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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谈明亡清兴:明末三帝与清初三帝差距太大(2)

国学新闻| 历史的天空

2010-7-1 14:02| 發佈者: 延章| 查看: 1275| 評論: 0|來自: 北京青年报

摘要: ◎ “官民关系”之一◎   -官民矛盾导致中原民变是明亡的另一个原因   -官民矛盾的三个例子:卖官鬻爵;无地立锥;灾荒严重   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原的民变,其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自然 ...
◎ “官民关系”之一◎
  -官民矛盾导致中原民变是明亡的另一个原因
  -官民矛盾的三个例子:卖官鬻爵;无地立锥;灾荒严重
  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原的民变,其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官民矛盾,试举三例。
  卖官鬻爵。崇祯朝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敛财还债。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无地立锥。官员贪,百姓呢?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简直就是“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就剩下长满青草的道路,还没有归于王孙贵族之家,剩下的已经没有寸土属于百姓了。于是出现这样一幅黑暗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这样,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赤地千里,危机加剧。“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存臻,胁从弥众。”(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史料记载: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马懋才备疏大饥》,载《明季北略》卷五)
  ◎ “官民关系”之二◎
  -明朝官逼钱粮,而清则按人丁分给土地
  -饥民被迫举义,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相反,后金――清处在上升时期,虽也有官民矛盾,但并不突出。后金进入辽河流域腹地后,发布“计丁授田”令,部民按丁分给土地。后金――清用八旗制度 ――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女真――满洲人编制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唯以多得财物为愿”(《建州闻见录》)。这同明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地立锥”,明军“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熊襄愍公集》卷三)的社会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下面讲三个故事。
  明大学士、首辅刘宇亮自请往前线督察,抵抗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他率军队过安平,得报清军将到,吓得面无人色,急往晋州(今河北晋县)躲避。知州陈宏绪闭门不纳,士民也歃血宣誓不让刘宇亮军进城。刘宇亮大怒,传令开城门,否则军法从事。陈宏绪也传话给大学士刘宇亮说:“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明史・刘宇亮传》)知州陈宏绪将避敌逃生的大学士、宰相刘宇亮拒之城外。刘宇亮恼羞成怒,上疏弹劾陈宏绪。“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 (《明史・刘宇亮传》)
  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年),“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鹿樵纪闻》卷下)。饥民被迫纠众墨面,闯入澄城县衙,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君臣矛盾之一◎
  -崇祯帝上台后,先诛阉党,后来又信任太监
  -杀死袁崇焕等能臣
  民族分,加深官民分;官民分,又加深民族分。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分。
  君臣分,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执政集团有两个肿瘤:一是宦官专权,二是朋党之争。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宦官专横,朋党争吵。崇祯帝上台后,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仅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宦官问题重演。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分,君臣之间或明或暗地搏杀,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核心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这就使得如清文馆降清汉官所说的:“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他们都没有好下场。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孙承宗被逼辞职还乡,壮烈而死,袁崇焕则身遭磔刑。
  而袁崇焕恰恰能够做到“官民合”,取得了宁远大捷。在整个过程中,文武、将帅、官兵、军民等关系,可以说,做到了人合。袁崇焕是文官,他同武将满桂、祖大寿、朱梅、左辅、何可纲等,在整个宁远保卫战过程中,协调一致;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发动军民,坚壁清野,兵民联防,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运矢石,送弹药;派诸生员,组织民众,巡察街巷,搜索奸细。先是在辽东的诸城――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都是由于“内应外合”才失陷的。而“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宁远之战,军民一体,相互合作,同心同力,取得胜利。
  因此,朱明覆亡是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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