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讓現代文明在中國土地上生長(1)

摘自【鳳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作者：特約撰稿員 武雲溥 本文有摘編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對於當下中國發展路徑有着深刻的思索，這種思索是建立在一系列對當下中國社會現況的研究基礎上的；面對歷史對現實的感召，面對生存與發展的期待，袁偉時教授針對當下發展的深層根本課題，近期，答【鳳凰周刊】問；以下是其觀點全文：

儒學裂變與工商文明的抗爭

鴉片戰爭以後社會思潮變化是比較複雜的，然而主線很清楚：一個是儒學裂變，另外一個是西方的思潮進入中國。 『經世致用』是儒學的一個優良傳統，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碰到的問題在中國原有的知識框架裏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應對自如。但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面對的是嶄新的思想文化體系，兩個體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國不如外國』。這種情況下，必然面臨知識更新問題。有好多開明的官僚、士紳，用『經世致用』這種思維方法研究外國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這對中國轉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經世致用』的前提，是堅持中國文化的原有特質，尤其是『道』不能變。於是它也可能變成抵抗外來思想的堡壘，從而產生很多矛盾。

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馮桂芬為代表，提出『中體西用』的綱領，在當時來講是很先進的，但沒有成為主流思想。問題在外國人即所謂『蠻夷』與華夏民族之間的關係定性。大部分人堅持認為，華夏文明從根本上比蠻夷文明高尚、高明。我們現在還在堅持『天朝上國』的思維定勢。這方面問題非常嚴重。一些著名學者，認為『師夷長技』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廣東的梁廷是學界重鎮，他撰寫的【粵海關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的【海國四說】和【夷氛聞記】也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國，不是頑固派。但他堅決認為：『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師夷長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夷氛聞記】)直截了當批評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是對天朝的侮辱。這表明儒學要應對外來的挑戰，阻力非常大。不要講整個制度的改革，就連細微末節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礙。鴉片戰爭之後，基本的問題是原有的制度、傳統的觀念，成為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有些人把外來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礙。外來侵略當然要反對，但唯一的辦法是先學習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維新走的就是這條路。我們卻走向另外一條荊棘密佈的路。

思想上的障礙主要是『天朝上國』不用向『蠻夷』學習，相應地頑固地堅持以三綱為核心的宗法專制體系，極力阻礙中國人衝破網羅成為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華的權利主體。從制度上來講，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抵抗商業化――市場經濟制度。什麼東西都是政治掛帥，什麼東西都講儀禮、體制――那些不是實質問題，只是一些很枝節的東西。現在看起來很好笑，當時朝野官紳卻認為是關乎國家體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業化，導致很多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都被拒絕。比如，鴉片戰爭以後，外國的輪船進入到中國來，開始搞航運業。這時候中國的商人非常敏銳，馬上冀圖發展自己的航運業，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紀，很多所謂外國的航運企業，大批資金是中國商人的，其實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資、合資企業，一模一樣啊！李鴻章是中國航運業很重要的推動者，創辦了輪船招商局。但是19世紀60年代，商人們申請購買輪船發展航運的時候，他死活不批准，實際上限制乃至剝奪了公民的經濟自由。

商業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毀舊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革。但它在中國不能順暢發展，不是中國商人不敏銳，也不缺經商的才華，問題在官方要壟斷經濟活動。一直到今天，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發達國家，國有經濟佔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一般都沒有超過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較多。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比重高一些，也不過百分之十左右。另一個基本情況，全世界的國有企業，大部分辦得不好，虧錢的很多。有些國家比如新加坡，國有企業辦得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裏，364萬多人，面積相當於香港70%，人口約一半，這個城市國家本身就像一個大公司，不具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