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開沅教授作為當今中國屈指可數的史學大家與教育家，不僅在史學研究的許多領域卓然自成一家，而且在史學思想的諸多方面亦有宏博闡發。如他主張史學研究要『走進歷史，理解歷史』；『關心歷史，參與歷史』；『尊重歷史，超越歷史』；強調治史者的『史德』、『史感』、『通識』與『圓融』；提倡宏大的歷史觀等等，都已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自2004年9月始，筆者有幸追隨章先生攻讀『中國近代基督教與教會大學史』方向博士學位，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與悉心指導，受益終身。特別是2006年8月底至9月中，更有難得的機會隨先生前往新疆師範大學、蘭州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等校講學，尤其發蒙振聵。現根據平時對章先生的零星訪問記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如有掛一漏萬或理解膚泛之處，純屬筆者淺薄所致。
問：很多年前，您在給朱英教授的著作撰寫序言時說：『歷史是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而幾年前，您在【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一文中又說：『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學已經、正在並將繼續遭到冷落，這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請問您能否結合現實就歷史的自身價值及史學的獨特功用發表點看法? 答：『歷史』二字，從字面而言當然是指已經發生過的事實本身，但從更深層次理解則為對過去事實的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所以，以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專門性科學――歷史學，顯然既包括研究歷史事實本身，又包括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總結出歷史發展的規律，總結出研究歷史的理論和方法。 歷史有它固有的價值，這種價值是不可磨滅的。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總有一些智慧的積累與儲存，總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可遵循。史學儘管不具備操縱其他學科命運與發展的話語權，但它所關注的卻是整個人類的演衍，是整個社會的進步，所以它長於作宏觀的、總體的把握。這也是歷史學家最大的優勢。歷史學家研究的跨度不僅僅局限於一個短暫的時段，而往往是一個漫長的時代乃至整個歷史的長河。真正好的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可能是全國、大區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為背景。這就是歷史學家具有某種優勢之所在。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史學從業者都能達到如此境界，但我們最起碼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應該有全球的眼光，應該有全人類的眼光。這很重要。 社會上似乎有一種偏見，好像史學所研究的都是些故紙堆里的陳年舊事，與現實生活沒有什麼關係。其實，優秀的歷史學家不僅可以假史論今，關注現實，而且還善於把握過去，洞見未來。我可並不是說歷史學家有多麼高明。歷史學家雖然不是凶吉的預言家，但是歷史上痛苦的經驗教訓太多，這就包括一種長期以來積累的、歷史自身所蘊藏的智慧，這種智慧在任何時候觀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我經常講歷史學家不是喜鵲而是烏鴉。烏鴉可能叫得不好聽，但它確實是益鳥，現在雖然給它平反了，但習慣上人們仍然不大喜歡它。烏鴉就像魯迅作品中所講的那種人，人家生孩子他跑去恭喜，恭喜完了還要說人家的孩子將來是要死的。客人這樣講，主人當然就不高興。反正這種事情很多，但我堅信史學的獨特價值。歷史學家不僅是跟古人對話，也跟今人對話，還要跟未來對話。史學是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梁，治史者就是這橋梁的建設者。 在人類文明業已病深、道德倫理嚴重缺失的今天，的確有不少我們的史學同行自視為弱勢群體。客觀上講可能是這樣的，但我們卻千萬不能由此存在弱勢的心態，或用弱勢的姿態去乞求別人重視。所以，我提出史學應該自省，應該自強；主張用一種強勢的心態去體現自己的價值，體現自己的力量，體現自己的功用。只有這樣才能贏得社會的尊重。史學不應該在乎別人的重視或者輕視甚至蔑視。治史者，包括現在學歷史的青年人，應該了解史學固有的價值。我這幾年總在強調『參與的史學和史學的參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體現史學的價值。我認為歷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歷史，還要創造歷史，還要干預歷史，還要跟其他有識之士一起促進歷史往正確的方向發展。只有做到這樣，才是真正的史學家!我們之所以還要繼續活下去，也就是要證明史學是有用的。當然，歷史學家畢竟不是算命的，既不是星相學家，也不是預言學家。我們只能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之中找出某些層次稍微高一點的、帶一點智慧性的東西。