本又是今本袁无涯本的篡改本，因此，《古本水浒传》实质上是今本的变异本。
《结水浒全传》，原名《荡寇志》，满清晚期包衣俞万春所著。 《结水浒全传》与《古本水浒传》一样，是金圣叹评本《水浒传70回本》的续写本，共续了七十回，整本合计一百四十回，刊行时，《结水浒全传》只编录续写的后七十回。 与《古本水浒传》不同的是，由于作者身世立场与施耐庵相左，《结水浒全传》的主旨秉承了金圣叹《水浒传70回本》“惊恶梦”的中心思想，将故事情节转变为官兵攻击围剿梁山泊义军（与正史相类），并最终招降的过程，这种故事情节的演绎，及反映的主旨，是与《水浒传》原旨严重相悖的。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故事背景为北宋徽宗时期，主题是宏扬华夏文化中的忠义道德。其中记载有北宋时期丰富的社会形态，文化意识，及生活习俗，许多在现代无法理解的文化习俗，在水浒传中均可以找到成因理念，非常值得现代人仔细品读。 而《结水浒全传》是满清包衣所著，在文化理念，及民族观念上，与现代相去甚远，虽然，仍然可以作为一扇，了解满清时期甘为满清包衣，奴仆的汉奸，其心理演绎变化的窗口，为现代及未来锄除滋生汉奸的文化土壤。
〖金瓶梅〗插画版．拿起放不下的在线〖金瓶梅小说〗！ 〖金瓶梅〗．也称〖金瓶梅词话〗．全四冊．成书约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名称取自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名字．开篇说“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表明〖金瓶梅小说〗写的是北宋末年政和年间的故事．恰好〖金瓶梅小说〗前六回写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的故事是从〖水浒传〗中抄袭来的．读者早已知道〖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政和年间．于是更加深信不疑地认为〖金瓶梅小说〗写的真是北宋末年政和年间的故事． 〖金瓶梅小说〗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增加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分水岭．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名著．它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体现当时民间生活的面貌． 〖金瓶梅小说〗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宦官．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在县里包揽讼事．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他抢夺寡妇财产．诱骗结义兄弟的妻子．霸占民间少女．谋杀姘妇的丈夫．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他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这就使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
《全唐诗》是唐朝诗词歌赋曲全集。满清时期康熙四十四年（即西元1705年），旨敕彭定求主编，并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等9人共同校编而成。《全唐诗》是我国历史上著作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全唐诗》全书收录的作者、作品数目，素有二说，一是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的统计，为二千八百七十三位诗人，合计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诗，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一是满清玄烨的统计，为二千二百余位诗人，共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 玄烨的统计十分粗鄙，而日本学者的统计不断得到中国学者的统计支持。《全唐诗》号称收录了唐朝所有的诗词歌赋曲，是唐朝诗词全集，但今人尝有补遗，如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收录了一千六百多位诗人，共计六千三百二十七首诗，句一千五百零五条。 《全唐诗》的编排主要是以作者年代先後顺序，对诗篇进行罗列的，而同时代的作者，又以阶层次序为依据进行排列。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诗篇为第一卷，而魏征的诗集列于第三十七卷，李白的诗集则列到第一百六十一卷。 阅读《全唐诗》可以深刻感受到整个唐朝，诗歌的诗体、文学水平等发展都是日趋完善的，从一开始，四言杂言的古体诗较多，慢慢的走向格律绝句，以及词曲。在《全唐诗》中，还体现出唐朝诗歌的多样化，多流派化，像田园派、军旅派等，在风格上，也呈现多种派系，像雄壮、含蓄、豪放、高雅、感性等。 熟读诵读《全唐诗》，可以大幅提升读者的古体诗歌写作水平，丰富读者的感性品格。
《吕氏春秋》，别名《吕览》，是战国时期，秦国相邦吕不韦主持门客编撰的一部，以儒家学说为主，并纳诸家的杂家典籍，即“兼儒墨，合名法”。亦有学者谓《吕氏春秋》以道家学说为主，容纳名、法、儒、墨、农、兵、阴阳诸家的学说。因此书注重博采诸家学说，《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吕氏春秋》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其目的是藉此以为秦朝一统后的执政思想纲领，不意秦始皇受李斯等人的影响，最终选择法家学说作为执政思想纲领。高诱谓《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 此版本电子书，内容来处于互联网，因流行本阅读不便，又时有错误，故校对后精心排版，发布于此。
