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讓現代文明在中國土地上生長(2)

中國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國家統計局發布一大堆數據，證明中國現在沒有『國進民退』。但銀行的貸款大部分給了國有企業，投入和產出很不相稱。中國人創造的大量財富，投入到產出不高甚至虧本的國有企業裡面。而與此同時，民營企業雖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卻依然以它本身頑強的生命力，占據整個經濟的相當大分量。政府應該盡職盡責，努力支持民營經濟，不要再上演虧本國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誕劇，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抓住這個關鍵，才會有真正的經濟轉型，中國的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

從維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憲政

官方確實有些變革，比如辦工業，既辦軍用工業也辦民用工業，但還是官僚壟斷。有些企業明明是私商辦的，也要『官督商辦』。鴉片戰爭後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領域都有所變革，但是都非常艱難。經濟領域的變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場經濟。對清政府來講這是非常困難的，它認爲財富應該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願意民間成爲經濟活動的主體。中國歷史上商人有多次發展海外貿易的衝動，官方竟然狠狠打壓：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貿易，甚至船上帶糧食、鐵器都有數量限制，正常的商業變爲犯罪。把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盜，中國喪失掉轉型的強大動力。可是西方國家官商合夥，武裝起來，依靠商人進行商業冒險活動，成功發展起來了，推動現代社會成長。中國傳統文化與這些格格不入，經濟領域的這些束縛，鴉片戰爭以後繼續在發揮作用。

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經濟、私人工商業、私人大富豪，都是應該打擊的對象。

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就提出來，官辦企業辦一兩個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給商人去辦。19世紀60年代郭嵩燾則說，發展經濟，一定要靠私商，一定要處理好私商與政府的關係。到70年代，鄭觀應更大聲疾呼，不但要靠私人來發展經濟，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輪船，也應該交給私人去經營。利益決定私商認真經營，提高產品的質量，否則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這個問題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再加上傳統文化裡面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鐵路，就不能經過某些關口，說破壞了風水，給外敵入侵開路。特別是皇帝的陵墓附近，方圓百里都不能修鐵路，以免驚動先帝！

甲午戰爭，中國人歷來看不起的小國日本，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以後，官方才轉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他們就轉過來了。到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等人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視市場的完善。但是，到了國民黨統治時代，又逐步進入官辦企業壟斷時期，這個影響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消除。在經濟領域，不管辦什麼企業，總要官方批准，設置很多障礙，爲貪污腐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辦企業的難易是判斷國家和地區開放程度的溫度計，非常靈敏，非常準確。

在維新思潮起來以前，以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爲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張，其中包括要開國會，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了。馮桂芬、郭嵩燾他們也一再提出，要解決『君民阻隔』問題。先驅們一再批評學西方，沒有學到根本――根本在哪裡？在他們的市場經濟，在他們的國會，在他們的民選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們的法治。這些我們都沒有學到手，官商之間，官民之間，關係就不正常了。

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仿佛變了一個人，她推動了中國各個領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後十年的新政，進行了五個領域的大改革，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績最顯著的是教育改革。廢科舉，將中國教育推入現代教育軌道。第二是經濟改革。從原來著重發展官辦企業，變成支持私人企業的發展；各級政府非常賣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第三個是司法領域的改革。廢除傳統的中華法系，引進大陸法系，確立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制定了民事刑事訴訟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變行政、司法不分的傳統，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檢察院，推動司法獨立。第四是外交體制改革。徹底拋棄『天朝上國』觀念，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組爲外務部，和異邦平等相處。第五就是政治體制改革，預備立憲。官方從上到下在全國進行公民權利義務和憲政教育；這樣大規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以縣爲基本單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諮議局，中央成立資政院，讓中國人和軍政大員逐步適應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