如果說我們史學界現在出現了某種自我迷失，那恐怕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許多人把史學最獨特的價值與最固有的品格忘記了。 問：談到史學的固有品格，古往今來，不乏名流賢達論及。唐代劉知幾曾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清人章學誠進而闡明：『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我們注意到，您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就劉、章二人的上述宏論引而生發。請您談談史學的品格問題。 答：毋庸置疑，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獨立的品格，歷史極為悠久的史學當然也不例外。史學的可貴品格首先是誠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求實存真；一旦離開實與真，史學就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了。求實存真是治史的基本準則，同時又是史家的最高追求，當然做起來亦頗有難度，因為史學不能講空話，它必須以大量的實證工作為支撐。誠實作為史學的首要品格，乃該學科本質所定，亦為古今中外一切真誠史家之共識。與其他任何科學一樣，史學也是考證嚴謹、推演縝密的紮實學問，容不得半點虛假，更不可投機取巧。 任何史學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創性，就必須首先盡最大可能搜尋相關的原始資料，有學者甚至不無誇張地稱之為『竭澤而漁』。史料的重要不僅在於量，而且更在於質，即其可靠性(真實性)。這就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即所謂考訂精詳地篩選辨析。史學研究的原創性首先表現為要認真覓覽原始材料，僅靠或主要靠別人利用過的『二手貨』，是難以獲致真正有價值之學術成果的。而且，史料的考訂與排比畢竟只是史學研究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還在於通過對史事的審視、思考、探索，以最終形成真正屬於自己的史識，即所謂『成一家之言』。史學之難不僅在於要掌握大量確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於把握史料之間的內在聯繫，對史事進行認知與解析。史學研究有其內在的規律和獨特的路徑，不管理論和方法如何演進，與其他學科如何滲透整合，實證始終是最主要的基礎與支撐。如果沒有扎紮實實的實證功夫，任何宏偉的『學術巨構』都會成為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或許可以譁眾取寵於一時，但卻很難立於長久之不敗。 治史誠然艱苦，但苦中又往往其樂無窮；治史者經過鍥而不捨的窮究而終至豁然貫通，可謂最大的愉悅。所以，偉大的史學家應該達到王國維所倡導的三種境界：一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章學誠之所以突出史德的重要，乃不滿於當時滋生的腐敗學風。學風總是與世風聯繫在一起的，過去是這樣，今天依然如此。政治壓力與金錢誘惑往往會破壞學術的健康發展。君主專制的暴虐必然造成史學的忌諱乃至作偽，而商品大潮的衝擊則會誘發學風的浮躁、粗製濫造乃至不惜剽竊以欺世盜名。然而我卻認為，學風應為社會良心之最後寄託。如果世風壞而學風未壞，這個社會還有希望；但如果學風隨世風而俱壞，這個社會就無可救藥了，此之謂哀莫大於心死。現今學風敗壞儘管有多種因素促成(包括某些錯誤的政策導向、急功近利的學術評估機制)，但一切真正的學者應該立場鮮明，堅守規範，道德自律，以大無畏的氣慨推動良好學風的重建。 問：針對現實社會中史學和一些歷史學者在某種程度上的自我迷失，您曾經提出自己的『史魂』觀，發出『史魂歸來』的強烈呼籲，強調史學只有保持自己獨立的科學品格，史學家只有保持自己獨立的學者人格，史學才能求實存真，彰顯自身的學術魅力。能再闡述一下您的史魂觀嗎? 答：我所說的『史魂』亦即章學誠所倡導的史德。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師爺司馬遷即已給史學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治史者只有窮『究』，只有會『通』，才能達至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獨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識，鑄造『史魂』。楚圖南為戴震紀念館所題詞云：『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我許多年來常以此語自勉並勉勵自己的學生。我認為不僅史學應該保持獨立的科學品格，而且史學家應該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 優秀的史學不僅是民族的文化瑰寶，而且可以為全人類所共享，流傳於千秋萬載。真正的史學家與真正的科學家、藝術家一樣，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其終極目的都在於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惟有如此獨立與真誠，才能不趨附、不媚俗、不作違心之言。也只有這樣的獨立人格，才能獲致章學誠所言的『穢史自穢，謗書自謗』的覺悟。當然，對真、善、美的追求，不僅需要毅力，需要膽識，更需要大無畏的氣概。孟子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士大夫的優良傳統，也是真正的學者區別於政客、市儈的根本特徵。真實是史學的生命，求實存真是歷史學家責無旁貸的天職，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剛直的浩然之氣。 