《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其门生的书信集录，由其门生徐爱、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等先后集撰汇编而成。 王阳明将其发明的心学理论分别论述于与诸门生的书信来往中，研究这些书信是研究发展阳明心学的主要渠道。 此版本《传习录》原名《传习录注释白话翻译版》，今已广泛流传于网络之上，作者佚。编者重复收录于华韵国学网，一是由于网络流传版本排版不明晰，不利于阅读，而且多有错漏，二是利于编者对阳明先生的《传习录》加以解读。 流行本《传习录》包含上卷中卷下卷三卷，共十九篇目：1、徐爱录之心即是理；2、陆澄录之格物无分动静；3、薛侃录之“一以贯之”的功夫；4、钱德洪序；5、答顾东桥书之知行合一；6、答陆原静书之元神·元气·元精；7、答陆原静之良知即是未发之中；8、答欧阳崇一之万物皆备于我心；9、答罗整庵少宰书之正心诚意；10、答聂文蔚之人即天地之心；11、答聂文蔚之致其良知；12、训蒙大意示教读之刘伯颂等启蒙之道；13、教约之神而明之；14、陈九川录之戒惧恐惧在心念；15、黄直录之过分矜持亦弊端；16、黄修易录之生之谓性；17、黄省曾录之良知是造化的精灵；18、黄以方录之一草一木皆有理；19、钱德洪跋之辗转刊行。编者依据明版篇目，将流行本第5篇目《答顾东桥书之知行合一》分编出《启问道通书之磨练于事上》 《传习录》模仿《论语》仅记录王阳明与其门生的语录，但其用语半文半白，且对于各理论观点又未能形成系统化理论；又，《传习录》中的理论观点，仅经诸门生的实践验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毛泽东思想，与《传习录》，存在一定的理论冲突；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经过历史充分论证的定论，与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存在根本上的冲突。因此对于《传习录》的学习，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实践验证。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并刘恕、范祖禹、刘攽等参与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此电子版本《资治通鉴》是以满清时期，胡克家所翻刻的，由蒙元时期胡三省音注的版本为底本，“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中华书局出版的。内容有极少部分丢失，严禁用于商业化用途，读者如喜欢请购买正版。 《资治通鉴》全文共二百九十四卷，所记载的历史，开端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西元前四百零三年，结束于唐亡以後的五代，具体是后周世宗时期显德六年，即西元九百五十九年，跨越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资治通鉴》是以时间为顺序，并以各年号发生的事件为记载对象，逐一记录的史书。《资治通鉴》的编撰目的是，要“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语），即主要通过一些政治事件，如相关的政治人物如何建立政权，并由于政治斗争而导致政权衰败，最终出现更替，这样的脉络来“由表象透视内质”地做出评价，这些评价会包括“智慧，阴谋，道德，时势”等方面的分析，以遗后人借鉴。 《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有胡注，又将本来单行的司马光的《考异》附在正文之下，这样就十分方便读者阅读。章钰曾用胡克家所刻《通鉴》作为底本，校勘于宋刊本，又参考了明刊本等，最终写成《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三十卷。如今在胡刻本作为底本基础上，又并入章钰校记择要，即宋元明诸版本的优点都汇集到了本书之中。
《反经》，即《长短经》，共九卷六十四篇，是唐朝赵蕤所著，所谓“长短”，即是非、得失、长短、优劣之意。可见《反经》是一本韬略类书，书中所论述的观点，以唐朝以前的历史为实证材料，同时又引用诸子学说以为理据，如道家、儒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皆有所引，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反经》一书同时具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反经》所论述的领域较广，其中又以政治（帝王术）、军事、外交等为重点，因此深得历代帝王赏识，甚至被誉为“小资治通鉴”。今人则广泛将其中智慧应用于企业管理、待人处世。 《反经》中的观点不时与儒家人文伦理背道而驰，但其所论述，又实证于历史事实，所谓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检验标准，我们认为此书确实具有学习践行的价值。 然而，正如奸狡与老实同为人性的一面，并时刻体现于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身上，只是导向的命运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还是鼓励读者积极参考《反经》的观点，并在生活中结合经验进行取舍。特别是儒学研习者，“攻于异端”，积极参详《反经》观点在生活中的实践结果，将会对儒家学说有更切实更深刻的理解。 此本《反经》电子书，采集于互联网上的公开流行版本，原作者（翻译者）佚，并依据不同的流行版本，进行校订、修正、补漏、排版，本电子书仅限于学习研究用，不得下载并用于商业途径。
熟读【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可以了解诸经（十五经）的起源及经学发展史。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是清末吴承仕为【经典释文序录】所作的考证、注疏。 【经典释文序录】是唐朝经学家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的第一卷，【经典释文】共三十卷，其中《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传》六卷，《公羊传》一卷，《谷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 吴承仕认为，【经典释文序录】成书于经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到唐朝以前经学发展史的主线，有助于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及创新发展。 吴承仕在书中做了大量的详征博引，并考证了各经典的兴衰史，及经学史上重要时期的重大事件、代表学者及其著作。 上传本电子书，仅限于学习研究，严禁下载并商业途径利用。
