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讓現代文明在中國土地上生長(4)

市場經濟加現代文明知識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權利意識，成為制度變革的強大基礎。比如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國一成立，那些軍政大員包括原大清帝國的高官，異口同聲都是民主，法治，軍人不得干政，司法要獨立。儘管他們說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馳，但在思想觀念上也認為現代政治制度是對的，不遵守是理虧的。民國初年那些軍閥要執掌政權，都要想辦法利用國會。大家不是罵曹錕賄選嗎？另一方面說明他知道，想要當大總統，還是要收買選票――有了投票這個程序，統治才有合法性。

民國初年中國憲政為什麼不能鞏固？很重要的一點是國民黨太幼稚，太極端，是當時激進主義的代表。孫中山是國民黨主要領袖，他不顧客觀實際硬要發動二次革命，不但國民黨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憲政的進程斷送了。民國初年實際主持國民黨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當時所以能夠實現南北統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協，同意只要袁世凱支持共和，就讓他當大總統。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立即打電報給袁世凱，重申虛位以待，未來的大總統非你莫屬。1912年8月，孫中山、黃興到北京面見袁世凱，雙方達成默契：未來十年，讓袁世凱當大總統，孫中山他們則去發展實業，修20萬里鐵路。

可是以宋教仁為代表的國民黨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他們力圖通過選票，一下子把權力從袁世凱手上奪回來。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這個幼稚的想法從民國元年就開始出現了。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實行的是總統制。當時宋教仁曾經提出來要實行內閣制，孫中山堅決反對。但是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了，宋教仁他們在孫中山支持下，馬上變臉。沒有和袁世凱商量，就制定【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無非是做好圈套讓袁世凱鑽：當虛位大總統，國家權力仍然在國民黨手上。後來更發展到打算不讓袁世凱當大總統。有人主張黎元洪來當，有人主張黃興來當。不管是黎還是黃，內閣總理都將是多數黨領袖宋教仁――這就是要改變當時整個政治格局。國民黨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讓民主政治走上正軌，而是一下子就想通過政體的轉變，把行政權奪回去。他們沒有考慮，實力最強的袁世凱和北洋集團會同意這樣的改變嗎？如果不同意，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軌道，要特別注意這種激進主義。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人批評激進主義。我說批判激進主義是對的，可惜找錯了對象：那些朋友以為思想啟蒙、宣揚現代政治的進步觀念，就是激進主義。於是，起勁批評新文化運動。錯了！激進主義的代表是國民黨，是那些力圖立即奪取權力的革命派，他們才是不顧實際的魯莽的激進派。倘若按照清末憲政的路子，循序漸進，推進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議會，民主憲政會從中國的土地上慢慢生長出來。但是年輕的革命黨人不顧實際，造成很大損失。結果是一再走回頭路，一次又一次從原點再出發。

歸根到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惰性。一言難盡，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東西是瑰寶；所有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都應該保護起來。至於哪些進博物館，哪些在現實生活中繼續生長，那是自然選擇過程。讓各種文化兼容並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預公民的創造和選擇，文化就健康成長了。歷史的教訓是老百姓喜歡的，有些人總是搬弄『民族大義』之類的大棒加於打擊、壓制。褲腳多寬，袖子多長，扣子應該扣幾個，成了純潔與腐朽的分界線！文明，文化，沒有國界。我們一再選擇錯誤的道路，說明現代文明在中國始終沒有真正植下根來。現代文明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在自己的進程中總是不斷出現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怎麼解決，人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包括發達國家也在不斷摸索、改進。比如從19世紀乃至更早就不斷折磨人類的貧富差距問題，經濟危機問題，人類為什麼會自相大規模殘殺？如此等等。年輕的中國知識階層一打開國門，就面對世界性的難題。可是，中國沒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來解釋這些問題，於是只能夠變成那些極端思潮的擁躉。

你學和拿的時候，又不是學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論怎麼變，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護財產所有權是不能變的，這是現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線。守住現代文明的底線，局部錯誤是容易糾正的。比如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一大批企業國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線，看到國有企業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國，面對世界性難題，搞出一個羅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澤東主席讚賞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就把人類文明推進到新的階段，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融合，最後以1991年蘇聯的瓦解吹響冷戰的終結號。也就是說，我們考慮歷史問題，還是要着眼世界文明發展的全局。