問：您曾先後被美國奧古斯坦那大學、日本創價大學及關西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可謂名副其實的國際知名學者。而現在有一種說法，中國史學除了正在自我迷失之外，在國際上又往往表現為主體的『缺席』乃至批評的『失語』，已處於被國際史學界邊緣化的困境。請問您怎樣看待這種說法? 答：這是個老問題了。其實事實早已存在，只是近些年來有更多的中國學者較多關注和反思問題的嚴重性罷了。梁啓超曾說，學術乃天下公器。由此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真正的史學，其價值必然超越國界而為世界所認同。所以，為了史學的國際化，把外國優秀史學介紹進來，把本國優秀史學推向世界，進行國際學術交流，是歷史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的史學若要走向世界，融入國際，我想首先在於研究視域的國際化。我曾在【走出中國近代史――<近代史學刊>發刊詞】中說過，現今世界正在全球化，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屬於世界史的一部分，任何一部世界史又都包含着各個國家的歷史。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僅要走出近代史，而且要走出中國史；不僅要走出中國史，而且要走出亞洲史；不僅要走出亞洲史，還要把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歷史作為研究的視域與範疇。其次是研究手段的國際化。特別是20世紀以來，西方出現了許多新的史學理論與治史方法，而我們卻在很長一段時期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與國際史學脫節，還抱持着一些老祖宗們幾千年流傳給我們的『家法』，所以自然也就被人家『邊緣化』了。錢穆、余英時乃至黃仁宇、唐德剛這樣的華人學者，還有以中國史為研究對象的費正清、李約瑟、史景遷、鐘鳴旦等西方學人，之所以能夠得到國際史學界的認可，與其研究手段的國際化是不無關係的。當然，我既不主張史學研究的全盤西化，亦非反對恪守傳統，總之要取長補短，抑短揚長。再次是研究團隊的國際化。如前所述，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它總是與其他國家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這樣，在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上，就一定要聽到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立場、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的聲音，也只有這樣才符合史學求實存真的品格。我們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在這方面可能是走在國內前列的，如早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我們就注重了中美日學者的合作與交流；後來的中國教會大學史以及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我們則攜手兩岸三地乃至歐美學者廣泛參與。以前我曾經說過，我一生在學術上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並把國外的研究引入中國；二是讓國際上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最近，我們發起的一個近代東北亞基督教運動比較研究，又由中日韓學者聯袂擔綱，也是研究團隊國際化理念的又一實踐。 現在有些人在某個專業、某個領域做出點成績，就自以為是，沾沾自喜。殊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且國際史學是多麼的精彩與壯觀。史學研究如果還處於坐井觀天之境，那是十分可悲的事。如今世界有關組織已經在着手給世界公民編寫課本，我也有幸參與其事。他們認為我算得上一個世界公民。當今許多東西都已經全球化，國家和民族的界限也在漸漸淡化，我們只有承認社會的多元化，承認世界的自由選擇與競爭，歷史才會向好的方面推進。我內心抱着一個宏願，那就是努力把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用全人類和大史學的觀念與方法來研究歷史，不斷以此自勉並寄希望於年輕一代。 歷史不僅是某一個民族獨有的精神積澱，而且是全人類共享的文化資源，其內核乃是天地之間、人際之間、國際之間的發展演變過程。如今國際上的史學研究已從過去的以人為本，拓展到對環境、太空等跨越時空的歷史的整體觀照。一個好的歷史學家，應該肩負歷史的重任與時代的使命，應該心繫國家、社會乃至人類的前途。 問：有人曾說，史學不應當是政治的奴婢。但是在我們看來，任何時代、任何學科的學術研究與發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外在的、非學術因素的影響乃至制約。特別是在中國，政治因素往往被有的學者視為史學研究的束縛。以您數十載的治史經歷，能否對年輕一代的史學愛好者談談如何面對意識形態及其影響? 答：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史學不應當是政治的奴婢。』這句話最早是胡喬木在一個重要的場合宣布的。過去大家對胡喬木有些看法，他有自己軟弱的一面，也有某些失誤的地方，但我認為他還是一個很優秀的人。現在有很多回憶談及這一話題。在今天看來，他並不是沒有學術良知，也不是沒有清醒的頭腦，只是他當時的身份、地位不允許他講更多的話。