《马儒融合论》是贾陆英先生的作品，内容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即马克思主义吸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其成果。 《马儒融合论》辨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这个话题既是一个敏感的热点话题，又是一个不容回避，也回避不了，必须正面做出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个问题，由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共鸣和反响。 近些年，贾陆英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持续探讨和研究，写了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于2012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在华韵国学网重新发布，依据新时代的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在原著基础上，作了适当充实、完善、修改和调整。 在《马儒融合论》中，贾陆英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辨析，其基本思路是：抓住哲学层面这个核心和切入点，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历史走势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对立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水火不相容。二是并存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三是融合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包括双向建构的两个方面：其一，儒学经过自我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二，马克思主义吸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坚持融合说，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问题。
《孔子家语》，也称《孔氏家语》《孔圣家语》《儒家者言》，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语录，《论语》是其精粹版本，但《孔子家语》所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与《论语》有很大出入，许多地方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但也有许多时候，《家语》相当于对《论语》的注解。历代均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但近代考古发掘的《儒家者言》，在一些章句上与《孔子家语》是相近或相符的。我们认为，《孔子家语》是经过了大量篡改的，或许其原始版本，在言行思想上与《论语》是一致的，但後世添加或篡改了许多章句，比如书中大量出现孔子师询老子的语句，而老子究竟是否是东周的老聃，没有确切的史载说明，《道德经》也是汉朝才出现的，最早版本虽然是战国楚简，但内容与流行本很不同，而且“绝圣弃智”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战国思想印记（反礼制），却少了许多三代到春秋时期官学礼制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孔子家语》中孔子问道老聃的语句，是十分明显的伪造痕迹。我们建议读者在学习《孔子家语》时，应当以《论语》为准则，但凡与《论语》冲突的章句，都应当谨慎对待。 《孔子家语》最早流行版本是三国时期，曹魏王肃注本，共十卷，而最早的相关记录，则在《汉书·艺文志》，谓之孔子门人编撰，共二十七卷。二者显然差别很大，唐朝顔师古注解《汉书》时就指出，《艺文志》记录的《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 《孔子家语》版本繁杂，再加上历代不入主流，并没有形成广泛采用的流行版本，因此《孔子家语》历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也可能是由于一些人所谓的“诸弟子各自为记，不尽相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的古籍，特别是儒家道家经典，一些人随意篡改内容，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本书特地选取了两本明代的《孔子家语》，这两个版本均做了句读标点，再加上明代学者的注疏，能尽量帮助读者理解其中内容，因此，这两个版本，都极具阅读价值。
《后汉书》是一部记录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著，内容有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本纪》及《列传》作者是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人范晔，《志》的作者是西晋司马彪。《本纪》及《列传》由唐朝高宗时怀章太子李贤作注，《志》由五胡乱华时期南朝梁国人刘昭作注。范本与司马本，其初各自独立流传，宋朝乾兴时，才合刊。 本电子书《后汉书》本纪、志、列传的次序排列，遵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著述惯例，先列本纪，再列志，後列列传，因为范本既与司马本合辑，即无需再按作者区分，依据纪传体史书一贯次序排列最为便宜。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电子书将注疏列于原文之後，并以不同大小的字体，颜色进行区分，标点方面不采用现代汉语的逗号句号叹号问号等，只使用点号进行断读。 《后汉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范晔的编著思想上：向《史记》看齐，肯定“守节”、“死节”，肯定“正直”，贊誉“杀身成仁之美”。并在书中开创了多个类传：《独行》、《逸民》、《方术》、《列女传》、《党锢》等。 《后汉书》处处体现儒家学术的主体地位，而抑压宗教、谶纬思想：“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又宏扬无神论，在《宋书·范晔传》就说：“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 范晔对“王道”、“勤政爱民”、“扬善抑恶”等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扬，主要体现在《后汉书·列传》中，而对于《后汉书》的评价，范晔曾自评：“体大而思精”、“天下之奇作”。
《史记三家注》是五胡乱华时期南宋裴骃注解《史记》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注解《史记》的《史记索隐》，以及唐朝张守节注解《史记》的《史记正义》，三注的合集，其合集始撰于北宋，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 历史上《史记》的版本十分繁多，但善本是《三家注》本，不但因为该版本有充分的校勘、注解，也因为阅读《三家注》本，三者的注解有助于理解。 此本《史记三家注》，基于互联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参校中华书局的版本，纠错补漏，重校标点，并将注解重新混排于原文之後，以达到方便阅读、理解的效果。 《史记三家注》的版本也不一，其中现存最早的古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另外还有满清官刻本武英殿本，而此本《史记三家注》电子书所采用的是金陵书局刊行本，在该版本基础上进行标点、排版。 裴骃的《史记集解》主要合集当时及之前的注解，裴注优势在于，其采集各家注解时，不偏不弃，不对各注解加以自己的臆断、见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除采集了裴骃以後诸家的注解，参阅了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史记索隐》对後世史学的影响十分重大；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主要贡献在地理考证、诠释及音义注明上，主要引用了《括地志》。
《三国志》裴松之注，是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裴松之，注解西晋史家陈寿所著《三国志》所得的作品。《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正史著作，本书记录了东汉末年，中国政治局面，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过程，是人们研究东汉至西晋期间，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满清时期，史学界将《三国志》列为廿四史之一。相对于其他正史，《三国志》的内容较为简略，缺少一般纪传体史书具备的“年表”“志”等部分。 《三国志》初为三部独立的史书：《魏书》《蜀书》《吴书》。直到北宋，才合并为《三国志》。合并的原因是在五胡乱华时，北魏也出了一部《魏书》，北宋咸平六年，也就是西元1003年，为了避免曹魏与北魏相混，将三部史书合为一部，并取名《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共有六十五卷，其中包括曹魏的《魏书》三十卷，刘备《蜀书》十五卷，并孙吴的《吴书》二十卷。由于《三国志》是西晋史家所著，西晋承自曹魏，因此，《三国志》只为曹魏做了本纪，以示其正统，而刘蜀、孙吴皆只有列传。 在陈寿的《三国志》以前，学界已经出现了关于三国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均有参考这三本史作，而其後的裴松之注，亦有参考。 《三国志》关于当时的各国帝王传纪，《魏书》中有曹操的武帝纪，曹丕的文帝纪，曹叡的明帝纪，《蜀书》中有刘备的先主传，刘禅的后主传，《吴书》中有孙权的吴主传，孙亮的嗣主传，孙休的嗣主传，孙皓的嗣主传。 《三国志》作为一部正史，作者对于史料的记载，也是十分谨慎的，并对选用的史料，作了考订。由于参考材料的有限，及宁缺勿滥的原则，《三国志》显得简约而精短。而裴松之的校注，则为《三国志》添加了更丰富的史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人物传记史料不足的遗憾。 裴松之由东晋入宋後，任中书侍郎，宋文帝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原书记述过简，就命令其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的注主在“寻详”“周悉”，即补充缺乏的史实，并纠正一些谬误。其所收集的关于东汉三国时期的史料竟达一百五十多种，其注文字数，甚至达到《三国志》原文的数倍。而民国後，有出学者统计发现，裴注字数其实只有三十二万左右，而《三国志》字数达到三十六万。关于这些字数统计，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今日的《三国志》原文，有许多原是裴注，後混为正文。 本站的《三国志》裴松之注，以汉川草庐版本为基本，参校中华书局的版本，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本站的排版，将裴注混插入正文中，并以不同颜色、字体大小区别之。又将除冒号、引号以外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重新变更为点号，以美化版面，避免读者阅读疲劳。
此本《汉书》，实则是《汉书注》，东汉班固著《汉书》，隋唐颜师古作注。《汉书》原以叙传置于最後，而又概述本书之纲目，因此，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电子书将之置于最前，读者在阅读《汉书》之前，先阅读叙传，即有利于对全书有总体的内容认知。 本电子书以汉川草庐版《汉书》为基本，部分参校汲古阁十七史本《汉书》，部分参校中华书局版《汉书》。校订工作，除文字（主要是偏僻字）补正，其次是标点，为了避免阅读疲劳、培养读者文言文阅读能力，全文采用点号，并修正了部分句读失误的地方。 排版上，以汲古阁本的模式为主，即注文跟随于原文之後，并以不同字体、颜色将原文与注文区别开，一些校勘文字亦以独有颜色显示，以避免与注文、原文混淆；这样排版的好处是，读者在长期阅读的过程中，能逐步形成阅读、理解文言文的能力，《汉书》作为中国正史著作“前四史”之一，其内容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个吸引力的引导之下，读者坚持阅读注文原文混排的作品，其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会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但由于校订时间的紧迫性，肯定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希望读者不吝指出。 在颜师古注《汉书》以前，已经有多家注本，如服虔、应劭、晋灼、瓒、蔡谟等，师古在作注时，也参考，并采用了部分其认为中肯的注解。师古注本《汉书》，在音义上对一些难解字辭注了训诂，在文义上也多有注疏，在历代都得到学者的肯定及采用。 颜师古在参酌前人注解时，其甄别办法对各家有所不同。用师古自己的话来说，“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例如第五十一卷的《邹阳传》，其中“有白头如新”，只用了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这个注解深刻透彻，因此师古不再多加注解。而像第五十七卷下，《司马相如传》中的文句“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应劭的注未能透彻文意：“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师古则对文意做了注疏：“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