『文革』以後，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他代表中央的致辭里講了上述這句話。這句話我不知道別人怎樣看，我是常常稱許的。在『文革』剛剛結束乍暖還寒之際，思想領域還沒有完全解放的時候，以他的身份講這句話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學不應當是政治的奴婢。史學跟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史學是生活在政治之中的，政治是無所不在的，但是史學本身不能泛政治化。史學、歷史學家應該是超越於政治的，超越於民族的，超越於國界的。我不是主張沒有國家觀念，不是主張沒有愛國情操，但是史學在研究的過程中應該是超越一切的，應該是保持價值中立的。史學研究應該是真正的客觀研究，研究的結果應該做出什麼樣的判斷，也不能只是由研究者自己做出判斷，而是應該允許別人做出判斷，更理想的是給讀者留下思考的空間。這樣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這樣的著作才是好的著作。 法國年鑑學派的好多理論與我好像是想到一起去了，就是史學家不能以法官自命。你說這個對那個不對，特別是『三七分』、『六四開』之類的，那都是笑話。哪有這麼簡單?好的東西裡面也有壞的東西，壞的東西裡面也肯定有好的東西。很早以前的古人，如王船山，就提出過這樣的看法。為什麼現在還有這麼簡單的劃分呢?有些歷史的是非功過，並非短時間內所能判斷的，往往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數百年，才能作出比較合理的解釋。古人常說的『蓋棺論定』就是這個意思。然而，即使蓋棺也難以論定的歷史人物豈不是也大有人在!林則徐一百幾十年前發出的『青史憑誰定是非』的喟嘆，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別容易引起歷史學家的共鳴。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歷史學家不要屈從於非學術力量的干擾，既包括政治的，又包括金錢的。只有這樣，才算是好的歷史學者。 在中國，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歷史學家與政治家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的確比較複雜，特別是與那些有權勢的政治家之間的關係就更為微妙。本來，學者在其學術領域應有自主權利，他們不希望有過多的政治干預與指令約束，並以『苟從與附合』為恥。但即使是『自由的判斷』，史學家也比其他一些學科的專家麻煩更多，因為他們不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還需要有較大的時間跨度以供宏觀審視。所謂史學為政治服務，就是意在把史學變成宣傳，變成為某一時期政治中心任務的輿論造勢，或者是為某一政策的出台作『學術』註解。這種對科學尊嚴的肆意踐踏，其痛苦更有甚於自己在人格上所蒙受的羞辱。對此處境，我只想喚起政治家們的注意，史學是一門具有獨立品格的科學，決不是可以任人隨意擺布的什麼工具。 似乎是劉少奇講過這麼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深深相信，如果出現對歷史有不正當的政治干預，那肯定是暫時的，歷史畢竟是由人民來創造的，也是由人民來書寫的。所以，只有代表人民的歷史學家才對歷史有一個公正的結論。我也堅信歷史總會有一個公正的結論。 問：現在的學術界，不管什麼學科，動不動則以『現代化』、『全球化』等時髦名詞來解讀。我們注意到，以羅榮渠教授為首的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對中國現代化的研究做了許多理論上的創新，以您為首的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對中國現代化的研究做了一些實證性的探索。請問您如何看待目前史學界現代化研究中理論與具體問題的關係? 答：我認為現代化理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是不要把現代化乃至現代性作為惟一的研究路徑，因為西方的後現代化問題提出以後，人們對現代化已經有很多新的看法。後現代化不是建設性的，它的貢獻主要是破壞性的、批判性的，為此我們對現代化問題有很多新的反思。當然，現在西方對現代化批判得非常厲害，有人甚至認為現代化已變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其實，全球化也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所以，研究歷史的人不要僅僅局限於對古代史、近代史或當代史的研究，不要僅僅局限於對中國的研究，也不要僅僅局限於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我主張對現代化的研究，特別是對一些細枝末節而又極為重要的問題的研究，應該有一個全球的觀點。 的確，整個世界的歷史變化很快，全球化的進程也很快。全球化是禍是福，現代化是福是禍，後現代化又應該是怎樣，這是新的理論問題。這些新的理論問題不僅是西方學者要研究的，也是我們做中國史研究的，甚至是做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人也未嘗不可以研究的。當然，我們既不能把什麼東西都用現代化的理念來解讀，也不能因現代化理論造成一些誤讀而因噎廢食，對之全盤否定。因為史學的固有品格就是求實存真，實事求是。 羅榮渠先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們並沒有相互的約定，只是不約而同地做了有關現代化問題的研究。北京大學的現代化研究一直堅持下來了，他們是以世界史作為研究背景的，宏觀研究做得很好，而且是對各個地區現代化的不同模式或者道路作一種詮釋式的研究。應該說，他們在現代化研究方面是一個很好的學術群體。