《论语章句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之一，由南宋经学大家朱熹编著。 《论语章句集注》是《论语》的章句注疏集汇本，主要征引了北宋二程（程颐、程颢）《经说》、邢昺《论语》疏，魏晋何晏《论语》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马融《论语》注，另外还援引了北宋尹淳的《论语解》、吕大临的《四书注》、侯仲良的《论语说》以及谢良佐的《论语说》等等。 《论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人文学说，伦理纲常，王道政治等学术论说的语录。《论语》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著作，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问题，生产生活问题。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及完善，儒家人文学说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及道德规范起到了主要的定型作用。《论语》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时期的贤明学者的佐证、实践及发展。可以说，《论语》对于建立并完善人类人文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学术理论，迄今为止，古今中外，仍然无人出其右，历史上所有的理论创新，均建立在《论语》所包含的学术理论的基础之上。 《论语》一书自其诞生之日起，直至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国人启蒙学习，科举仕途所必读的书籍。 南宋时期，朱熹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开创的理学基础上，通过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承并发展了理学，这其中列于四书之首的，便是《论语章句集注》。 《论语章句集注》主要是通过汇集前人的注疏，加以系统化论证并阐发其义理，以佐证周程开创的理学。理学的核心立论是“理气说”，认为“理”（道）、“气”（器）二者对立统一，互为阴阳。
中庸章句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 《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它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贾陆英先生所著《大学赏析》一书，针对《四书》之一的《大学》，用现代汉语，作了注释、翻译，及赏析。赏析的内容，主要立足现实生活，基于《大学》的学说理论，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学》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先生从《礼记》独立出来的一本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此《大学》在儒学经典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成为後代科举考试必读经典。 《大学赏析》共分为四部分：原文 、注释、译文、赏析，其中原文及注释整合一体，以字体大小及颜色区别开来，以方便读者理解原文，译文及赏析分别独立为一个段落。 作者将《大学》一书，按原章节，分为十五讲，其中前十章，分别作十讲。这十讲分别为：大学之道、克明峻德、弃旧图新、知其所止、贵在知本、格物致知、真诚做人、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第十一讲至第十五讲，为原第十一章分析成五讲：平天下之絜矩之道、平天下之民心为重、平天下之德本财末、平天下之举用贤才、平天下之生财有道。 《大学赏析》原书最後一讲“全篇的中心和要点”，在本电子书中提前为前言。读者在阅读原书之前，预先阅读“全篇的中心和要点”，更有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主旨。 贾陆英先生认为，《大学》全书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儒家的政治理论，以修身为根本，建构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其中《经一章》是全书的纲目，《传十章》是对纲目的展开论述。 并指出，《大学》一书在儒学传承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及其原则和方法。
《毛诗正义》是《毛诗》的注疏，由汉代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毛诗》是《诗经》的传，由汉代毛亨训传。 《毛诗正义》PDF电子是《毛诗正义》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本书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由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肖永明、夏先培共同整理，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刻本为底本，进行内容、文字的校勘，并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 《毛诗正义》所作传者，初或不定。郑玄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小毛公为博士”，是有二毛之说。《隋书·经籍志》谓“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谓孔子授卜商（子夏），商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享，毛享作训诂传授毛苌。因此，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由此得出，《诗经》的传是毛亨所作。 《毛诗正义》的郑笺。郑玄发明《毛诗》，并谓之笺，《博物志》：“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这种说法忽略了时间的错位，郑玄是汉末之人，毛太守却是四百年前之人。由此可见，郑玄为笺，与“毛公”并无太大关系。 《诗》的名称演变。《诗》不是一开始就称为《诗经》的，孔子删《诗》，得“诗三百”，以授弟子。孔子所传的《诗》，躲过秦朝焚书之劫，得以流传下来，汉代立为官学五经之一，是谓《诗经》。《诗经》在毛亨作传後得《毛诗》，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唐孔颖达为《毛诗》及笺作疏，得《毛诗正义》。 《诗经》，主要记述了三代时期的“风、雅、颂”，其主旨是提倡淳朴、正义的民风，防止邪僻的世风。当时政通和，诗歌即表现得欢乐，且朝野皆然，当时政暴塞，诗歌即表现出怨愤，多刺其弊。诗歌都能发于性情，谐于韵律，无论是唱的人，还是听的人，都能沁其心肺，因此，孔子概括《诗经》，谓“性无邪”。
《春秋左传正义》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书有两种版本，一是简体横排版，二是繁体竖排版，是本《春秋左传正义》PDF电子书同时收录了两个版本，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春秋谷梁传注疏》是谷梁子再传弟子为《春秋》作传，晋代范甯为《谷梁传》撰集解，唐代杨士勋再为《集解》作疏乃成。 《春秋谷梁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本之一。由今人夏先培先生整理，杨向奎先生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主持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据称该书收录各种典籍时，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虽阮元自称是依据前人校勘结论对典籍进行取舍修订，但任何一种学说，前人的观点都可能相去迥远，甚至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因此，依据前人之说，只是为自己随便篡改典籍找个藉口罢了。 夏先培先生的整理主要是在阮本底本之上借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进行标点，然后分繁简两种版本进行排版，简体版本是横排的，繁体版本是仿宋竖排的。 《春秋谷梁传》的传，有人说是谷梁子所作，但书中有引用後人的语句，故必不可能是谷梁子为之传。如“尸子曰”，尸子是秦人商鞅的老师，在谷梁子之後。谷梁子是子夏的学生，其《春秋》就是受诸子夏。 谷梁学远不及于公羊学、左传学，因此《谷梁传》一书有所错佚，甚至後人为之所作的注疏，亦有错佚，即不足为奇。 谷梁学在现代人的解读来看，认为其强调的是君王的权威，且王权不应受到限制；又注重君臣职分之别、尊卑之定，并由此各循其礼，达到平治的状态。又有人说谷梁学并不认可政权的更迭。 这些只是现代人的解读，有时是十分浅显而谬误的，比如现代人就将公羊学解读为为中央集权服务，这是十分可笑的，由此可见现代人对儒家学派，往往局限于时代，而无法探得其实质。 读者在阅读《春秋谷梁传注疏》时，应当多注重《谷梁传》的原文意旨，再辨识注解的合理及谬误之处。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代公羊寿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何休为《公羊传》解诂作《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又为《公羊传解诂》作疏，乃成《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夷夏大防”是中国人文历史的基本原则，“尊王攘夷”是兴复尧舜文武王道的核心理论，“大一统”只是这些原则、理论的结果之一，“大一统”在失去“夷夏大防”原则，“尊王攘夷”理论的基础，对现代根本无借鉴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大一统”理论与中国人文历史上的“大一统”毫不相干。 有人将公羊学解说为“大义灭亲”“拨乱反正”“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强枝弱幹、强词夺理、歪曲偏颇之说，“尊王攘夷”，尊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王道，攘的不是诸侯地方，而是野蛮不化的族群，攘的是背经叛道，施行暴政，违背王道的势力。 阅读《春秋公羊传注疏》时，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是无法理解公羊学的。 《春秋》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始于春秋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元），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春秋》之传，据何注、徐疏记载：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才写在竹帛上。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序》说，“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由此可见，春秋之学，孝经之学，其要不亚于《论语》。然而，《论语》作为圣贤论道之著述，其为道义也，而志、行，乃是器用之术。又说：“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则可见往世不重《春秋》，是出于不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为了避免“背经”“任意”“反传”。 但公羊之学，义在尊王，务在攘夷，凡乱世皆当用，未可废置。