他們也曾經積極與我們聯絡，以求學術研究上的互補與共進，但很可惜的是我們的研究後來中斷了。我們本來想從一個不同的路徑來深入研究現代化，就是以中國史為一個基點，特別是以中國近代史為重心，再跟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做一些比較研究，但是後來由於一些非學術的人為因素而中斷了。原因之一是出版單位內部有人事紛爭，許多書稿都退回來了，導致我們的研究無疾而終。 問：您一向主張史學研究的總體性把握，並進而闡發了『貴在通識』、『追求圓融』的史學境界。可是，如今的青年一代學者所受的教育大多過於專業化、專門化，而且現在的史學發展有一種趨向，似乎研究的問題越小、越細，就越顯示研究者的水準。請您就這『專』與『通』之間的矛盾談談您的看法。 答：其實你所說的『專』與『通』並不是史學研究中不可調和、無法解決的矛盾。你想想看，有哪位史學大師不是某個方面的專家?又有哪位史學專家不是博學之士?我所主張的『通』，既有縱向的、又有橫向的；若能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皆通，當然更是求之不得。不過這種人極少。 人類的歷史蘊藏着豐富多彩的文化與記憶，這些文化與記憶相互影響與運動，便構成了異彩紛呈而又深廣複雜的歷史圖景。所以，要還原歷史的本質，要探究歷史的奧秘，就必須對逝去的歷史有一個整體的理解與把握，這就是歷史研究中的『通識』。於是，我們在從事史學研究時，就應將人類歷史視為一個整體，用全人類和大史觀的理念與方法予以研究。史學實踐一再證明，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相關史料必須前後左右互為參證，才能彼此貫通，形成線索條理，進而透視表象，凸現本真。反過來說，如果截取任何一個歷史斷面，從不同角度展開對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層面探究，相關人事錯綜複雜，互相糾葛，無論從哪裡人手，均須牽涉其他各面。 司馬遷早有千古名言：『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曰：『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此足見通識思想形成之早，意義之深。對史家之通識要求，梁啓超、章太炎、錢基博、陳寅恪等諸大師，亦莫不注重。我所接觸過的一些老輩學者，經常強調縱通、橫通、中外古今通、東西南北通，即是通識的靈活顯現。另外，近些年國內外史學新銳所運用的系列研究法或系統學方法，亦為通識的現代表述形式。據我切身體會，專則易人，通始能出。若無深入的專題研究作為支撐，所謂通識則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史學研究如無通識，亦易流於支離破碎，神韻闕如。 1949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由於受蘇聯影響，專業分工過細，課程設置單調，歷史學科的授課內容與教學方法呆板劃一，所以很難形成嚴格意義上的通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學界開始注重歷史學科內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以及與其他相關學科之相互滲透，但又因為受功利主義及其他複雜社會因素的干擾，通識意識又趨淡薄。只有少數深刻領悟史學固有品格、嚴守力行歷史學家神聖使命的學者，才能達致通識之境。 談及史學的境界，古人稱良史必兼有才、學、識三要素，境界應屬於史識範疇。時下討論史學革新，多着眼於理論、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境界』一詞源於佛教用語『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屬於傳統美學理念。而據我多年治史粗淺體會，就學術而言，境界不僅是營造的結果，而且是運思的過程與狀態。治學雖然是腦力勞動，但也需要如運動員一樣，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訓練基礎上追求最佳競技狀態。此狀態為何?陳寅恪早已點明：『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此語非深得史學神髓且具有深厚學養者不能發。王國維亦有精闢見解：『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說的也是一種佳妙境界的追求。這都是我們至今仍然可以體味與借鑑的。 我在治史的過程中，不斷以融通自勵，乃緣起於佛家之『圓融』。我之所以反覆強調對學術境界的追求，並非唱高調或故弄玄虛，而是有感於現今治學者功利主義太重，或過於急切迎合社會時尚，著述遂往往異化成為晉升手段或沽名釣利之工具。應知歷史不僅是人類集體記憶之載體，而且是人類集體智慧之寶藏。我們需要着重發掘者不僅是歷史真實，而且是蘊藏於史事之深處的智慧。總之，惟有智慧者始能發現大智慧，惟大智慧之發現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問：2006年9月，您應邀前往西北諸高校講學，多次提到『走近歷史的原生態』這一命題，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共鳴。請問您這一命題的主要學術內涵是什麼? 答：走近歷史的原生態，是我2005年10月在『「近代中國社會群體與經濟組織暨紀念蘇州商會成立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中提出來的。近年來，藝術工作者提倡藝術的原生態。他們深入少數民族地區，發掘、整理民族歌舞，為藝術的發展和創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從中產生一些聯想，將流行的『原生態』一詞借用到歷史研究中來，主要是強調歷史資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對歷史研究的重要。