此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春秋公羊传注疏】，是汉朝公羊寿所传【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同朝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解诂，得【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为【春秋公羊解诂】作疏，得【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其底本是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本电子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及理解，在编录排版上用字体的颜色、粗细来区别经、传、注（解诂）、疏四部分内容，甚至在内容结构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如原文“释曰”，统一修改为“解云”，而一些没有“解云”二字开关的疏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也添加了此二字。以求本文字版【春秋公羊传注疏】比纸质书籍更便于阅读。 其中经文用粗体大字，传文用细体大字，注文用土黄色小字，疏文用灰色小字，以便读者对四部分内容一目了然，能轻松地连贯阅读各部分内容。 【春秋公羊传注疏】共二十八卷。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东汉何休着【春秋公羊解诂】（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彦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 【隋书·经籍志】记何休【解诂】为十一卷；【文献通考】记徐彦【疏】为三十卷，今本合刻为二十八卷者，乃为宋人所析。何氏【解诂】单行本较多，有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闽监毛殿江西五本，陆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书局本等。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传】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 【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 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 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 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 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四库全书总】据疏中『□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据『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又定其在贞观以后；据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唐末文体，遂依【广川藏书志】，终定其为贞元、长庆之后人，此疏亦于其时告成。徐疏为公羊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对公羊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
本PDF电子书《尚书》是周秉钧先生注译的岳麓书社版本。书中分经文、今注、今译三部分，与网络上流传的原文、说明、注释、译文四部分在行文而已上并不相同。本书仅限于研究学习之用，任何人不得用于非法途径，推荐读者购买本书的纸质书籍，绝对值得！ 〖经文〗即是《尚书》原文，作者并不是整篇地注译的，而是化整为零，按文旨分段进行注译。 〖今注〗主要是解析该篇题旨、大概意译，并分析该段落的主旨等。 〖今译〗对原文用白话重新写作，白话文是翻译者对《尚书》原文的理解，不一定符合原文意旨，读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的政史类史书，是政事相关史料的汇编。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代君王的一些文告，以及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谈录。这些史料，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及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版本不一。在先秦时期，《尚书》是有定本的，《论语》述而篇就提到了《尚书》的初始名称《书》：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庄子》天下篇也有提及：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而先秦的《尚书》是古文本，到了汉代，有了今文本（隶书所写），由汉代伏生（即伏胜）所传。伏生是秦朝的博士，才使得《尚书》在秦祸中得以幸存，但仍然丢失数十篇，而剩下廿九篇。 而古文本又是哪个版本呢？汉武帝时期，孔子住宅被刘余拆毁，得先秦古文所写的《尚书》共四十五篇，可见此部《尚书》是孔子教授弟子时所用。孔安国对古本《尚书》进行研究，发现有廿九篇与伏生的今本重叠，是见伏生本必为真本。 孔安国遂将另外十六篇亦用隶书重写，并流传下来。 隋唐时，古本《尚书》被伪古文本《尚书》取代，而今本即于西晋失传。今天所用的《尚书》版本，即伪古文本。 其余仔细，还请读者阅读本电子书了解。
《尚书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尚书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尚书正义》原本是汉代孔安国为发现于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作传，又经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满清嘉庆时，阮元奉旨编撰并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历称阮本。 《尚书正义》在唐代孔颖达作疏成书後，衍生的版本众多，阮本及今人整理本，都是取其某版本为主，参校其他版本编撰而成。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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