『原生態』的提法切中時下史學界某些論著不重視發掘史料、不重視運用原始資料的浮躁之風。 走近歷史的原生態，首先表現為重視史料，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我一向主張對重要的史料必須讀原文、讀原本，尤其要考慮文本的完整性。任何史料的選集、匯編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壞了其原生態。只有充分運用原生態的史料，史學著作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保持它的生命力。僅僅依靠或主要依賴他人利用過的『二手貨』，是難以獲致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的。其次體現在重視解釋，追尋研究對象的原生態。任何史學研究都涉及到對歷史對象的解釋、判斷與評價問題，研究者的最理想境界是儘量減少個人的主觀因素，保持價值中立。歷史研究的最終訴求是求真求實，而歷史的真實就是歷史對象的原生態。我常想，歷史究竟應該研究什麼?簡而言之，就是要探索歷史的原生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原生態，就是其本來面目，就是其真實狀貌。 問：2004年11月，您在暨南大學『星期一史學沙龍』上作過一次精彩的學術報告。報告會的點評人馬明達教授非常欽佩地說：『在20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史學家中，章太炎先生與章開沅先生這兩位大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共通之處。他們不僅自己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而且培養出了大批享譽海內外的優秀弟子，形成獨特的學術門派。』您桃李滿天下，對今天的許多年輕人而言，提到桑兵、馬敏、朱英、虞和平等人的名字，如雷貫耳。請談談您是如何培養學生的。 答：馬明達教授當時說這番話的時候，可講得我有點坐不住了啊!他竟然拿我與章太炎相比，豈敢豈敢!不是崇拜古人，章太炎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學問家，可我是學無所成啊!我的學生中的確有些人在不同領域做出了成績，也有人覺得好像是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怎麼說呢?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可不能算得上名師。我現在有隻眼睛近乎失明。學歷史的人很多都是如此，從左丘明失明算起，史家患眼疾者甚眾，包括現代的陳寅恪、白壽彝、唐長孺等，都是這樣。這個話題不能講多了，講多了可能就有人不願意學歷史了。實際上，我現在生活得很幸福，沒有受到眼疾的困擾。 談到學生們的成績，主要是靠他們自己爭氣吧!如果說我起到了點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給他們營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比較享有更多自由思考空間的環境。同時，我也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到外邊更大的講壇上，包括國外的學術講壇上展示自己的聰明才智。不是自我表功，我本人不是一個很好的學問家，但是我願利用自己的經驗和積累的知識幫助年輕學生更好地成長。同時，我主張任何學術研究都需要多視域、多維度、多元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學術的健康發展。所以，我的學生來源也比較廣泛，既有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又有來自不同人生閱歷的，還有來自不同工作領域與崗位的。而且，我非常尊重學生個人的人生價值追求與個人職業選擇，不是要求他們個個畢業後都從事史學研究。這樣一來，又有人將我培養學生的方法歸言為『有教無類』。這我哪敢當! 我有一個原則，就是只講自己能夠做到的話，不講自己做不到的話。我曾有一句話就是專給學生講的：科學無禁區，如果你選的課題有爭議，但又確實有價值，政治責任由我承擔，學術水平歸你負責。其實我至今仍需要頂住來自很多方面的壓力，包括中國基督宗教史的研究都很有壓力。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像魯迅講的那樣，年長者肩負起黑暗的閘門，讓年輕人走向光明的未來。 另外，我們培養學生，比較重視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與討論，提倡多開設討論課。如今，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又發展成研究生論壇。這個論壇一直堅持下來了，不僅是本校的論壇，還發展成海峽兩岸的、兩岸三地的論壇，很多人參加。這種論壇是很好的。實際上在我讀大學本科時也有類似的論壇，但那時叫讀書會，是學生自己組織的，不一定有老師指導。所以，過去很多有效的做法，我們現在都在繼續發揚，並且有更大的空間來發展。 再有一點就是，我與學生保持很好的聯繫。或許可以稱之為追蹤關懷。我們是一個凝聚力很強的群體，是師生之間既相互平等又相互關愛的隊伍，而且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一種家庭式的溫暖。 我也知道，有些人認為我對學生、對學術研究的要求很嚴厲，怕我講的一些大實話妨礙一些人的學術乃至事業上的前程，所以對我敬而遠之。實際上，我這個人也很有人情味，大家不要怕我。 收稿日期 2006―09―20 作者陳才俊，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